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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家来读文言“愚公移山记” [打印本页]

作者: Aiming    时间: 2007-4-27 11:28:56     标题: 大家来读文言“愚公移山记”

N久没来发贴子乐。大家来读篇文言吧。可不是明清小说的那种风格,是秦汉或先秦的文言风格。

这篇“愚公移山记”是我的一本新书后的附录,书是讲软件工程的,怕大家说我做广告,就不贴了,有兴趣的自己去找便是。


下面开始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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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记(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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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行王屋,二山本一,亘冀晋之南。周公还政十年,北山愚公公输,志欲平之,移土石于渤海。工程伊始,河曲老者端木,素闻齐东有海盐之市,故令子启荷担而从,将易之以茶布。越四年,有京城氏者孀复命子初随焉,学于鲁。

公输移山三十载,未曾损之一毛。时京城初习得冶铁、制车之术以归,愚公长子旦故往见,求之以粗铁之器、车载之法,工程始速。时端木启适有余财,遂以南山之铁、北山之木,佐初制器,输于晋中以易茶,复于燕北以易马。适周伐犬戎,车马腾贵,端木氏得骤富焉。

又三十余年,公输人逾数百,车有百乘。晋大夫异而往察。端木博告之曰:“公输尽家资以利民焉,晋王若轻之,必难服众;若重之,人将仰颂。且夫晋南得通,不唯民便,国且是赖,利难尽言。”大夫返,说于王,事遂得行。王令公输监之,遣役三千以助,劈山有十丈,筑路二百里,以通南北。太行之北自此有郡,名曰广野。

端木博遂置茶酒之肆、车马之驿,南茶北马,富甲晋南。京城初则晚隐于鲁,著《论事》百篇,有工艺、事体、群策,卷各三十,余者俱佚。


【二】

又四十余年,京城晰游学五十载,乃返晋南。时工程且半,晰见壁立十丈,岌岌危也,遂亟寻公输召而问曰:“若乃山洪暴泄,崖壁曝蚀,事有可忧者。”召亡以应,使告端木远。远遂谏于司空曰:“请与三十丈,辅以河道,使沁通南,可无虑也。”司空请于王,其计复行。其后六十年,公输召为匠官,子否继任,工程浩叠,无以复加。时与邻交好,端木远遂市利于诸国,资财愈充。

京城晰逝后四十年,孙礼返。公输否、端木方往见。礼问曰:“晋南恃太行,始无战端。若山南开,虞、魏、原、邘、雍将列阵以待,晋其危矣。”方笑而应之,曰:“时豫南晋北之道,商旅盈塞,何必唯战?公且安,毋使否忧也。”否谓方曰:“吾家百年之事,安能一言废止?”遂拜而辞。公输归,方复进于礼,曰:“公之所忧,乃系乎民命,敢乞公且勿知于王。”又详以利害,再拜而请。礼遂然诺。

后数十年,端木氏广疏其财于齐、鲁、燕、越诸国,故虽富而不显。京城礼归仕于鲁,著《观势》十篇,言十势,曰顺逆、缓急、强弱、得失、安危。间及临险通变之道,乘势策略之法。


【三】

献侯二年,公输氏功成,晋、豫之南北遂有太行、王屋二山。是年商旅南来者云集晋中,王喜,授公输同广野司空;明年,晋涝,水南入河而国无灾,王复赐同金百斛,封广南大夫。又三年,邘、原、苏则盟于广野,伐晋。太行南北始有战事。王怒,谓公输同通敌,论死。

京城宜趋见端木长,曰:“昔先父诺于端木,故有今日之过也,君若垂怜,敢不衔环!”长曰:“令尊何过之有?”宜答曰:“若先父未允端木,而白于王,无有今日。”长曰:“先父尝言礼公厚德,故吾家得五十载以生聚。礼公所谓知时审势者也,焉有过哉?”宜曰:“然太行不开,战事不起。若家父阻于前,焉有今日?”端木长笑而答曰:“大凡事体,自宜顺势行之,岂可逆焉?昔诸公之所以为德,今广南之所以获罪,盖乃世局诡谲,时势固然,岂令尊所能逆,又岂诸公所能料也。故先父度情而备时用,广布币帛,用在四邻,所为者今也。”京城宜疑而问曰:“然则先生何以救之?”端木长笑而不答。遂行于冀鲁燕齐,无有知其事者。

期年,王三伐广野,未果。端木长备三军之甲、金以十乘请见。王喜而欲爵,辞之,曰:“吾世与公输氏知,邘、原之兵,非所见矣,敢以公输请于王。”王艴然曰:“乃无顾于通敌论耶?”长曰:“长若欲通敌,何必来献?固以此甲胄资财,用听王命。”王意稍解。长进曰:“长闻昔有人焉,市以矛盾,誉其矛铦,夸其盾坚,或问之曰:‘以其利坚相击,若之何?’其人无以应。然愚意以为矛用歼敌,盾以御敌,初不相攻,何有两难者。凡物之用,唯在人耳,物无其人,胡尽全功?夫广野者,取道而伐,据关而守,若守若攻,唯在王尔。故今日之所忧者且为明日之所以喜也。若昧于事理,但以喜忧者论赏罚,必为反复。此恐将有亏于王命矣。”王曰:“然则如卿之言,不察于时事,则刑法之用何也?甲胄之用何也?”长笑而前曰:“惟在用法而已。若能不以甲胄而靖广野,王可不以刑法而罪公输乎?”王诺。

端木长曰:“王都曲沃者,在西定犬戎,南安虞魏。广野犄东,王伐之则远都城。故乱在东而患在西,左盼右顾,何胜之有。”王曰:“诚然,奈之何?”长曰:“若假力他国,以为晋用,则国可安于一策。夫邘国之右有雍,若与其交好,以共谋邘,则邘危而晋安矣。”王诺。长遂持节往,说曰:“雍若攻邘,晋必往助。邘敝,雍之利也。”长又令京城宜往邘,请见,言于王曰:“王安知邘国之危耶?吾自东来,于雍所见者,皆竖耳以听,立待邘人广野之疲,王岂知之?”邘王大惊,未几,刺得晋人果欲助雍伐邘,骇而收兵。端木长复使于单,曰:“公辅天子以定王畿,晋以天子故莫敢造次。然今晋有原、苏之忧,广野危已,公岂无顾?若晋兵决意向南,则必贻天子忧,吾公何以处之?”单公恐,遂挟天子令往说诸国,兵弭,广野始安。


【四】

晋王喜甚,欲赐长爵。长辞之,曰:“虞魏在侧,此一时之苟安尔。”王询其计。对曰:“邘王性疑,予故制之以诡。而虞王短视,犹待以饵啖之。如是,晋可安矣。”潜使京城宜说于虞。

宜见于王,曰:“晋之南,有魏、郇、焦为强国,皆欲将兵北向。凡兵争之地,未能久持。虞以举国之众,尚无一师之军,用以战守,胜则地未足有,败将无以却晋。故王所战而后快者,是赍金与敌,助其伐己尔。”虞王异之:“何谓伐己?”宜曰:“夫虞于晋魏之间,如魏之咽喉,虞之不靖,魏且不安,与其长遗国忧,宁毋去之后快?亦如晋之胫踝,人无胫踝,犹将倾覆,晋王无虞,岂得优容?故必厚虞以为己利。而王乃伐之,是适足以为魏喜,此其与夫资敌军而寇吾国者,又何异哉!”虞王闻之,未知所从,但问安虞之计。宜曰:“今战且不宜,愿以固守,修好于晋,待机南图。王若不弃,臣愿往说之。”王闻而喜,令使于晋。

京城宜归,禀于晋王。王以新败,愤而不允。端木长逡巡曰:“臣教宜所图者,便在用间虞魏。虞魏交恶,于晋之利,何啻十万军?”王赞。遂厚赂虞王以为盟,晋南得安。王依诺,赦公输一族六百余人以筑广野,月余,关成,使就地守备,以服罪焉。

后端木长为中军辅政,病笃,王视其疾,问以南疆,长曰:“夫远伐必先安邻。晋虞之盟,战守皆利。异日势若有变,王可假其道以伐魏焦,归乃灭之,以不余遗害。其后师出广野,南始无忧矣。”言竟而逝。王以诸侯礼葬之。后虢灭魏,晋伐虢灭虞之事,无出长之算矣。

王欲封京城宜,宜辞而隐,著《趋避》千言,论以方略宏旨,时局大观;尽述运筹思度之方,斡持事端之宜。


【五】

公输氏守城四十年,晋兵多南向,或间原、邘,或伐二国,以为制衡而已。冀、豫间每苦之。时申侯伐周,幽王自谥。诸神以下情禀帝,言及晋南,食梦之神曰:“若并太行、王屋,则无关隘,遂无战事。”操蛇之神则曰:“今并二山,宁知后无复分之者?与其合而又分,莫若分置焉,而关隘乎亦无。”帝遂命夸娥氏二子负太行于朔东、王屋于雍南,是故天震地动,平王东迁,世乱三百岁。

又150余年,列子游,经太行,闻有目夷氏者尝着书,一年成《公输诸公记》,十年成《目夷京城氏集注》,三十年成《释智》,遂拜而学之。目夷氏故问焉:“何谓‘愚’?”。列子抿须而笑曰:移山取道,筑关自守。不知其始,非知所终,是为愚也。复问“智”,列子仰而叹曰:“非土石者技之所实,亦非锱铢者利之所虚。车马无缰,道而驰之,无有倾覆。斯道者,智之所在矣。”

目夷闻言,遂笑而焚书。
作者: Aiming    时间: 2007-4-27 11:36:16     标题: 幕后故事:“愚公移山记”人物篇

再来一篇幕后故事:“愚公移山记”人物篇,真接从我的blog挖过来的,多余的字儿就不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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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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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记”文言和白话两篇附录,是《大道至简》第二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我们这些读惯了技术书的人,大概是不会象文科生一样,一边考证着一边读古文,因此这篇“愚公移山记”中的背景,怕是没几个人会晓得。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知识,那么读起来便不会有什么意思,不会知道其中的含义。

因此接下来的“幕后故事”,我将用一系列专题,来讲讲这个“愚公移山记”是如何写成的。
你可能不会想到,这将涉及到历史、地理、军事、文化、政治、科技……等等非常多的内容。所以,接下来的讲述,将会非常精彩。不过,对于不愿读史,或不愿读书的人来说,怕是有些无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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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愚公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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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决定要重写“愚公移山”的故事,但到底要写成什么样子呢?下面先给出一组数据来说说新版“愚公移山记”的复杂性,新的故事包括:

1. 从西周到东周(春秋),前后400多年的时间跨度;
2. 愚公、智叟、京城氏(后为目夷氏)三族、六代人之间的交往与冲突;
3. 讲述到十五个诸候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十二个地、域名;
4. 涉及历史、地理、文化、职官、器物、人物等诸多方面的考证与考据;
5. 讲述到工程的起因、变更、风险、决策等多个方面;
6. 涉及制衡、诡诈、离间等多种军事谋略,以及复杂的多国关系、地理形势等的分析;
7. 虚构了十九个人物,其中十二人虚构了姓名;
8. 涉及了十四名真实的历史人物,起至周公,止至列子;
9. 除原寓言中的四个神话人物之外,新增一个神话人物;
10. 讲述到六本书,后来六书俱焚。
 
在新的故事里,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移山不如开山。愚公的最初想法是要把山移平。但从道理上来说,这个目标设得不对,因为愚公的问题是“出入不便”,既然只是行路难,那开条路就好了,为什么要把整座山给平掉呢?因此,“愚公移山记”其实在本质已经把“移山”改成了挖山开路。这使原本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变成了“可以实现的工程”:劈山十丈,筑路二百里。
但一个工程“可以实现”并不等于它能顺顺利利地被做完。我们很快看到,工程导致环境破坏,又没有防灾措施,所以工程很快又被扩大了:(劈山)三十丈,辅以河道。

但接下来我们又会看到,原本为解决“出入不便”的问题的开山、筑路的工程,换个环境,却成了国与国征伐的途径。当京城氏提出这个风险时,愚公浑然无觉,而智叟立即看到其中的问题,决定劝阻京城氏,一方面不要告诉晋王以躲避当下的危险,另一方面分散钱财为将来谋划。

又过了几十年,愚公一家终于把山挖开,并因此得以封官赐爵。但随后,正如京城氏所预见的发生了战争,愚公因此获罪。后来智叟与京城氏展开营救。退兵之后,愚公一家被罚在挖通道路的地方筑城守关,智叟则官拜中军辅政公,而京城氏归隐著书。又过了一百多年,京城氏的后人在关隘前著书立说,志欲解释智慧的奥义。时列子行经太行,释之以“道”。
 
在新的故事里,随着移山工程的推进,事态在不停地变化。随着这些变化,各种人物纷纷出场,或推或阻,或获利或获罪,瞬息变化之间,世事已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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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愚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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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有姓无名,他复姓公输,长子叫公输旦——随便提一下,京城氏与端木氏的第一代人物分别名为“初”、“启”,与这里的“旦”相同,都是事物初始的意思。
但为什么愚公要复姓公输呢?

各位应该记得《大道至简》第八章中讲了一个人物,著名的鲁班,也就是公输班。是的,没错,这里的愚公取公输作姓氏,原型就是鲁班。第八章讲到鲁班的“工匠思想”的三个方面,在这篇“愚公移山记”的公输氏中,也都是得到一一再现的。
 
例如讲到京城初游学回来,学到了冶铁和造车的技术。这时公输旦去求见京城初,却是“求之以粗铁之器、车载之法”。也就是说找人家要的是铁器的实物,以及车辆运送的方法。这里便说的是工匠思想中的“以工具之利为恃仗”,和“以技法之巧为较量”。——你想想,为什么愚公不去求取冶铁之法,造车之技呢?

如果第一代愚公是求“冶铁之法,造车之技”,那么愚公就不是愚公,而成了京城氏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下一小节再讲。

除此之外,公输氏还有一些管理或工程中常见的问题,例如没有风险意识、没有应对风险的策略等。但更重要的是,愚公始终将这个工程视成一人一事,因此对任何风险或者目标的变化都全然无备,因而会说“吾家百年之事,岂容一言而废之”。看到这里的愚公说“我一家人(吾家)”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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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城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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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愚公这个人物有原型,估计就有人想到智叟与京城氏都会有人物原型。是的,没错,这几家人都是有原型的。不过这里,我们先说京城氏。

京城氏这个人物的原型,我在再版前言中其实是专门交待过的。在前言中,我说“京城一氏的后代中,有很多复祖姓目夷的人”。为什么我要单独地提交京城氏祖姓目夷呢?因为原来的寓言中,特别交待过“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所以我不得不用“京城”这个姓。但我实际上想用的是“目夷”这个姓来铺垫人物原型,所以这里要讲“京城氏祖姓目夷”,而这个故事末了,也取目夷氏在关隘前著书,以呼应这里的背景。

“目夷氏”又来源于哪里呢?

多读史书的人大概会知道,墨子(墨翟)就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这里取的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观点,说的是“目夷”原为商族的小国,目夷国后并入周代的小邾国,成为宋的属国,宋襄公封他的侄子在目夷国,后名之为目夷子,姓氏便从此而来。“目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滕州境内,现在还有“目夷君墓”、目夷山、夷河等地名。

所以在本书的“愚公移山记”中,京城氏就是目夷氏。而这个原型,就是墨子墨翟。

 
京城一氏,总是不断游学、出仕和归隐。

从京城初开始,他先是游学,求得“冶铁之法,造车之技”回来,然后投之于实践,助端木氏经商,在晚年的时候将这些经验写成了“《论事》百篇”。《论事》这个书里,讲的是有制造的工艺、做事的方法和团队的管理与策略。这里应该发现,京城初是一个从实践出发,又归于理论的实践家,精通实战又有管理经验。

接下来,第二本写成的书叫“《观势》十篇”,是京城礼发现工程的军事隐患、又“归仕于鲁”之后写的。这本书背景中,京城礼已经是富远见、知时势、有谋略的人物了。

京城氏的第三本书叫“《趋避》”,只剩下“千言”了(哈哈,越写越薄)。这本书“论以方略宏旨”等等,已是极高的智慧了。这本书的背景呢?则是端木方、京城宜解了广野之危,以至于连几百年后的“假道伐虢”,也在算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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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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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叟这个人物的原型,从行文中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但他的姓氏和行事,还是透露了一些端倪。这个原型,其实是孔子门生子贡,也就是经常在《孔子》文中看到的“子贡问曰”的这个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其人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办事通达。他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善于经商,被称为儒商之鼻祖。自明朝起,他也被称作“先贤端木子”,所以也是先秦诸子之一。

智叟端木氏具有子贡的这些人物特征。最开始,他听说齐国东边有交易海盐的市场,便让端木启荷担经商。到后来京城初习得冶铁制车的技术时,端木启已经通过经商而“适有余财”,于是开始利用京城初的技术来制造“高新技术产品(铁器、车具)”,铁器换茶、茶换马,而适逢战争,车、马值钱,端木氏因此速富。

到后来,广野建郡,端木博就开客栈;与邻交好,端木远就在诸国间经商(国际贸易呵呵)。由这些可见端木氏有商业眼光,善于投资理财。

这还不算。端木氏能洞察时势,顺势而为。当京城晰说挖开太行有刀兵之祸时,端木方就开始把钱财疏散开来,因而“富而不显”,弃虚名而守实利。因此当愚公挖开了太行山时,摇身一变成了“广南大夫”时,智叟一家已经默默无名了,而后来晋王责公输氏通敌时,也就没了端木一家的份儿。
 
如果端木一家仅是如此,不过是狡兔三窟、营商守利的奸滑之徒罢了。但接下来,当京城宜来求救时,端木长笑着说:“先父度情而备时用,……所为者今也。”也就是说,当年端木氏把钱财藏起来,并不是为了敛财,而正是为了在五十年后挽救公输一家人。可见端木行事,并不逃避或者推托,而是谋定而后动。

再下来,端木长游说晋王,说:“广野这个地方,你说它是路,可以通过他讨伐南方;你说它是关,也可以镇守南方。但是用来攻伐还是据守,却取决于大王你自己的意思。”端木长首先把一个客观的因素,变成晋王对事物的主观看法:你认为他是有利的就有利,认为不利就不利。并且以此推出一个假设,说:“故今日之所忧者且为明日之所以喜也。”也就是说,你今天为有它烦恼,今后却要因为有它而开心。但是,读到这里的人就该想了:这不变成了晋王是在以自己的喜忧来论愚公的功过了吗?的确,端木长因此就说“此恐将有亏于王命矣”。那意思是说:你如果这样做,对大王的声誉也是不好的。这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端木长的诡辩之才。
 
但如果只是诡辩,也不足以救愚公。因为后面还要出使雍国、单国,还要解广野之危、解魏焦之困,这些都不是诡辩可以解决问题的。而端木长看来也精擅纵横之术,联合雍国以牵制邘国、出使单国而瓦解敌盟、以及后面的分裂虞魏等等,端木氏用的可是军事计谋,而非一时的巧言丽辞。
其实这些构思,仍然起源于他的原型子贡。子贡“常相鲁(国)卫(国)”,他的政治才能,在孔子弟子中也是居首。子贡为解鲁国之危,赴齐、吴、越、晋四国,引祸他人而四国不疑(四国国君对他所作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最终呢?《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十年之中,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五国的形势都大变。其纵横之才,不让于后世之张仪、苏秦。

而“愚公移山记”里的端木长解晋国之危的策略,与子贡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根据晋国所在的地理形势、邻国关系等等,端木长使用的具体策略也就不同。关于这一个故事的详细分析,我会放到“幕后故事之军事地理篇”中去讲。——本篇嘛,重在交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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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时出现的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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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这个角色着墨不多,也没有什么原型。但是晋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决策者,他总是在最正确的时候决策最正确的事——虽然他不见得有什么“远见”。

晋王的第一个(也是最正确的一个)决策是虽然同意启动移山的工程,但是把工程的目标改成了“劈山有十丈,筑路二百里,以通南北”。也就是说,目标是“通南北”,方法是“劈山筑路”。晋王看到了南北沟通的利益,也定下了一下可实现的目标。而且落实到方法,也基本可行。

晋王的第二个决策,是在工程中出现环境风险,需要扩大规模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是山体危悬,山洪也无处可泄。这并不影响工程的目标,而且在技术上也有规避之法,因此晋王同意扩大工程,使之拓宽到三十丈,并辅修一条河道。

当工程竣工时,晋王赐给公输同大官;当河道畅通,民无灾殃时,晋王赐公输同以爵位。这体现晋王取人之技,取民之心的特点。为什么呢?赐官和封爵并不一样,官是职司,并不世袭;爵则有封土,可以世袭。当公输一家挖了几百年的山,于民得利,赐官以彰其技;而河道畅通,救生灵无数,赐爵才是应民心之举。至于再后来,当广野招来敌祸时,公输同被问了死罪。看起来不合理,但大抵也是政治上的惯常手段。
 
其实有趣的地方并不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看,当端木长诡辩,把帽子扣到晋王的头上时,晋王问了一句:“不察于时事,则刑法之用何也?甲胄之用何也?”那意思是说,如果不审查当下的事情来判断得失,那么刑法就不能惩治有罪的人了,而甲胄也就不需要装备着来御敌了。晋王显然很清楚端木长的诡辩之道,并没有受到迷感。而端木长也顺势将话锋转开,说的是:“这只是在于用法的不同而已。”接下来又反过来问道:甲胄如果可以不用来平息战争,那么是不是刑法就可以不用来定罪公输呢?

这里其实已经不是诡辩了,而是在讨价还讨。只不过顺着更前面的话看来,好象是在说理罢了。但晋王三伐广野都不成功,当然急需一个“不用甲胄”的法子。所以这里“王诺(晋王答应了)”,未见得是“诺”于端木长的诡辩,而更多的是从端木长的身上看到了消弥战端的希望。

接下来,端木长使邗(由于是“出使”,当然是要晋王授权的)、单,以及后面瓦解虞魏联盟等等,晋王适时地、正确的作出了决策。除此之外,晋王赐爵给端木长,不受;再赐、不受;最后端木长官至中军辅政(职官的最高阶)。晋王可以说是识人用人,因为爵虽有封地,但未必参政;职官则主理国事。所以当端木长献来金钱时,晋王赐爵;当端木长展现军事、政治才能时,晋王拜为高官。
 
“愚公移山记”中的晋王未必有才,也未必有智。但他总是很清醒,是典型用人冶世的君主。但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工程中,真正的决策者可能才智兼备,但未必清醒。大多数时候,“不清醒的决策者”或者是宥于枝节,或者是耽于已见。真正知人善用、用人不疑,以及知事之大体的“晋王”并没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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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愚公:矢志如一的执行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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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总是说:做事要有始有终、要有恒心有毅力。但是在“愚公移山记”的这个故事里,愚公一家怕是最矢志如一的了。我们也在总是讲执行力,说凡事要做实,要先做后说,落到实处。同样是在“愚公移山记”里,我想愚公一家也是执行力最强的了。

然而愚公公输氏一家,尽二百余年而不成其事,到后来却要端木、京城去救他出狱才成。

这是为什么呢?
 
说到底还是鲁班的那种“工匠思想”的问题。在EHM图中,最左侧是以“程序=算法+结构+方法”为核心的角色,他们的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在“愚公移山记”中,公输氏世代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实现”:就是要把山挖开,挖条路。以至于到了后来,他们都忘掉了目的,忘掉了需求,他们只剩下了“实现的欲望”。——当太行山被挖开时,他们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忘掉了两百年前定下目标时的需求:出入之迂。

目夷氏在向列子问“愚”时,列子说:“移山取道,筑关自守。不知其始,非知所终,是为愚也。”意思就是说:原本是想要道路通畅的,最后却筑了座关隘自已来守,道路仍然是没有通畅的。做事情不知道它的起始,也不能预料它的结果,这就是“愚”者的表现了。
 
愚公的原型鲁班,与此是堪可类比的。

不过,既然在《大道至简》中已经分析过鲁班的工匠思想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再细述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在传统的教育里,“埋头做事”的愚公是受赞扬的;在传统的公司里,“勤奋敬业”的员工是受嘉奖的。我虽然不会去否定这种良好的品质,但如果只剩下“埋头做事”与“勤奋敬业”,而忘却了做事的目的、敬业的目标,那一样也是愚者。

不要在意于“愚者”这样一个不太中听的名字。在《大道至简》第六章中,我写过自己在Y公司七年,最终、也是最失望地离开这家公司的原因,就是“不是知道工作的目标”。所以,事实上谁都可能这样一路行来。真正的问题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或者项目的管理者,是否能够让给“愚者”们一个清醒的方向与目标。

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觉得晋王是对的。但那是“决策者”的问题。在《大道至简》中,应对这种无视目标、埋头实现的开发人员的法子是:做为开发人员,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作为管理人员,我们更应该善而用之。

——但这样,就真的不悲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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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K:京城氏vs端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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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墨子跟鲁班PK过一次,结果是鲁班输了。《大道至简》中用这个故事来论述鲁班的“工匠思想”。另一个方面,这个故事也说明京城氏(以墨子为原型)如果跟公输氏(以鲁班为原型)PK的话,毫无悬念:公输氏一定是要败的。

但如果拿京城氏与端木氏PK呢?也就是说,墨子要跟子贡PK一下,会是如何呢?

这个对局就有点意思了。

(不过这里的京城氏大概还没有墨家的“非攻”思想,这里也不打算谈攻与非攻。我只是打算将京城氏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与端木氏做个比较而已。)

“愚公移山记”这个故事的前期,京城氏游学鲁国,回来之后成为了一个手工业者,掌握的冶铁、制车之技可以说是当时先进技术的代表。后来,由京城初在晚年完成了一本书,名为《论事》,讲技艺和组织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京城氏快速地完成了一个转变:从手工业者变成理论家。如果换个说法,就是从工匠变成了工艺,由小工变成了大师。而由京城初“晚隐于鲁”开始,也形成了京城家族的隐士文化传统。

在这一时期,端木氏在营商积富,因此与京城氏没有可对比性。但是,端木氏也表现出了对趋利避害的人性、对好大喜功的官性的基本把握,他告诉晋国的大夫说:大王轻视这件事,大家会不服;重视这件事,大家都会称颂。又说:把太行挖开,好处多多。于是搞定了晋国大夫,随后把公输氏移山之私事,变成了筑路的国事。

第二次交锋中,京城晰游学回来发现工程风险。公输召“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亡以应)”,这时就让他去找端木远(使告端木远),这个细节说明端木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经济实力上的,可能也包括一些智谋策略方面。后来又说端木远去向“司空”建议,司空也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说明端木远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两处细节表明京城晰游学增长了见闻,对工程中隐存的风险有了一定的预见性,但是他未必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实力。但这时的端木远,不但有谋略,而且也已经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了。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京城礼(他又游学了四十年)与端木方之间。这次京城礼显然眼光更长远了,他已经从国与国的关系来看待“愚公移山”这项工程,而且准确的预见到战争将在哪些国家中展开。这时端木长先是“笑而应之”以稳住局面,等公输否走后,又跑回来见京城礼,“详以利害,再拜而请”,终于使京城礼承诺不再揭发这件事。

京城礼不揭发这件事并不见得是因为端木方之“请”,大概还是因为端木方准确地描述了事态,并就今后的发展达成了一致。——后文也讲到了这是因为“(京城)礼公知时知势”。所以在这一次对决中,京城礼敏锐胜过端木长,二人在形势的分析和把握上站在同一高度。不过在另一方面,端木长的机智和快速应变的能力得到彰显。

随后京城礼“归仕于鲁”,写了《观势》。这本书讲的是辨析形势的方法,以及解决问题的应急、应势的方法。端木氏则开始了随后五十年的谋划。从这一点上来看,端木氏的远见犹在京城氏之上,而且一旦发现事端便快速应对,积极谋划,高效、敏捷、果敢且举重若轻。

第四次交锋其实是一次合作:京城宜与端木长共同来解决晋国的广野之乱。这一次,避世的端木、游学的京城同时面对了晋南的战局。但自一开始,京城宜就显得过度的患得患失,将问题揽在自家头上。而端木长而泰然自若,以至于“行于冀鲁燕齐,(而)无有知其事者”。一副大局在握、成竹在胸的样子。

当端木长出使雍、单的时候,他“令”京城宜赴邘,这表明端木长已经把控了局面,京城宜亦为他所用了,以至于后来又“潜使”京城宜去虞国。看起晋、虞交好的局势貌似京城宜的功劳,但当晋王“愤而不允”时,端木长又跑出来说话,说:“臣教(京城)宜所图者……”这又表明京城宜的作为,亦出自端木长所授之机宜。

所以整个晋南的局面,其实早在端木长的算中。京城宜居其间,如同一枚算子。

京城氏敏锐,墨家之入世、之兼学、之博爱各占几分,但或因小而失大,或因大而废小,常宥于边角而不自知。因此京城氏出世小隐的时候还可著书立说,却不能入世。而相比之下,端木氏聚财而不敛,知时应势,深思远谋,是入世之大隐者。
京城游学,常得新知;端木大隐,实藏睿智。知与智,端木胜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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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终极PK:目夷氏vs 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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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愚公移山记”的故事里,目夷氏就是京城氏,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整个“愚公移山”过去了一百多年之后,端木与公输都不在了,目夷氏却还在:他回到太行山下著书立说,最后遇见了列子。这里又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目夷氏以这些先辈的著作为基础,完成了一本《释智》。这本书没写它有多少字或者多少册,但以“一年成《公输诸公记》、十年成《京城目夷氏集注》”来做铺垫,说《释智》这本书写了三十年,可见目夷氏花了多少的智慧与心血。然而,最后列子出来回答“什么是智”,就用了一句话,目夷氏就把这些书全烧了。

显然,列子是要胜目夷氏(以及目夷所代表的墨子)的。但是列子又胜在何处呢?

我们前面分析过:京城游学,常得新知。其实京城氏一代又一代人,所做的无过是求学、验学和著书。这就好象西方科学,如果有一个实验室管理员成天看书、看别人做实验,然后把这些书中的、实验中的写下来,那么你除了说这个实验室管理员是一个“知识记录者”之外,大概算不上什么“智慧”。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些被记录的“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做这件事的人的无私与伟大。但是应该清楚,这些还只是“知”,而不是“智”。

所谓“知而获智”,并不是说一有了“知”,就会“获智”。“获知”与“获智”之间,有个转化的过程。这一点在《大道至简》里也写到了,那一小节叫“化而用之”。

所以在“愚公移山记”里,京城氏通过不断地游学,保持着典型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形象,但是也总是“食而不化”,数代人都成了知识的记录者:《论事》记录做事的方法;《观势》记录了解局势的方法(偶尔也论及机变的技巧)。

到了150年后的目夷氏,他用了1年来回顾历史,10年来分析前人的知识,又花30年来解释从这些历史、知识所蕴含的智慧。如果放在现在,目夷氏一定是文、史、哲、理的全才,而且一定是理论分析方面的泰斗。——因为他居然通过分析,将“智”解释了一遍。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人,用0、1的理论把人工智能解释了一遍,自然是非常泰斗的了。

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可以被理论分析,用数理逻辑等等这些来解释清楚,那么中文以后就不需要有“道理”这个词了:大家只需要讲“理”,不需要说“道”。

理是可证的、可述的、可重演的,所以“理”是可以学来的。而道不是,道是不证的、不述的、不重演的。道是悟得的,而不是知得的,所以道不可以学来。在以前的一篇博客上,我写过《也说读书》,其中讲到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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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是可以学来的。书上讲的都是“理”,但每每互相有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理”尽管可以学来,但如果不会辨识,不会分析,不会思考,那么听来的全是“理”,到真用的时候,便全然无理了。

所谓“道”,则是学不来的。道是体悟,道是自得自省。当然,没有基础、没有识见的自得自省,差不多就是“自得其乐”。一些民间科学家总认为自己了解了多么多么伟大的知识、见解,然而放在相应的学科里一看,都是被否定或者肯定了很久的东西。这就是体悟者自身的素养不够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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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这里说“道、理”,其实的意思是说目夷氏学富五车,是知。既不是智,也不是道。所以目夷氏向列子问愚,又复问智。

目夷氏或者已经认为《释智》已经解释了智慧的一切奥义,或许也只是想向列子问求证一下自己的观点。但他从列子那里拿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列子当然不再需要用什么背景人物来隐喻。列子就是历史上的列子列御寇,他是道家学派的先驱。大家也应该还记得,“愚公移山”的故事原本就出自于《列子》,所以这里用列子来释“道”,而没有用老子或庄子。

列子在这里说的“道”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清静无为”,而是来解释智慧。这段话是:“非土石者技之所实,亦非锱铢者利之所虚。车马无缰,道而驰之,无有倾覆。斯道者,智之所在矣。”前半句的大意是说:实技、虚利这些都不足以称之为智慧。在这里,实技可以引申为“获知”,虚利可以引申得“获得”。换成最直白的句子,差不多可以说成这样:你翻破了几百册书本,或者你挣了万许的月薪,都并不表明你拥有了智慧。后半句的大意是说:“车马没有缰绳,只要循着道路奔驰,也不会翻倒。那么这个道,就是智的所在了。”这里引入“道”来解释“智”。但这个“道”是固存的,他不是因为有了车马,或者车马有了缰绳而存在,他原本就存在——与车马没什么关系。

这个道,与我前面说的“道、理”中的道,是同一个意思。我说过“道是不证的、不述的、不重演的”,因此我也没办法用文字来说清楚这个“道”。如同在这里,我也只是说道原本就存在,道独立于车马、缰绳而存在。

我不是释道者,也不是释智者。“大道至简”四个字原本只是一声感叹,读者读这本书,能“得”多少便是多少,因为道是读者个人的领悟。

回到这篇“愚公移山记”的末尾,最后的一场PK其实更象是哲学与理学(这里说的是现在的理工学科中的理学)的PK。目夷氏认为“智慧”可以被解释,如同他原来从先辈们的典籍与历史中获得知识的法子一样,他也希望“智慧”被解释、被记录。但我们明白,这是“知”。而目夷氏焚书,并不是要去否定“知(识)”,而是他寻到更高层次上的“知”。

在“道”与“理”二者之间,理的可辩、可证和可述其实常常束缚了人们对道的领悟。放在软件工程之中,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去读一本经典的理论,却不去想“理论”的来源其实是在实践中的领悟。——我承认国外工程理论的先进(我其实也是那些理论的实施与实践者之一),但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得其法式之皮表,而弃其思想之髓质。很多人陷在了理论的考证与考据中,亦步亦趋地做工程实践而不自知、而不自觉、而不自醒,但是可悲可叹地了。

目夷说愚,证之以理;列子释智,寓之以道。道与理,列子胜在道。
作者: kele1    时间: 2007-5-12 16:50:31

祝贺原创,真的不容易啊,写文字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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