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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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去工商局注册，验资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周斌转过来的钱放在建设银行，但不能作为注册资金，理由是我们两人注册个体企业，为防止洗钱行为，公司的资金不能转入个人账户。咨询了好几家会计师事务所，都表示这是新规定，爱莫能助。一时之间，我与老孙去哪里筹措几十万元资金？事情因此拖了许久，几乎无计可施时，西安某会计师谢鸣打来电话，让我联系原长安造纸厂厂长，现为西安高新开发区某会计师事务所高级注册会计师王宗让先生，他在长安人熟，看能不能另辟蹊径。王先生是老熟人，找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一个电


话人就到了。说明情由，王先生倒笑了：

　　“正路不行，就来邪的。”看过银行提供的对账单，“刷、刷、刷”提笔写了资金证明，“啪”的一声，盖上朱红大印，末了，还怕我们人缘不熟，再受为难，又陪我们一起去工商局，说说笑笑，完成了注册手续。

　　相比之下，去市技术监督局办理代码证则要简单得多。拿着工商营业执照，带上有效证件及相关印鉴，交足了费用，不出两三天，跑上三四趟，代码证便到手了。有了代码证，再在银行开设正式账户，死钱就盘活了。

　　经历了登记注册手续的繁复过程，老孙大发感慨：“早知办公司如此麻烦，开始先不注册，运行起来，有关方面自会找你。”话虽如此，几十万资金总不能提现，即使提现，也不可能带在手头，拎着大量现金，危险性大权且放在一边，公安局不立案侦查，告你个走私贩毒，那才是咄咄怪事。

　　自从我一夜成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说话做事，都得小心翼翼，唯恐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人揪住，捅将出去，时不时地搞点花边新闻，弄得沸沸扬扬，引得人们指手画脚，转过头去戳脊梁骨，反倒不如过去活得舒心自在、无所顾忌。

　　贾平凹先生对于名人的论述很精辟，摘抄于此，与诸君奇文共欣赏：

　　一般人以为作了名人就十分幸福，以致尽一切努力追逐名，其实名人头脑一时冷静下来，各自是一肚子悲酸。中国人越来越热衷出国留洋，未出国留洋的人觉得出去了就必然发财，而出国留洋者即便在国外做牛做马，回来时也要装个人模狗样来显阔。人一旦成为名人，名字是自己的，别人用得最多，从出名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了自己的安静和真实，完全凭着别人的好恶来活着，说好时说得水能点灯，一俊遮百丑；说得不好时，猪屙的狗屙的都是你屙的。人常说，淹死的是会游泳的，挨枪的是耍枪的，名人以名而荣，名人也以名而毁。未名人和名人的区别，就是《围城》的定义：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想出城。

　　大肉是时鲜食品，寿命有限，而主顾多为回头客，本大利薄，生意比较稳定。虽然与周斌达成合作意向，但具体如何操作，我心里没谱，只能看老孙他们有何高招。因而，对于合作，我持审慎态度，除了几个非常亲密之人，对外界没有透露片言只语。但纸终究包不住火，瞒过十多天之后，嗅觉灵敏的新闻界，还是闻到了异样的味道。先是《三秦都市报》，在2003年8月16日率先登出消息，“眼镜肉店成为香饽饽，美企业慕名前来投资”，文中说得有鼻子有眼，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比我这个当事人知道得更为详尽。接着其他媒体蜂拥而至，开始第二轮采访大战。对于绝大部分新闻媒体，我干脆装起了糊涂，一问三不知，有的甚至避而不见。我当时的想法是，前面的路是黑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要急于表态，能隐瞒多久先隐瞒多久。

　　然而，对于有的媒体却是不能隐瞒的，譬如西安电视台与《华商报》。我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是书生意气太浓，胸无城府，心肠太软，总有一种感恩图报的心理，认为没有他们的关注，哪会有自己的今天？倘对恩人胡言乱语，则辜负了他们的一番美意，有好心当作驴肝肺之嫌，扪心自问，愧对自己的良心。所以，当《华商报》记者江雪与李杰再次登门的时候，我闪烁其词，大致谈了自己的想法，回答了一些问题，并叮嘱他们事情未定局前先不要见报。没想到第二天即2003年8月16日偏偏刊登出来。也许是行文与口语之间的差异，报道与我的本义不十分相符，最起码在语气的运用上将我的犹豫变成了肯定，使我猝不及防，一时间非常被动。

　　比如原先说好要到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教书，我也十分向往大学的生活，在那里，既可以安安静静地读书，还有人按时发工资，而且据说工资还不低，养家糊口足矣。自1989年从学校毕业，我怀着满腔革命热情，自不量力地企图改造社会，不想却跌进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难以自拔，一眨眼十多年成为过去，其间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转眼之间，恍若隔世。而今，可谓再世为人，对世间的一切，什么名、利、金钱、地位……都看得淡了，深切地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的哲理。现在有这个机会，利用劫后余生，捧起久违的书本，静下心来潜心治学，教书育人，做做学问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而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几乎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世间许多事情由事不由人，作为主宰万物的人类充当了被动的角色。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黄翔副院长并人事处两位处长，牺牲休息时间，多次来长安，我也与他们达成协议，虽然未形成书面契约，但大丈夫一言九鼎，岂是说反悔便反悔的吗？况且新华社播发了“每日电讯”，全国媒体纷纷转载，早已铁板钉钉，天下皆知。即使不去学校，也容我将其中缘由向校方解释清楚，免得真心实意帮我助我者热脸遇上冷屁股，岂不教人寒心，日后当如何面对？
而这一切实在太突然了。当时尚在暑假，学校的工作还不正常，否则，后来的一切可能就不会发生。

　　一位哲人说过，人生最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倘若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事情的走向常常系于一念之间，容不得半点思考掂量。先是来了个北大校友，接着美国老板大驾光临，新闻媒体也跟着凑热闹。《华商报》刊登“陆步轩要与人合作办公司”的当天，我正


在肉店忙碌着，还没来得及看报，西安工程科技学院的两位处长径直找上门来，质问我怎么回事。我措手不及，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解释，只能推托稍后将给黄院长去电话，细说情由。事实上，我在思量台词，我想去学校，梦寐以求，但报纸上如此说了，白纸黑字，言之凿凿，我再出面予以否认，在人们眼里，岂不是出尔反尔，成了反复无常之辈？

　　所以，思虑良久，我只能这样解释：自己的专业荒废了十几年，如果到大学去，已经没有优势可言，因为大学里博士、硕士多如牛毛，自己的学位低，要拾起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然后牵扯评职称，倘若再攻读硕士、博士学位，又得五六年光景，这样不知不觉间十年光阴又要过去，而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几个十年？权衡利弊，与其在大学发展，不如继续经营肉店，自己从事肉食行业好几年了，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轻车熟路，再加上美方的资金与先进的管理模式，有可能将肉食的品牌做大做强。

　　我头脑蠢笨，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台词，我还能再说什么？反过来一想，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方面，我已经人到中年，携家带口的，大半辈子已经过去，是过一天少一天的人了，如果再如年轻人一般，争强好胜，累死累活又有什么意义？“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兵法亦云：置之死地而后生。商场如战场，断了退路，不再瞻前顾后，一心一意做生意，说不定真能有成就。

　　如此这般，又对新闻界坦言了，等于下定了决心，准备与老孙一道，破釜沉舟，大干一场。

　　接着，筹备连锁店紧锣密鼓。我们在踩点的同时，各地要求加盟的信函如雪片般飞至，不少人甚至不远千里亲自登门。对于特许加盟，我是外八路，拿捏不准，不敢轻易表态，遂把来人引见给老孙，同时也把有关信件转给老孙，老孙是公司的法人，又有老纪协助，一切还须老孙最终定夺。

　　按照我的思路，公司的运作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全国各地有加盟意向的少说也有两三百家，将之建成松散型联盟，在各省、市设总代理，提供品牌、技术、监督服务，收取加盟费。第二步，公司扎扎实实创品牌，从最基础的养殖、屠宰做起，向销售、深加工等一条龙发展。

　　老孙与周斌电话沟通后，不以为然，他们以为建立松散型联盟，在公司成立之初，人力、财力很有限的情况下，不好控制，容易将品牌搞砸、搞滥；养殖、屠宰投入资金量太大，万一遭遇风险，血本无归。依照他们的思路，先从样板店做起，一个城市一个城市逐渐发展连锁店。待发展到一定的规模，摸索出路子，再搞特许加盟；至于形成从养殖到深加工一条龙，则要根据连锁店发展的情况而定，不能盲目。

　　我曾对一些养殖户进行过调查走访，用配方饲料喂养生猪，从猪崽到出栏大约需要四个月左右，每头生猪日消耗饲料平均约1250克。在饲料未涨价之前，大肉批发到6?4～6?6元/公斤，养殖户可保本经营，不赚不赔。饲料涨价后成本价约在8?00元/公斤左右。从2003年10月“非典”警戒解除之后，大肉价格一路飙升，最高时批发达13元/公斤，最低也在10元/公斤以上。况且规模养殖，加入一定的青饲料，成本还有可能下降。老孙他们开始若遵从我的建议，首先建立养殖场，不遇诸如口蹄疫、五号病、禽流感等重大疫情，便可狠赚一笔。而且要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无异于空中楼阁——你说是无公害绿色食品，到处胡乱进货，质量如何保证？

　　再说屠宰加工，国家控制建设项目，实行定点屠宰之后，任何集体、单位、个人不得私屠乱宰，哪怕只有一头猪杀掉自己食用，也必须到定点屠宰场加工，等于实行了屠宰加工专营。申请建立一家屠宰场的审批手续，仅需要五千元左右，而眼下仅一套手续就炒到了好几万元。可以说建设定点屠宰场是稳赚不赔的项目，关键是审批手续较难，但凭我们当时的人脉和影响，只要建起了养殖场，自养自宰，我想申请屠宰手续不是太难的。

　　但周斌、老孙他们考虑的不一样，也许资金有困难，也许涉足一个全新领域，先想牛刀小试，探探水的冷热深浅，担心万一投资过大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或许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我不好刨根问底。周斌是出资人，远在美国，我打国际长途很不方便，主要依靠老孙与他沟通。我觉得小打小闹太没劲，实在没意思，而自己未出资金，又不好意思说出口，闷在心里很难受。老孙是周斌的全权代表、公司法人，我理应尊重他的意见。

　　分歧归分歧，大目标一致。老孙与老纪在西安承租了写字楼，换过当地手机，汽车也留在了西安，拉开了扎根西安、大干一场的架势。

　　方针已经确定，踩点、选择连锁店的店址就成为第一要务。整治市容环境之后，取缔了摆摊设点和占道经营，门面房身价倍增。我与老孙、老纪顶着烈日，冒着酷暑，驱车在大街小巷瞎转悠了好几天，出了几身臭汗，一无所获。几个人一商量，为了加快进度，分头寻找，待有了眉目，再碰头商议。我发动妻哥、杨师傅等一起帮我搜寻，经过几天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郊与南郊各找着一处，我认为两处恰在城乡结合部，靠近农贸市场，房租价位适中，比较合适。领老孙、老纪看了，他们却认为地理位置偏僻，起不到宣传、示范作用，我反复强调，肉店不能一味追求新潮、气派，如果附近没有菜市场，即使开到钟鼓楼底下，房价高权且不说，还少人问津。
我的话歪理正，但老孙、老纪以为我讲话不中听，有损他们的颜面。双方因此争执不下，我借口一走了之，事情便搁置起来。

　　老孙、老纪人生地疏，他们托房屋中介公司代找店面。一晃到了“双节”，举家团聚的日子，老孙、老纪离家时日已久，需要回家看看，于是老孙回了大连，老纪也回了上海。恰好“双节”肉店生意很忙，人手不够，我则在店里帮忙。




　　节后，老孙打来电话，说他有些事情，需要在北京稍作逗留，让我找中介公司一位叫刘义的人，代签房屋租赁合同并付款。我约见了刘义，看过所找店面，上下两层，楼上两间，楼下一间，还有室内楼梯，认为其离菜市场太远，有效利用面积小，房租也贵，不太满意，遂推说我手头无钱，等老孙他们过来再说。事实上，老孙他们休假时，在我处放置了两万元现金，以备急用。我的意思是门店地理位置不佳，等老孙过来，看过店面后再作计议。一旦签订合同，缴纳租金，造成既定事实，即使老孙后悔，已经回天乏力。

　　老纪先于老孙返回到西安，我劝说不住，从我处拿了钱，与甲方签订了合同，刘义得到五百元中介费。接着刘义又找着一处，老纪开车接我，约我一同前去考察。我本抽身不开，最主要的是人微言轻，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因而懒得咸吃萝卜淡操心，但念老纪只身一人，不去有碍情面，于情于理都很难讲得过去。看过店面，我愈加不满意，认为地域太偏，犹如走入死胡同，谈不上半点前途，坚决不同意。但老纪说：

　　“老孙交代了，让签。”我极力阻拦，均无济于事。最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只缴纳了一个季度的租金。

　　一个星期之后，老孙返回西安，我言明自己的顾虑：

　　“酒好不怕巷子深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竞争激烈，开店做生意，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老孙说得也很现实：“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没有动静，周斌那边又催得紧，先动起来再说。”

　　设身处地，我能理解老孙的难处，毕竟，我也曾经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日子。

　　不久，上海那边有事，老纪必须回去，千钧重担就落在老孙一个人的肩上，我真为老孙捏了一把汗。
随着事件的发展，我渐渐地明白，周斌投资搞连锁经营，并非像当初承诺的那样，投入大量资金，真正把品牌做大做强，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在很大程度上，抱着投机心理，利用当时颇具知名度的“眼镜肉店”的招牌，从事曾经风靡一时的特许加盟，捞一笔钱。可惜他们并不清楚鲜肉经营的特点，社会发展到今天，钱不好挣，钱又不值钱，当一两毛钱掉到地上，人们都懒得弯腰去捡的时候，大肉依然是五分、一毛地与家庭主妇们讨价还价。他们想当然地把大肉经营与品牌服饰混为一谈，以为具有较大的利润空间，否则，不可能涉


足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领域。

　　眼镜肉店出名以后，泰国正大集团、河南双汇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先后派员与我联系，洽谈合作事宜。因我与周斌他们有约在先，遂婉拒了他们的要求。

　　装修门店的过程中我与老孙又产生了分歧。我既干过装潢又卖过大肉，应算得上是行家里手，依照我的主张，样板店是为以后的特许加盟店树立榜样，其门槛不宜过高，毕竟在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富人少，再说富人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卖肉不可，故装修门店以简洁、明快为宜，不必追求高贵与豪华。然而老孙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考虑问题要有“前瞻性”，不能只顾眼前利益，吝惜几个小钱，要十多年、二十年以后仍不过时。

　　为了保证我的生活来源，合作之初就商定，我在长安区的肉店名义上归公司统一领导，实际上仍然实行独立经营。为了慎重起见，装修门店时首先从我的肉店开始。老孙在选择装修公司时，亦犯下讲究排场的错误，眼睛只瞅准招牌大的公司，以为其重合同守信誉，质量保证，不会蒙人骗人，最终选中了××建设。图纸做出后，觉得还算可以，在未作详细预算的情况下，过分相信他人，盲目地预付了一万元定金。

　　切切记住，无论资质多高的建筑装潢公司，只不过是个承揽工程的招牌，具体活路还是由民工来干。本想堂堂××建设，那么大的建筑装潢公司，设备一流，开工时必有专车拉来机械、工具与工人，可万万没想到，开工当天，装潢公司只来了两人，一位领工，一位施工，乘坐公交车，未带任何工具、器械。我心有疑虑，急急地将老孙电话召来，看完预算，一贯处变不惊、温文尔雅，很能沉得住气的老孙吓得差点跳了起来：二十平方米的门店，不作大的改观调整，仅表面装饰一项，竟要四万多元，难道竟要抢人不成？哪有装潢公司的工人竟然不知道公司总部在何处？一看便知道是装潢公司临时雇佣的农民工，这样的施工态度如何保证工程质量？而且漫天要价，欺我们老孙不懂行情，冒充大款，不会就地还钱！

　　我的脾气是眼睛里容不得沙粒子，第一面，对装潢公司未留下好印象，抵触情绪很大，看老孙的颜面，不便发作，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一位领工，一位施工。细问得知，××建设以为工程量太小，大动干戈不划算，遂将活路转包给他们，工料价格只是预算的三分之一。老孙得悉后，一贯心平气和的他气愤非常，立刻找到装潢公司经理，要求解除合同。

　　但定金在对方手里攥着，单方面解除合同要承担法律责任。装潢公司条件很苛刻，他们狮子大张口：解除合同要赔付五千元的经济损失！我等的肠子肝花差点气出来，虽说开工三天，工人两名，只是写写画画，未动一砖一瓦，你××建设的职工高智商，造原子弹？那么高身价，敲诈勒索不成？双方僵持不下。关键时候，老孙出身《大公报》，见过大世面，知道媒体的力量，以通报给媒体予以曝光相威胁，对方方才松软下来，最终赔付了一千元才摆平此事。

　　较之西安，长安的消费水平低得多。老孙与老纪租住写字楼时，我并不知情，写字楼距离我处太远，公交车不能直达，我们的联系很不方便。老纪返回了上海，老孙与我一样，视力不好，胆子又小，汽车便闲置在那里。为了出行方便，老孙托我在长安找一名小车司机，我爽快地答应，遂将一朋友的儿子介绍给他。不知何故，老孙目测后不言不语，连个干脆话都没有，害得朋友的儿子死等了好几天。尔后，老孙在西安又高价聘请了司机，弄得我给朋友无法交代，很没颜面。

　　意见得不到尊重，想法无法实施，我渐渐觉得自己在公司中无足轻重——毕竟我没有投入资金，抱着不哭的孩子，自己不心疼。频繁地过问，惹人生厌。滋生了这种思想，便对公司的事务很少过问，除非老孙有事找我，吩咐下来我照办就行。好在媒体给我做了免费的广告，肉店的生意非常火暴。

　　老孙总以为我对他个人有成见，其实这是他理解上的错误，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不远千里、万里地前来帮我、助我，倘存有个人偏见，我成了什么人品？事实上，我俩的个人感情一直挺好，工作的关系绑在一起，犹如一根绳子上的两只蚂蚱，荣辱与共。一次，好几天没见着老孙，固定电话无人接听，手机关机，我担心老孙一个人住在偌大的房间，冬天寒冷，没有暖气设备，用煤气取暖出了意外，差点打电话报警。最后老孙打来电话，说有急事去了北京，因时间太紧没来得及跟我打声招呼，害得我提心吊胆，虚惊一场。
但工作中的意见和分歧在所难免。我认为每个人的阅历不同，观察事物又有不同的角度，分歧很正常，而一言堂有害无益。大家都以工作为重，想方设法把事情做好，大目标一致为根本，其他细枝末节的问题何足挂齿。

　　未去大学，在筹办连锁店的同时，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装修店面时，我仍在营业。按规定，长安撤县设区后，把市容环境卫生抓得很严，绝对不能出


店经营，装修时必须停业。我当时供应着不少宾馆、饭店，停业一段时间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老主顾。考虑到我的特殊情况，经区委领导特批，在市容局办理了“占道经营许可证”，未花任何费用，店里得以正常营业，所有这些放在过去，是无法想像的。

　　由于经营思路不同，为了让老孙依照他的想法放手工作，此后对于连锁店的工作，我很少过问，对于全国各地的来访者或要求加盟者，我一概介绍给老孙，只是老孙偶尔需要帮忙，派车来接我。

　　风浪之后，我愈加向往平静的生活。这时，如果某高校能稍微给我一点暗示，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就职。可惜他们并不清楚我的心理，我也不好意思再走回头路，再返身去找西安工程科技学院。

　　前文说过，长安区委、区人事局一直与我保持联系。于是，我与老孙商议，连锁店全盘委托于他，我找个单位，重新体验为党工作的乐趣。老孙内心可能也不乐意，但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只是建议我将此消息暂时不要公之于众。毕竟我当初虽然说过不去高校，但并未承诺一辈子只卖肉而不要其他工作，何况在公司里，我只是个配角，准确地说，仅仅是个招牌，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如此而已，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

　　西方人重视圣诞、元旦，周斌在美国呆得时间长了，仿佛已经西化，对春节这个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持无所谓的态度。早就听说过完公历年，周斌要过来，当时只当说说而已，毕竟加州距离西安何止万里，不是去一趟周至、户县那样容易，抬脚就可以到的。不料元旦刚过，他还真到了。那天老孙打电话来，我正在去区人事局的路上，老孙说十分钟之内他们就过来。我一听赶忙取消了与人事局的约会，上班之事又放置起来。

　　周斌此来，带着美国加州大学一位女博士，听说是攻读畜牧工程专业的，我以为要对我的方案进行论证，要有大举措，心中窃为之一喜。

　　他们本住喜来登大酒店，没想到酒店部分装修，油漆味儿刺鼻，外国人命贵，担心摄入过量致癌物质，临时搬到了凯悦饭店。周斌此来，除我之外，最高兴的当属我的两个孩子，大包小包的礼物，洋货国货一应俱全。过惯穷日子的孩子们哪里见过这么多好吃的，他们一改以往腼腆的个性，跟在后面“伯伯、伯伯”叫个不停。

　　经过长途跋涉，又要倒时差，周斌看起来很疲惫，寒暄了一阵，问过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叮嘱我搞好方案，明天晚些时候碰头讨论，便回了饭店。

　　老板此来，除了汇报工作、安排来年工作计划之外，提出新的设想为第一要务。我不敢懈怠，周斌他们走后，我赶紧回房，泡上茶，点上烟，将如何做自己的品牌，投资养殖、屠宰、销售、深加工一条龙等一揽子方案，在头脑中细细地筹划了一遍，紧要之处仔细推敲，写写画画列出要点，最后附上投资规模与经济效益分析。忙完这一切，已经接近午夜，熬过了头却很难入睡，又辗转反侧，将方案要点再过一遍，唯恐有所遗漏，直至了然于心。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来到凯悦饭店，用过自助餐，在大厅的茶苑里，老孙汇报了几个月来的工作情况，老板予以充分肯定，并提出殷切期望。对于我的设想建议，周斌思索良久，未作正面回答，而一边的女博士则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最终还是老孙打破僵局，说兴平那边有一家规模养殖场，取得农业部无公害食品认证，建议先一起去看看再作理论，大家一致赞同。

　　兴平是咸阳专区所辖的一个县级市，因几家省级企业落户而设市。近几年，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下滑，人们收入有限，所以兴平市消费水平并不高，然而却是养猪大市，其大肉主要供应西安、咸阳市场。老孙与养殖场老板似乎很熟，说明来意，未费周折，经过消毒，我与周斌、女博士，还有前文提到的高桥屠宰场老板老王就进了养殖区。其养殖规模不小，足足有四五千头，大多是二元、三元杂交品种，品系优良。女博士似乎与猪情有独钟，不停地给一帮蠢家伙拍照，镁光灯吓得猪群东躲西藏，引起养殖方反感，我们不得不急急地退出。

　　之后，我们又参观了久负盛名的晁庄、界庄。那是距离兴平市区不远的两个小村庄。走进村子，一股股恶臭扑鼻而来，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用木材圈起的待宰圈。这里的人们以杀猪为业，每家都是一个小型屠宰坊，私屠乱宰的情况比较严重。听说村子里办理了一本营业执照，村民家里便是一个个分散的车间。据我所知，这种情况国家明令禁止，不知何故，兴平市仍然予以保留。

　　老孙的意见是，与兴平这家养殖场合作，连锁店先从此地进货，运作一段时间后，视情况建立一家属于自己的屠宰场。

　　我以为不妥：其一，兴平这家养殖场的货固然不错，基本为优良品种，瘦肉率高，但价格较长安还贵两毛，长安较西安又贵四到五毛，大肉利润本身很薄，投入市场，缺乏竞争力；其二，此地距离西安路途遥远，必须经过西宝高速，长年累月，运输费用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其三，兴平多年形成的习惯，先一天宰杀第二天上市的猪，肉不新鲜，冬季勉强凑合，到了夏日，极易变质。必须使用冷藏车，而冰冻肉在西安本身就缺乏市场；其四，以后倘屠宰场建在此地，我们人生地疏，对合作方依赖性太强，极易让人牵着鼻子走；其五，媒体对瘦肉精极力渲染，人们谈“精”色变，太瘦的大肉有人还真不敢买，我在长安区的肉店之所以出售比较肥的肉，原因就在这里。何况我们自己做品牌，不从根本抓起，如何对外宣传？走捷径有时会把自己绕进去。
我与老孙争得脸红耳赤，周斌与女博士在一旁听着，未参与任何意见，末了一句“容我掂量掂量，OK？”周斌说。

　　三天之后，我们仍然驱车来到四川会馆。当初的合作协议是在这里签署的，我猜想，故地重游，周斌可能另有深意。




　　酒过三巡，各抒己见，依然是老一套。周斌最后总结：老孙与我在半年之中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现在要加快连锁店进程，希望我能从具体事务中脱离出来，协助老孙抓紧连锁店建设；装修好的店面要尽快试营业，同时扩大范围，争取在2004年5月份前，西安地区的连锁店数量达到一十四家。待连锁店形成一定气候，销售问题彻底解决了，再考虑养殖、屠宰到深加工一条龙等其他项目。并强调“一条龙”一定要搞，但不是现在。

　　我能听出周斌话中的弦外之音，表扬之中暗含批评：几十万元扔在西安，六个多月了，你们两个吃干饭的，尽干些没有明堂的虚事！

　　我也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但想法得不到实施，小打小闹又有什么意思？

　　周斌走了，我的心有点凉。西安的连锁店装修完工的已有四家，在一般人眼里，“四”是个很不吉利的数字，更有商家将“四”与“死”联系在一起，无论登记汽车牌照还是选择电话号码，都不喜欢“四”。但周斌似乎不这样看，经商做生意，希望“天天有事”，即“三三四四”，倘若没事，整日坐冷板凳，便没了生意，赚谁的钱？所以要在2004年4月底前建成十四个连锁店。

　　老孙的意思，我因名牌大学毕业，单位效益不佳，下海、下岗，自谋生路而出名，故连锁店雇用人员，首选下岗职工或未就业之大学生，于是介绍西安石油学院一名休学的大学生在我的肉店接受培训。

　　我们开公司办企业，目的是为了盈利，为了做大做强，并非开设慈善机构，救济天下苍生，即使救济，也是赚钱以后的事。老孙以为杀猪卖肉是眼窍活，“灵人不可细教”，聪明人仔细观察三两天，大致可以摸出其中的窍道。但老孙忽略了一点，手、眼的功夫非十天、半月就能练就，卖肉也与其他技术工种一样，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况且，想要保持生意的稳定，首先要保证从业人员的稳定，所以连锁店最好招聘具有实践经验而又能够长期稳定之人，这样经过简单培训，便可上岗。

　　我目测了该大学生，以为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即使花费一定的心血与精力培养成功，干不了几天，又要上学，完成学业之后又不一定看上杀猪卖肉这等下三烂的活计，到头来等于竹篮打水——一场空，白忙活一场。

　　该大学生写了一封长信，老孙转交于我，信中期期艾艾，悲悲戚戚。我心中不忍，建议老孙资助大学生一笔钱，助其完成学业。老孙的意思，先放在肉店，观察观察再说。

　　我办不成大事，就是心地太软。与老孙分歧太多，担心在老孙眼里，我处处与他“为难”、“作对”，凡他所说，我都不赞成，因而不好直接违拂老孙的意思，勉强接纳了该大学生。

　　学卖肉从剔皮开始，这是最起码的基本功。冬季，天气寒冷，大学生养尊处优惯了，怕冷，又似乎有洁癖，见不得油腻，每动一下肉，便要净手，然后找把椅子上坐下，双手插入裤兜，挑起二郎腿，一副大老板的架势。早上生意忙时，帮不了忙，还碍手碍脚。他与我肉店的小学徒年龄相仿，两人呆在一起，才找着了玩耍的对象。一次去西京大学送肉，骑着摩托车，一个带一个，本来半小时即可返回，却送了整整一个下午，让人担心是不是出了交通事故。我把有关情况告知老孙，老孙自己也观察了两天，认为确实不行，方辞退了该大学生。

　　抽空与区人事局接上头，大致谈了我的想法:自己已经年届不惑，转眼就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不像刚走出校门的小青年意气风发，对未来充满憧憬与幻想，政治上已经没有前途，希望能去文化部门，发挥专业所长，安安静静做学问，争取在有生之年，在专业领域有所成就。

　　人事局主管业务的副局长亲自承办此事，很快就有了回音，区委党校、政协文史办、广播事业局等诸多单位可供参考。权衡再三，我最终选择了地方志办公室。我以为区志办是一个文化部门，业务相对单一，工作之余，可以腾出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从事自己想做和必须做的事，党的事业与个人奔小康两不误。

　　依照常理，事情既然决定了，年前就应该报到，但逼近年关，连锁店急于开业，具体事务千头万绪，老孙又人地两生。我答应过周斌，尽力协助老孙办好连锁店，这样，上班的事又搁置起来。

　　吃过几次牛拽马不拽、意见不统一的亏，这次，我们吃一堑，长一智，仔细分析过肉店经营的特点之后，我们的主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拟将连锁店承包经营。但多次犹豫，贻误了时机，轮到我们烧香，庙门便关了。按照陕西人的习惯，辛苦了一年，到了春节，是享受收获喜悦的时候，又不是穷得揭不开锅，很少有人这时出门打工，因而肉店的雇员出奇地难找，更遑论承包经营了。按理，我是内行，这一点应该未雨绸缪，提早谋划，确定人选，毕竟卖肉不能等同于建筑工地的小工，随便拉一个，傻子、瘸子、哑巴都能派上用场，然而想到几次建议，老孙都未采纳，而在此之前，老孙也一直主张使用下岗职工和未就业之大学生，我的社会交往有限，自忖跟前没有合适的人选，以为老孙另有主意，故而一直没有在意。
通过熟人关系，好不容易找到两位，却怕承担风险，不愿意承包。没有办法，遂高价雇用了他们，先开一家试营业。但2004年冬，货源紧缺，进货又成为问题。我开肉店时间长了，有一些老关系，解决自己肉店的供货勉强可以，哪有隔夜之炊，建议连锁店从朱雀路批发市场进货。老孙是外行，有些胆怯，遂让给我供货的批发商先供吧，大不了我的肉店少卖一点，应付应付老主顾，优先保证连锁店。




　　第一天送去三头，只卖掉一头。老孙说，肉不好，很难卖。我便让在我的店里选货，需要多少拿多少。

　　从此，每天早晨天还未亮，老孙的小汽车准时停在我店门前等待拉货，可惜二十多万元高级轿车倒成了拉肉的工具。如此过了几天，我肉店里像争抢似的，七八头肉根本不够卖，每天早早关门，而连锁店却一头也卖不完，老孙不停地打电话：“卖不动，很难卖！”我很奇怪，决定前去探个究竟。

　　那天才十点多，我店里的肉已经所剩无几，叮嘱雇员看着卖，自己坐上老孙的汽车，直奔连锁店，店里两个雇员坐在那里，门可罗雀，肉剔开的时间太久，卖不出去，蒸发掉水分，已经发干，失去了新鲜度。询问过价格，才知道连锁店竟比我的肉店价格高出一元左右，这就不难解释少人问津的原因。我急吩咐雇员，及时调整价格。但雇员担心：“地理位置太偏，量上不去，价格再低，保不住要赔钱。”

　　“赔本的买卖行家做，有赔才有赚！”当着老孙的面，我向雇员仔细解释了薄利多销、多中取利的道理，事实上，依然是老生常谈，我师傅教给我的那一套。此后，连锁店的经营逐步好转，老孙才相信地理位置的重要，进价不宜过高的道理，不再提及与兴平某养殖场合作之事。

　　前文提到，长安区由于费重，大肉批发价要比西安朱雀路批发市场贵四五毛钱。时光荏苒，时光如梭，一眨眼到了腊月二十五，肉食进入一年之中销售最旺的季节，我肉店里的销量成倍增长。经过一段时间经营，连锁店也从中摸着一些门道。我建议连锁店改从批发市场进货，以降低成本，借春节之大好时机，增加销量，扩大影响。老孙也信心大增，几次约我看车，准备购进一辆轻型货车，专门为几家连锁店进货，可我一直抽身不开。

　　春节之后，进入销售淡季，生意萧条了许多。老孙休假期满，从大连返回西安后，认为有些富余时间，想去上海，一是看看老朋友老纪，二是先探探路，看能否开拓上海市场，不料这一去便失去了音讯。听老白鸡讲，老孙不幸遭遇车祸，在大连家里养伤，几次想帮我联系，可老白鸡身在北京，杂务繁忙，一时半刻又脱身不得。我既已答应人事局，不可拖延得时日太久，春节过完，便去区志办报了到，重新又成为一名正式国家干部。
落笔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字，似乎对我过去四十年作了一次大致的回顾与总结，合上稿纸，低头想想忍不住好笑，因为我的人生故事写出来就像一场恶作剧，令人难以置信，好在大家都知道我是个言辞木讷、不苟言笑、老实巴交的家伙，缺乏糊弄人的心眼，更不会杜撰故事，哗众取宠，这一点至关重要。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乘长风破万里浪是我少年时代的梦幻，是故自幼树雄心，立大志


，博览群书，博闻强识，至于后来报考北大中文系，与此也有莫大的干系。但岁月流转，斗转星移，前面的道路一团漆黑，铺满了荆棘与陷阱，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人不可能先知先觉，预测、设计自己的未来，连我的老师，著名易学大家王扶汉老先生也不例外，何况我等弟子乎？

　　屈原《九章·哀郢》：“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十多年前，满怀对故土的眷眷之情，投入故乡的怀抱，万万没有想到，投错庙门嫁错郎，十载寒窗，功亏一篑，竟沦落为杀猪卖肉的屠夫，腹中墨水点滴也派不上用场。如此数年，寻思有生之年与笔墨无缘了，遂把辛辛苦苦记忆了大半辈子的汉字也奉还给老师，变得如同我父亲一般“会写自己的名字，认识银票上的几个字”。是以法门大佛笑话我“错别字和病句满篇”。

　　有一则段子很精彩。

　　一位爱国者升天，向玉皇大帝请求：“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缺少科学家，请您给中国降生几位优秀的科学家吧！”受其爱国精神的感召，玉皇大帝抹下老脸，求助于上帝，把居里夫人、爱迪生、爱因斯坦、牛顿降生到中国。二十多年后，居里夫人以优异的成绩从神州大学毕业，可是因为长相对不起领导，一直没有找到专业对口的科研工作；爱迪生发明了很多东西，可是由于初中都未念完，申请专利时，错别字和病句满篇，最后一事无成；爱因斯坦虽然物理、数学成绩优异，但偏科思想严重，尤其政治课一塌糊涂，补习了多年，连大学都没有考上；只有牛顿先生比较幸运，他的万有引力论文被媒体报道后引起轰动，竞相传阅，最终被某苹果园相中，非常荣幸地被召入麾下，做了一名采果工人。

　　一位大老板拍拍一个正在干活的农民工肩头：“好好干，想当年我也当过农民工。”农民工回眸一笑：“老板，您也好好干，想当年我也曾是大老板。”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人的伟大，在于其为桥梁而非目的；人的可爱，在于其为不断的上升与下落。”

　　世事沧桑，浮生沉重。

　　是媒体给了我露脸的机会，我被媒体一夜之间捧成了“名人”，从此，一个习惯于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醉生梦死的小人物，终于暴露在耀眼的镁光灯下，忍受成千上万如刀之笔的解剖。同情、怜悯我的人说我命里犯剋，时运不济；对我抱有成见者则说我脾气暴戾，自命清高，能力不行。

　　其实这都是片面之词。我是个凡夫俗子，吃五谷杂粮，生喜怒哀乐，人品与为人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高尚，只是马马虎虎，得过且过，随遇而安，不肯落井下石或者锦上添花。读过鲁迅一些杂文，先生的骨气没学下，却增长了不少臭脾气，喜欢“城门洞里掮竹竿——直来直去”，不会转弯抹角，阳奉阴违。有道是有火不发，等着得“气鼓胀”，将自己烧焦不成？男人的颜面最重要，我顶看不起那些跟在上司后面，屁颠儿屁颠儿地点头哈腰的人。我不擅长这些，是谓“不会包装”、“不适应社会”、“屠龙之技”，榆木脑袋不开化，简直如同猪脑子。

　　癞蛤蟆炒地皮发了洋财，银子烧得心痒痒，它大大咧咧往酒楼里一坐，开始点菜：“我要红烧天鹅、清蒸天鹅、糖醋天鹅、锅仔天鹅……还要你们这儿最漂亮的小母天鹅陪酒。”

　　社会仿佛已经形成了“惯性”，一有钱就变坏，一阔气就变脸，要换车、换房、换行头，甚至还要换“糟糠”，万一换不成，就要包二奶、三奶、四奶；一出事就出名，一出名就出书，一出书就畅销，一畅销就来钱——金钱又是好东西，人言“什么都可以有，就是不能有病；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钱”。如今社会尊敬富人，大款放个屁，人们都说一点都不臭；大款说“倘若连屁都不臭了还有性命吗？”人们赶紧一手捂住鼻子，另一手作煽风状“好臭，好臭!”

　　名人亦有好多种，不能名垂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我也算得一个名人，响应党的号召，与时俱进，厚着脸皮凑一次热闹，为构建和谐社会略尽绵薄之力。打个比方，譬如唱戏，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有名生名旦，必有名丑，否则咿咿呀呀地猛唱一气，岂不气煞喜爱流行歌曲的青少年朋友？然而在名人之中，我只能算个丑角，这一点我有自知之明。但我面恶心善，人黑心不黑，人丑心不丑，诸位看官权且当作反面教材。

　　无论怎么说，我现在也算是一个正式在编的国家干部旱涝保收。

　　某倒霉蛋匆忙上了列车才发现搭错了车，急忙找乘务员寻求帮助，乘务员很为难：“我们这可是直达快车，中途不能停啊！”请示列车长后，乘务员有了办法：“经过车站的时候，车速会减慢，到时候我将车门打开，你跳下去就是。不过千万注意，车速虽然不快，但是由于惯性，你跳下去的时候必须向前跑一截路，否则会摔个大跟头。”倒霉蛋感激涕零，千恩万谢。当列车进入车站时，乘务员打开了车门，倒霉蛋往下一跳，脚刚着地就往前跑，一直跑到前一节车厢。就在他刚想停下来的一刹那，车厢的门忽然打开，另一位乘务员老鹰捉小鸡似的一把将他拽进车厢：“先生，你真幸运，我们这是直达快车，中途还没有上来过人，来，请补票吧！”


那个倒霉蛋便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