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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大家来读文言“愚公移山记” [打印本页]

作者: Aiming 时间: 2007-4-27 11:28:56 标题: 大家来读文言“愚公移山记”

N久没来发贴子乐。大家来读篇文言吧。可不是明清小说的那种风格，是秦汉或先秦的文言风格。

这篇“愚公移山记”是我的一本新书后的附录，书是讲软件工程的，怕大家说我做广告，就不贴了，有兴趣的自己去找便是。

下面开始读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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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记(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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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太行王屋，二山本一，亘冀晋之南。周公还政十年，北山愚公公输，志欲平之，移土石于渤海。工程伊始，河曲老者端木，素闻齐东有海盐之市，故令子启荷担而从，将易之以茶布。越四年，有京城氏者孀复命子初随焉，学于鲁。

公输移山三十载，未曾损之一毛。时京城初习得冶铁、制车之术以归，愚公长子旦故往见，求之以粗铁之器、车载之法，工程始速。时端木启适有余财，遂以南山之铁、北山之木，佐初制器，输于晋中以易茶，复于燕北以易马。适周伐犬戎，车马腾贵，端木氏得骤富焉。

又三十余年，公输人逾数百，车有百乘。晋大夫异而往察。端木博告之曰：“公输尽家资以利民焉，晋王若轻之，必难服众；若重之，人将仰颂。且夫晋南得通，不唯民便，国且是赖，利难尽言。”大夫返，说于王，事遂得行。王令公输监之，遣役三千以助，劈山有十丈，筑路二百里，以通南北。太行之北自此有郡，名曰广野。

端木博遂置茶酒之肆、车马之驿，南茶北马，富甲晋南。京城初则晚隐于鲁，著《论事》百篇，有工艺、事体、群策，卷各三十，余者俱佚。

【二】

又四十余年，京城晰游学五十载，乃返晋南。时工程且半，晰见壁立十丈，岌岌危也，遂亟寻公输召而问曰：“若乃山洪暴泄，崖壁曝蚀，事有可忧者。”召亡以应，使告端木远。远遂谏于司空曰：“请与三十丈，辅以河道，使沁通南，可无虑也。”司空请于王，其计复行。其后六十年，公输召为匠官，子否继任，工程浩叠，无以复加。时与邻交好，端木远遂市利于诸国，资财愈充。

京城晰逝后四十年，孙礼返。公输否、端木方往见。礼问曰：“晋南恃太行，始无战端。若山南开，虞、魏、原、邘、雍将列阵以待，晋其危矣。”方笑而应之，曰：“时豫南晋北之道，商旅盈塞，何必唯战？公且安，毋使否忧也。”否谓方曰：“吾家百年之事，安能一言废止？”遂拜而辞。公输归，方复进于礼，曰：“公之所忧，乃系乎民命，敢乞公且勿知于王。”又详以利害，再拜而请。礼遂然诺。

后数十年，端木氏广疏其财于齐、鲁、燕、越诸国，故虽富而不显。京城礼归仕于鲁，著《观势》十篇，言十势，曰顺逆、缓急、强弱、得失、安危。间及临险通变之道，乘势策略之法。

【三】

献侯二年，公输氏功成，晋、豫之南北遂有太行、王屋二山。是年商旅南来者云集晋中，王喜，授公输同广野司空；明年，晋涝，水南入河而国无灾，王复赐同金百斛，封广南大夫。又三年，邘、原、苏则盟于广野，伐晋。太行南北始有战事。王怒，谓公输同通敌，论死。

京城宜趋见端木长，曰：“昔先父诺于端木，故有今日之过也，君若垂怜，敢不衔环！”长曰：“令尊何过之有？”宜答曰：“若先父未允端木，而白于王，无有今日。”长曰：“先父尝言礼公厚德，故吾家得五十载以生聚。礼公所谓知时审势者也，焉有过哉？”宜曰：“然太行不开，战事不起。若家父阻于前，焉有今日？”端木长笑而答曰：“大凡事体，自宜顺势行之，岂可逆焉？昔诸公之所以为德，今广南之所以获罪，盖乃世局诡谲，时势固然，岂令尊所能逆，又岂诸公所能料也。故先父度情而备时用，广布币帛，用在四邻，所为者今也。”京城宜疑而问曰：“然则先生何以救之？”端木长笑而不答。遂行于冀鲁燕齐，无有知其事者。

期年，王三伐广野，未果。端木长备三军之甲、金以十乘请见。王喜而欲爵，辞之，曰：“吾世与公输氏知，邘、原之兵，非所见矣，敢以公输请于王。”王艴然曰：“乃无顾于通敌论耶？”长曰：“长若欲通敌，何必来献？固以此甲胄资财，用听王命。”王意稍解。长进曰：“长闻昔有人焉，市以矛盾，誉其矛铦，夸其盾坚，或问之曰：‘以其利坚相击，若之何？’其人无以应。然愚意以为矛用歼敌，盾以御敌，初不相攻，何有两难者。凡物之用，唯在人耳，物无其人，胡尽全功？夫广野者，取道而伐，据关而守，若守若攻，唯在王尔。故今日之所忧者且为明日之所以喜也。若昧于事理，但以喜忧者论赏罚，必为反复。此恐将有亏于王命矣。”王曰：“然则如卿之言，不察于时事，则刑法之用何也？甲胄之用何也？”长笑而前曰：“惟在用法而已。若能不以甲胄而靖广野，王可不以刑法而罪公输乎？”王诺。

端木长曰：“王都曲沃者，在西定犬戎，南安虞魏。广野犄东，王伐之则远都城。故乱在东而患在西，左盼右顾，何胜之有。”王曰：“诚然，奈之何？”长曰：“若假力他国，以为晋用，则国可安于一策。夫邘国之右有雍，若与其交好，以共谋邘，则邘危而晋安矣。”王诺。长遂持节往，说曰：“雍若攻邘，晋必往助。邘敝，雍之利也。”长又令京城宜往邘，请见，言于王曰：“王安知邘国之危耶？吾自东来，于雍所见者，皆竖耳以听，立待邘人广野之疲，王岂知之？”邘王大惊，未几，刺得晋人果欲助雍伐邘，骇而收兵。端木长复使于单，曰：“公辅天子以定王畿，晋以天子故莫敢造次。然今晋有原、苏之忧，广野危已，公岂无顾？若晋兵决意向南，则必贻天子忧，吾公何以处之？”单公恐，遂挟天子令往说诸国，兵弭，广野始安。

【四】

晋王喜甚，欲赐长爵。长辞之，曰：“虞魏在侧，此一时之苟安尔。”王询其计。对曰：“邘王性疑，予故制之以诡。而虞王短视，犹待以饵啖之。如是，晋可安矣。”潜使京城宜说于虞。

宜见于王，曰：“晋之南，有魏、郇、焦为强国，皆欲将兵北向。凡兵争之地，未能久持。虞以举国之众，尚无一师之军，用以战守，胜则地未足有，败将无以却晋。故王所战而后快者，是赍金与敌，助其伐己尔。”虞王异之：“何谓伐己？”宜曰：“夫虞于晋魏之间，如魏之咽喉，虞之不靖，魏且不安，与其长遗国忧，宁毋去之后快？亦如晋之胫踝，人无胫踝，犹将倾覆，晋王无虞，岂得优容？故必厚虞以为己利。而王乃伐之，是适足以为魏喜，此其与夫资敌军而寇吾国者，又何异哉！”虞王闻之，未知所从，但问安虞之计。宜曰：“今战且不宜，愿以固守，修好于晋，待机南图。王若不弃，臣愿往说之。”王闻而喜，令使于晋。

京城宜归，禀于晋王。王以新败，愤而不允。端木长逡巡曰：“臣教宜所图者，便在用间虞魏。虞魏交恶，于晋之利，何啻十万军？”王赞。遂厚赂虞王以为盟，晋南得安。王依诺，赦公输一族六百余人以筑广野，月余，关成，使就地守备，以服罪焉。

后端木长为中军辅政，病笃，王视其疾，问以南疆，长曰：“夫远伐必先安邻。晋虞之盟，战守皆利。异日势若有变，王可假其道以伐魏焦，归乃灭之，以不余遗害。其后师出广野，南始无忧矣。”言竟而逝。王以诸侯礼葬之。后虢灭魏，晋伐虢灭虞之事，无出长之算矣。

王欲封京城宜，宜辞而隐，著《趋避》千言，论以方略宏旨，时局大观；尽述运筹思度之方，斡持事端之宜。

【五】

公输氏守城四十年，晋兵多南向，或间原、邘，或伐二国，以为制衡而已。冀、豫间每苦之。时申侯伐周，幽王自谥。诸神以下情禀帝，言及晋南，食梦之神曰：“若并太行、王屋，则无关隘，遂无战事。”操蛇之神则曰：“今并二山，宁知后无复分之者？与其合而又分，莫若分置焉，而关隘乎亦无。”帝遂命夸娥氏二子负太行于朔东、王屋于雍南，是故天震地动，平王东迁，世乱三百岁。

又150余年，列子游，经太行，闻有目夷氏者尝着书，一年成《公输诸公记》，十年成《目夷京城氏集注》，三十年成《释智》，遂拜而学之。目夷氏故问焉：“何谓‘愚’？”。列子抿须而笑曰：移山取道，筑关自守。不知其始，非知所终，是为愚也。复问“智”，列子仰而叹曰：“非土石者技之所实，亦非锱铢者利之所虚。车马无缰，道而驰之，无有倾覆。斯道者，智之所在矣。”

目夷闻言，遂笑而焚书。

作者: Aiming 时间: 2007-4-27 11:36:16 标题: 幕后故事：“愚公移山记”人物篇

再来一篇幕后故事：“愚公移山记”人物篇，真接从我的blog挖过来的，多余的字儿就不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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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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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记”文言和白话两篇附录，是《大道至简》第二版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我们这些读惯了技术书的人，大概是不会象文科生一样，一边考证着一边读古文，因此这篇“愚公移山记”中的背景，怕是没几个人会晓得。然而如果不了解这个故事的一些背景知识，那么读起来便不会有什么意思，不会知道其中的含义。

因此接下来的“幕后故事”，我将用一系列专题，来讲讲这个“愚公移山记”是如何写成的。
你可能不会想到，这将涉及到历史、地理、军事、文化、政治、科技……等等非常多的内容。所以，接下来的讲述，将会非常精彩。不过，对于不愿读史，或不愿读书的人来说，怕是有些无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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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愚公故事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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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至简》决定要重写“愚公移山”的故事，但到底要写成什么样子呢？下面先给出一组数据来说说新版“愚公移山记”的复杂性，新的故事包括：

1. 从西周到东周（春秋），前后400多年的时间跨度；
2. 愚公、智叟、京城氏（后为目夷氏）三族、六代人之间的交往与冲突；
3. 讲述到十五个诸候国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十二个地、域名；
4. 涉及历史、地理、文化、职官、器物、人物等诸多方面的考证与考据；
5. 讲述到工程的起因、变更、风险、决策等多个方面；
6. 涉及制衡、诡诈、离间等多种军事谋略，以及复杂的多国关系、地理形势等的分析；
7. 虚构了十九个人物，其中十二人虚构了姓名；
8. 涉及了十四名真实的历史人物，起至周公，止至列子；
9. 除原寓言中的四个神话人物之外，新增一个神话人物；
10. 讲述到六本书，后来六书俱焚。
　
在新的故事里，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移山不如开山。愚公的最初想法是要把山移平。但从道理上来说，这个目标设得不对，因为愚公的问题是“出入不便”，既然只是行路难，那开条路就好了，为什么要把整座山给平掉呢？因此，“愚公移山记”其实在本质已经把“移山”改成了挖山开路。这使原本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变成了“可以实现的工程”：劈山十丈，筑路二百里。
但一个工程“可以实现”并不等于它能顺顺利利地被做完。我们很快看到，工程导致环境破坏，又没有防灾措施，所以工程很快又被扩大了：（劈山）三十丈，辅以河道。

但接下来我们又会看到，原本为解决“出入不便”的问题的开山、筑路的工程，换个环境，却成了国与国征伐的途径。当京城氏提出这个风险时，愚公浑然无觉，而智叟立即看到其中的问题，决定劝阻京城氏，一方面不要告诉晋王以躲避当下的危险，另一方面分散钱财为将来谋划。

又过了几十年，愚公一家终于把山挖开，并因此得以封官赐爵。但随后，正如京城氏所预见的发生了战争，愚公因此获罪。后来智叟与京城氏展开营救。退兵之后，愚公一家被罚在挖通道路的地方筑城守关，智叟则官拜中军辅政公，而京城氏归隐著书。又过了一百多年，京城氏的后人在关隘前著书立说，志欲解释智慧的奥义。时列子行经太行，释之以“道”。
　
在新的故事里，随着移山工程的推进，事态在不停地变化。随着这些变化，各种人物纷纷出场，或推或阻，或获利或获罪，瞬息变化之间，世事已越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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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愚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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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有姓无名，他复姓公输，长子叫公输旦——随便提一下，京城氏与端木氏的第一代人物分别名为“初”、“启”，与这里的“旦”相同，都是事物初始的意思。
但为什么愚公要复姓公输呢？

各位应该记得《大道至简》第八章中讲了一个人物，著名的鲁班，也就是公输班。是的，没错，这里的愚公取公输作姓氏，原型就是鲁班。第八章讲到鲁班的“工匠思想”的三个方面，在这篇“愚公移山记”的公输氏中，也都是得到一一再现的。
　
例如讲到京城初游学回来，学到了冶铁和造车的技术。这时公输旦去求见京城初，却是“求之以粗铁之器、车载之法”。也就是说找人家要的是铁器的实物，以及车辆运送的方法。这里便说的是工匠思想中的“以工具之利为恃仗”，和“以技法之巧为较量”。——你想想，为什么愚公不去求取冶铁之法，造车之技呢？

如果第一代愚公是求“冶铁之法，造车之技”，那么愚公就不是愚公，而成了京城氏了。关于这个话题，我们下一小节再讲。

除此之外，公输氏还有一些管理或工程中常见的问题，例如没有风险意识、没有应对风险的策略等。但更重要的是，愚公始终将这个工程视成一人一事，因此对任何风险或者目标的变化都全然无备，因而会说“吾家百年之事，岂容一言而废之”。看到这里的愚公说“我一家人（吾家）”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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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京城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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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到愚公这个人物有原型，估计就有人想到智叟与京城氏都会有人物原型。是的，没错，这几家人都是有原型的。不过这里，我们先说京城氏。

京城氏这个人物的原型，我在再版前言中其实是专门交待过的。在前言中，我说“京城一氏的后代中，有很多复祖姓目夷的人”。为什么我要单独地提交京城氏祖姓目夷呢？因为原来的寓言中，特别交待过“邻人京城氏（之孀妻）”，所以我不得不用“京城”这个姓。但我实际上想用的是“目夷”这个姓来铺垫人物原型，所以这里要讲“京城氏祖姓目夷”，而这个故事末了，也取目夷氏在关隘前著书，以呼应这里的背景。

“目夷氏”又来源于哪里呢？

多读史书的人大概会知道，墨子（墨翟）就是宋国贵族目夷之后。这里取的是顾颉刚先生提出的观点，说的是“目夷”原为商族的小国，目夷国后并入周代的小邾国，成为宋的属国，宋襄公封他的侄子在目夷国，后名之为目夷子，姓氏便从此而来。“目夷”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滕州境内，现在还有“目夷君墓”、目夷山、夷河等地名。

所以在本书的“愚公移山记”中，京城氏就是目夷氏。而这个原型，就是墨子墨翟。

　
京城一氏，总是不断游学、出仕和归隐。

从京城初开始，他先是游学，求得“冶铁之法，造车之技”回来，然后投之于实践，助端木氏经商，在晚年的时候将这些经验写成了“《论事》百篇”。《论事》这个书里，讲的是有制造的工艺、做事的方法和团队的管理与策略。这里应该发现，京城初是一个从实践出发，又归于理论的实践家，精通实战又有管理经验。

接下来，第二本写成的书叫“《观势》十篇”，是京城礼发现工程的军事隐患、又“归仕于鲁”之后写的。这本书背景中，京城礼已经是富远见、知时势、有谋略的人物了。

京城氏的第三本书叫“《趋避》”，只剩下“千言”了（哈哈，越写越薄）。这本书“论以方略宏旨”等等，已是极高的智慧了。这本书的背景呢？则是端木方、京城宜解了广野之危，以至于连几百年后的“假道伐虢”，也在算计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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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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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叟这个人物的原型，从行文中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但他的姓氏和行事，还是透露了一些端倪。这个原型，其实是孔子门生子贡，也就是经常在《孔子》文中看到的“子贡问曰”的这个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其人利口巧辞，善于雄辩，办事通达。他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善于经商，被称为儒商之鼻祖。自明朝起，他也被称作“先贤端木子”，所以也是先秦诸子之一。

智叟端木氏具有子贡的这些人物特征。最开始，他听说齐国东边有交易海盐的市场，便让端木启荷担经商。到后来京城初习得冶铁制车的技术时，端木启已经通过经商而“适有余财”，于是开始利用京城初的技术来制造“高新技术产品（铁器、车具）”，铁器换茶、茶换马，而适逢战争，车、马值钱，端木氏因此速富。

到后来，广野建郡，端木博就开客栈；与邻交好，端木远就在诸国间经商（国际贸易呵呵）。由这些可见端木氏有商业眼光，善于投资理财。

这还不算。端木氏能洞察时势，顺势而为。当京城晰说挖开太行有刀兵之祸时，端木方就开始把钱财疏散开来，因而“富而不显”，弃虚名而守实利。因此当愚公挖开了太行山时，摇身一变成了“广南大夫”时，智叟一家已经默默无名了，而后来晋王责公输氏通敌时，也就没了端木一家的份儿。
　
如果端木一家仅是如此，不过是狡兔三窟、营商守利的奸滑之徒罢了。但接下来，当京城宜来求救时，端木长笑着说：“先父度情而备时用，……所为者今也。”也就是说，当年端木氏把钱财藏起来，并不是为了敛财，而正是为了在五十年后挽救公输一家人。可见端木行事，并不逃避或者推托，而是谋定而后动。

再下来，端木长游说晋王，说：“广野这个地方，你说它是路，可以通过他讨伐南方；你说它是关，也可以镇守南方。但是用来攻伐还是据守，却取决于大王你自己的意思。”端木长首先把一个客观的因素，变成晋王对事物的主观看法：你认为他是有利的就有利，认为不利就不利。并且以此推出一个假设，说：“故今日之所忧者且为明日之所以喜也。”也就是说，你今天为有它烦恼，今后却要因为有它而开心。但是，读到这里的人就该想了：这不变成了晋王是在以自己的喜忧来论愚公的功过了吗？的确，端木长因此就说“此恐将有亏于王命矣”。那意思是说：你如果这样做，对大王的声誉也是不好的。这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端木长的诡辩之才。
　
但如果只是诡辩，也不足以救愚公。因为后面还要出使雍国、单国，还要解广野之危、解魏焦之困，这些都不是诡辩可以解决问题的。而端木长看来也精擅纵横之术，联合雍国以牵制邘国、出使单国而瓦解敌盟、以及后面的分裂虞魏等等，端木氏用的可是军事计谋，而非一时的巧言丽辞。
其实这些构思，仍然起源于他的原型子贡。子贡“常相鲁（国）卫（国）”，他的政治才能，在孔子弟子中也是居首。子贡为解鲁国之危，赴齐、吴、越、晋四国，引祸他人而四国不疑（四国国君对他所作的利害分析深信不疑），并纷纷采纳他的主张。最终呢？《史记·仲尼弟子传列》载子贡“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十年之中，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五国的形势都大变。其纵横之才，不让于后世之张仪、苏秦。

而“愚公移山记”里的端木长解晋国之危的策略，与子贡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根据晋国所在的地理形势、邻国关系等等，端木长使用的具体策略也就不同。关于这一个故事的详细分析，我会放到“幕后故事之军事地理篇”中去讲。——本篇嘛，重在交待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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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适时出现的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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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王这个角色着墨不多，也没有什么原型。但是晋王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决策者，他总是在最正确的时候决策最正确的事——虽然他不见得有什么“远见”。

晋王的第一个（也是最正确的一个）决策是虽然同意启动移山的工程，但是把工程的目标改成了“劈山有十丈，筑路二百里，以通南北”。也就是说，目标是“通南北”，方法是“劈山筑路”。晋王看到了南北沟通的利益，也定下了一下可实现的目标。而且落实到方法，也基本可行。

晋王的第二个决策，是在工程中出现环境风险，需要扩大规模的时候。这个时候，问题是山体危悬，山洪也无处可泄。这并不影响工程的目标，而且在技术上也有规避之法，因此晋王同意扩大工程，使之拓宽到三十丈，并辅修一条河道。

当工程竣工时，晋王赐给公输同大官；当河道畅通，民无灾殃时，晋王赐公输同以爵位。这体现晋王取人之技，取民之心的特点。为什么呢？赐官和封爵并不一样，官是职司，并不世袭；爵则有封土，可以世袭。当公输一家挖了几百年的山，于民得利，赐官以彰其技；而河道畅通，救生灵无数，赐爵才是应民心之举。至于再后来，当广野招来敌祸时，公输同被问了死罪。看起来不合理，但大抵也是政治上的惯常手段。
　
其实有趣的地方并不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看，当端木长诡辩，把帽子扣到晋王的头上时，晋王问了一句：“不察于时事，则刑法之用何也？甲胄之用何也？”那意思是说，如果不审查当下的事情来判断得失，那么刑法就不能惩治有罪的人了，而甲胄也就不需要装备着来御敌了。晋王显然很清楚端木长的诡辩之道，并没有受到迷感。而端木长也顺势将话锋转开，说的是：“这只是在于用法的不同而已。”接下来又反过来问道：甲胄如果可以不用来平息战争，那么是不是刑法就可以不用来定罪公输呢？

这里其实已经不是诡辩了，而是在讨价还讨。只不过顺着更前面的话看来，好象是在说理罢了。但晋王三伐广野都不成功，当然急需一个“不用甲胄”的法子。所以这里“王诺（晋王答应了）”，未见得是“诺”于端木长的诡辩，而更多的是从端木长的身上看到了消弥战端的希望。

接下来，端木长使邗（由于是“出使”，当然是要晋王授权的）、单，以及后面瓦解虞魏联盟等等，晋王适时地、正确的作出了决策。除此之外，晋王赐爵给端木长，不受；再赐、不受；最后端木长官至中军辅政（职官的最高阶）。晋王可以说是识人用人，因为爵虽有封地，但未必参政；职官则主理国事。所以当端木长献来金钱时，晋王赐爵；当端木长展现军事、政治才能时，晋王拜为高官。
　
“愚公移山记”中的晋王未必有才，也未必有智。但他总是很清醒，是典型用人冶世的君主。但是回过头来想想，我们的工程中，真正的决策者可能才智兼备，但未必清醒。大多数时候，“不清醒的决策者”或者是宥于枝节，或者是耽于已见。真正知人善用、用人不疑，以及知事之大体的“晋王”并没有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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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愚公：矢志如一的执行者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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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育总是说：做事要有始有终、要有恒心有毅力。但是在“愚公移山记”的这个故事里，愚公一家怕是最矢志如一的了。我们也在总是讲执行力，说凡事要做实，要先做后说，落到实处。同样是在“愚公移山记”里，我想愚公一家也是执行力最强的了。

然而愚公公输氏一家，尽二百余年而不成其事，到后来却要端木、京城去救他出狱才成。

这是为什么呢？
　
说到底还是鲁班的那种“工匠思想”的问题。在EHM图中，最左侧是以“程序＝算法＋结构＋方法”为核心的角色，他们的共同的目标都是“实现”。在“愚公移山记”中，公输氏世代的目标也只有一个“实现”：就是要把山挖开，挖条路。以至于到了后来，他们都忘掉了目的，忘掉了需求，他们只剩下了“实现的欲望”。——当太行山被挖开时，他们的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忘掉了两百年前定下目标时的需求：出入之迂。

目夷氏在向列子问“愚”时，列子说：“移山取道，筑关自守。不知其始，非知所终，是为愚也。”意思就是说：原本是想要道路通畅的，最后却筑了座关隘自已来守，道路仍然是没有通畅的。做事情不知道它的起始，也不能预料它的结果，这就是“愚”者的表现了。
　
愚公的原型鲁班，与此是堪可类比的。

不过，既然在《大道至简》中已经分析过鲁班的工匠思想的问题，在这里我就不再细述了。但是，从另一角度来看，在传统的教育里，“埋头做事”的愚公是受赞扬的；在传统的公司里，“勤奋敬业”的员工是受嘉奖的。我虽然不会去否定这种良好的品质，但如果只剩下“埋头做事”与“勤奋敬业”，而忘却了做事的目的、敬业的目标，那一样也是愚者。

不要在意于“愚者”这样一个不太中听的名字。在《大道至简》第六章中，我写过自己在Y公司七年，最终、也是最失望地离开这家公司的原因，就是“不是知道工作的目标”。所以，事实上谁都可能这样一路行来。真正的问题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或者项目的管理者，是否能够让给“愚者”们一个清醒的方向与目标。

在这一点上，我常常觉得晋王是对的。但那是“决策者”的问题。在《大道至简》中，应对这种无视目标、埋头实现的开发人员的法子是：做为开发人员，我们不应当妄自菲薄；作为管理人员，我们更应该善而用之。

——但这样，就真的不悲哀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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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PK：京城氏vs端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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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墨子跟鲁班PK过一次，结果是鲁班输了。《大道至简》中用这个故事来论述鲁班的“工匠思想”。另一个方面，这个故事也说明京城氏（以墨子为原型）如果跟公输氏（以鲁班为原型）PK的话，毫无悬念：公输氏一定是要败的。

但如果拿京城氏与端木氏PK呢？也就是说，墨子要跟子贡PK一下，会是如何呢？

这个对局就有点意思了。

（不过这里的京城氏大概还没有墨家的“非攻”思想，这里也不打算谈攻与非攻。我只是打算将京城氏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性格特征，与端木氏做个比较而已。）

“愚公移山记”这个故事的前期，京城氏游学鲁国，回来之后成为了一个手工业者，掌握的冶铁、制车之技可以说是当时先进技术的代表。后来，由京城初在晚年完成了一本书，名为《论事》，讲技艺和组织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京城氏快速地完成了一个转变：从手工业者变成理论家。如果换个说法，就是从工匠变成了工艺，由小工变成了大师。而由京城初“晚隐于鲁”开始，也形成了京城家族的隐士文化传统。

在这一时期，端木氏在营商积富，因此与京城氏没有可对比性。但是，端木氏也表现出了对趋利避害的人性、对好大喜功的官性的基本把握，他告诉晋国的大夫说：大王轻视这件事，大家会不服；重视这件事，大家都会称颂。又说：把太行挖开，好处多多。于是搞定了晋国大夫，随后把公输氏移山之私事，变成了筑路的国事。

第二次交锋中，京城晰游学回来发现工程风险。公输召“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亡以应）”，这时就让他去找端木远（使告端木远），这个细节说明端木在当地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单单是经济实力上的，可能也包括一些智谋策略方面。后来又说端木远去向“司空”建议，司空也采纳了他的建议，这说明端木远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两处细节表明京城晰游学增长了见闻，对工程中隐存的风险有了一定的预见性，但是他未必有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和实力。但这时的端木远，不但有谋略，而且也已经有相当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了。

第三次交锋发生在京城礼（他又游学了四十年）与端木方之间。这次京城礼显然眼光更长远了，他已经从国与国的关系来看待“愚公移山”这项工程，而且准确的预见到战争将在哪些国家中展开。这时端木长先是“笑而应之”以稳住局面，等公输否走后，又跑回来见京城礼，“详以利害，再拜而请”，终于使京城礼承诺不再揭发这件事。

京城礼不揭发这件事并不见得是因为端木方之“请”，大概还是因为端木方准确地描述了事态，并就今后的发展达成了一致。——后文也讲到了这是因为“（京城）礼公知时知势”。所以在这一次对决中，京城礼敏锐胜过端木长，二人在形势的分析和把握上站在同一高度。不过在另一方面，端木长的机智和快速应变的能力得到彰显。

随后京城礼“归仕于鲁”，写了《观势》。这本书讲的是辨析形势的方法，以及解决问题的应急、应势的方法。端木氏则开始了随后五十年的谋划。从这一点上来看，端木氏的远见犹在京城氏之上，而且一旦发现事端便快速应对，积极谋划，高效、敏捷、果敢且举重若轻。

第四次交锋其实是一次合作：京城宜与端木长共同来解决晋国的广野之乱。这一次，避世的端木、游学的京城同时面对了晋南的战局。但自一开始，京城宜就显得过度的患得患失，将问题揽在自家头上。而端木长而泰然自若，以至于“行于冀鲁燕齐，（而）无有知其事者”。一副大局在握、成竹在胸的样子。

当端木长出使雍、单的时候，他“令”京城宜赴邘，这表明端木长已经把控了局面，京城宜亦为他所用了，以至于后来又“潜使”京城宜去虞国。看起晋、虞交好的局势貌似京城宜的功劳，但当晋王“愤而不允”时，端木长又跑出来说话，说：“臣教（京城）宜所图者……”这又表明京城宜的作为，亦出自端木长所授之机宜。

所以整个晋南的局面，其实早在端木长的算中。京城宜居其间，如同一枚算子。

京城氏敏锐，墨家之入世、之兼学、之博爱各占几分，但或因小而失大，或因大而废小，常宥于边角而不自知。因此京城氏出世小隐的时候还可著书立说，却不能入世。而相比之下，端木氏聚财而不敛，知时应势，深思远谋，是入世之大隐者。
京城游学，常得新知；端木大隐，实藏睿智。知与智，端木胜在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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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终极PK：目夷氏vs 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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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愚公移山记”的故事里，目夷氏就是京城氏，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整个“愚公移山”过去了一百多年之后，端木与公输都不在了，目夷氏却还在：他回到太行山下著书立说，最后遇见了列子。这里又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呢？

目夷氏以这些先辈的著作为基础，完成了一本《释智》。这本书没写它有多少字或者多少册，但以“一年成《公输诸公记》、十年成《京城目夷氏集注》”来做铺垫，说《释智》这本书写了三十年，可见目夷氏花了多少的智慧与心血。然而，最后列子出来回答“什么是智”，就用了一句话，目夷氏就把这些书全烧了。

显然，列子是要胜目夷氏（以及目夷所代表的墨子）的。但是列子又胜在何处呢？

我们前面分析过：京城游学，常得新知。其实京城氏一代又一代人，所做的无过是求学、验学和著书。这就好象西方科学，如果有一个实验室管理员成天看书、看别人做实验，然后把这些书中的、实验中的写下来，那么你除了说这个实验室管理员是一个“知识记录者”之外，大概算不上什么“智慧”。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些被记录的“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做这件事的人的无私与伟大。但是应该清楚，这些还只是“知”，而不是“智”。

所谓“知而获智”，并不是说一有了“知”，就会“获智”。“获知”与“获智”之间，有个转化的过程。这一点在《大道至简》里也写到了，那一小节叫“化而用之”。

所以在“愚公移山记”里，京城氏通过不断地游学，保持着典型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的形象，但是也总是“食而不化”，数代人都成了知识的记录者：《论事》记录做事的方法；《观势》记录了解局势的方法（偶尔也论及机变的技巧）。

到了150年后的目夷氏，他用了1年来回顾历史，10年来分析前人的知识，又花30年来解释从这些历史、知识所蕴含的智慧。如果放在现在，目夷氏一定是文、史、哲、理的全才，而且一定是理论分析方面的泰斗。——因为他居然通过分析，将“智”解释了一遍。这就好比我们现在有一个人，用0、1的理论把人工智能解释了一遍，自然是非常泰斗的了。

如果我们认为一切都可以被理论分析，用数理逻辑等等这些来解释清楚，那么中文以后就不需要有“道理”这个词了：大家只需要讲“理”，不需要说“道”。

理是可证的、可述的、可重演的，所以“理”是可以学来的。而道不是，道是不证的、不述的、不重演的。道是悟得的，而不是知得的，所以道不可以学来。在以前的一篇博客上，我写过《也说读书》，其中讲到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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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是可以学来的。书上讲的都是“理”，但每每互相有别，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理”尽管可以学来，但如果不会辨识，不会分析，不会思考，那么听来的全是“理”，到真用的时候，便全然无理了。

所谓“道”，则是学不来的。道是体悟，道是自得自省。当然，没有基础、没有识见的自得自省，差不多就是“自得其乐”。一些民间科学家总认为自己了解了多么多么伟大的知识、见解，然而放在相应的学科里一看，都是被否定或者肯定了很久的东西。这就是体悟者自身的素养不够的缘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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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在这里说“道、理”，其实的意思是说目夷氏学富五车，是知。既不是智，也不是道。所以目夷氏向列子问愚，又复问智。

目夷氏或者已经认为《释智》已经解释了智慧的一切奥义，或许也只是想向列子问求证一下自己的观点。但他从列子那里拿到的答案是什么呢？

列子当然不再需要用什么背景人物来隐喻。列子就是历史上的列子列御寇，他是道家学派的先驱。大家也应该还记得，“愚公移山”的故事原本就出自于《列子》，所以这里用列子来释“道”，而没有用老子或庄子。

列子在这里说的“道”并不是我们常说的“清静无为”，而是来解释智慧。这段话是：“非土石者技之所实，亦非锱铢者利之所虚。车马无缰，道而驰之，无有倾覆。斯道者，智之所在矣。”前半句的大意是说：实技、虚利这些都不足以称之为智慧。在这里，实技可以引申为“获知”，虚利可以引申得“获得”。换成最直白的句子，差不多可以说成这样：你翻破了几百册书本，或者你挣了万许的月薪，都并不表明你拥有了智慧。后半句的大意是说：“车马没有缰绳，只要循着道路奔驰，也不会翻倒。那么这个道，就是智的所在了。”这里引入“道”来解释“智”。但这个“道”是固存的，他不是因为有了车马，或者车马有了缰绳而存在，他原本就存在——与车马没什么关系。

这个道，与我前面说的“道、理”中的道，是同一个意思。我说过“道是不证的、不述的、不重演的”，因此我也没办法用文字来说清楚这个“道”。如同在这里，我也只是说道原本就存在，道独立于车马、缰绳而存在。

我不是释道者，也不是释智者。“大道至简”四个字原本只是一声感叹，读者读这本书，能“得”多少便是多少，因为道是读者个人的领悟。

回到这篇“愚公移山记”的末尾，最后的一场PK其实更象是哲学与理学（这里说的是现在的理工学科中的理学）的PK。目夷氏认为“智慧”可以被解释，如同他原来从先辈们的典籍与历史中获得知识的法子一样，他也希望“智慧”被解释、被记录。但我们明白，这是“知”。而目夷氏焚书，并不是要去否定“知（识）”，而是他寻到更高层次上的“知”。

在“道”与“理”二者之间，理的可辩、可证和可述其实常常束缚了人们对道的领悟。放在软件工程之中，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去读一本经典的理论，却不去想“理论”的来源其实是在实践中的领悟。——我承认国外工程理论的先进（我其实也是那些理论的实施与实践者之一），但我们大多数人只是得其法式之皮表，而弃其思想之髓质。很多人陷在了理论的考证与考据中，亦步亦趋地做工程实践而不自知、而不自觉、而不自醒，但是可悲可叹地了。

目夷说愚，证之以理；列子释智，寓之以道。道与理，列子胜在道。

作者: kele1 时间: 2007-5-12 16:50:31

祝贺原创，真的不容易啊，写文字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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