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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都周刊》
山崎宏是在1937年跟着侵华日军赤柴部队进入中国的,职业是随军军医,一年不到他逃离部队,一路要饭才保下性命,从此留在济南,如今老人已经102岁。几十年来,山崎宏一直坚持每周双休日给济南市民免费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百岁“鬼子兵”
2010年春节前的一天,在位于济南市区南部的“七里山诊所”——这是儿科大夫山崎宏出诊的地方——一场突发的冬季流感,让就诊者塞满了狭小的空间。
山崎宏大夫真的很老了。白眉毛长长的,遮住了一对小眯缝眼。102岁的寿星,患有白内障,耳朵也聋得厉害,和患者之间的交流,完全依赖经验。他拿起听诊器搁在一个小儿的胸口,告诉孩子的奶奶,“嗓子呼噜呼噜的,感冒了。”孩子的奶奶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山大夫给我看病,我的孩子也是找他,现在轮到了我的孙子。”
日本人山崎宏,在济南居住了70多年。1937年,29岁的山崎宏是侵华日军赤柴部队的随军军医。他离开家乡冈山,来到中国,命运让他留在了济南。小城悠然的生活节奏,常使他忆起宁静的冈山。而济南的孩子从小就听说,在七里山生活着一个不回日本的“鬼子大夫”。
研究抗战史的北京报告文学作家方军,20年来一直在跟踪采访健在的侵华日本兵。他介绍,战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128万,现在活着的不到13万。当年参战日军平均年龄25岁,绝大多数已作古。生于1908年11月25日的山崎宏,无疑是日本战败迄今滞留中国时间最长、有资料可查的最后一个鬼子兵。
“我要报恩啊”
因为严重的耳背,我和山崎宏的对话多数时候要靠笔谈。
“你哪年来到中国?”
山崎宏提笔写道:“七七事变。”
方军早年在外交部做日语翻译,上世纪90年代留学日本,接触到大量当年的鬼子兵。他告诉我,卢沟桥七七事变在山崎宏那代日本人心中有特殊的含义。日本人一直喜欢说,“正是通过卢沟桥七七事变,日本走向了战争的大河。”
山崎宏12岁时,父母双双病死。山崎宏还有个哥哥,日本的传统是长子继承制,有弟弟在,哥哥就不必出门去服兵役。山崎宏说,“两个兄弟,怎么也得去一个。我小,所以我去了,不然会被枪毙。国家宪法规定的。”
方军接触到的日本兵讲,日本当年几乎家家有军人。如果有人逃避兵役,村公所就会喊来几个人,一声吆喝把这家的房子拉倒。在当时,不效忠天皇是不可饶恕的。
山崎宏不情愿打仗,但是不敢说。山崎宏是随日军步兵第10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及其步兵第10联队长赤柴八重藏所统领的部队,来到中国。先是在天津港登陆,而后杀到了济南。
认识山大夫20多年的刘谟桐大夫讲,山崎宏从军经历只有短暂的几个月,因为看不惯日军烧杀抢掠,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独自出逃。他希望从山东乘船回日本,但是阴差阳错留在了济南。
不知是耳朵真的很背,还是一上午的出诊让山大夫有点疲倦。这段历史,他始终没有完整地亲口讲出来。刘谟桐大夫的故事怎么听都像是一个反战的主旋律,而一个身陷虎狼堆的日本兵能否具有如此高的觉悟,是令人怀疑的。
而济南一家报纸的报道,又提供了另外的版本:山崎宏在部队中违反了规定,为了逃避惩罚,只有选择做逃兵,于是留在了山东,这个版本相对合理。
我问他:“为什么留在济南?”老人似乎有意打岔,“毛主席说了,打仗好多年了,日本国家也穷了,一分钱也不朝日本要。所以,我要报恩啊。”
老人说的这段历史,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索赔。
我继续在纸上写,“留在中国艰难吗?”山大夫笑了,“难的时候都过去了。打仗的时候最难,现在都和平了。和平了还有什么难的?毛主席说了,愿意回日本的回去,愿意留在中国的继续改造学习。我听毛主席的话,留下来了,能有什么困难?”
后来老人的女儿提醒说,山大夫一直保留着日本国籍,这是他在后来的动乱年代得以保全的护身符。
“难道你不想念日本吗?”他很坦然地告诉我,“老家都没人了,想那些没意思。”
行医赎罪
去年,方军从山东画报社编辑处得知,济南有一个100多岁的日本老兵,一直坚持每周双休日出诊给济南市民看病,替当年的战争行为“赎罪”。
方军的第一反应是不可思议,因为能活到山大夫这把年纪的日本兵,真是太少见了。
等来到济南见到山大夫,方军相信了“仁者多寿”这句话。85岁之前,山大夫一天要跑3个诊所出诊。如今岁数大了,才减少到一个诊所。用行医的赎罪方式,让方军感到震撼。
让方军一度也感到困惑的是:山崎宏逃离部队后滞留济南的前因后果,始终语焉不详。从卢沟桥事变到日本投降的8年里,关于山崎宏的信息只留下两句话:他当了逃兵,路上中国人给他一些食物,他要报答中国人的恩情。后来他重操旧业,做了一辈子大夫。
随军医生山崎宏这段隐秘的个人史,难道被更为惨烈浩大的战争史吞没了?假如山大夫本人不愿讲,就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方军想到通过查阅山崎宏所在日军档案,去寻找答案。
在《天津史志》中,方军发现了赤柴部队的踪迹。1937年8月21日,由日军第10师团步兵第10联队(联队长赤柴八重藏)主力组成的右侧掩护队,向静海进攻。这是赤柴部队在中国侵战的开端。此时,正是随军医生山崎宏开赴中国战场的时期。
《天津史志》记载,山崎宏所在的步兵第10联队,1937年8月14日在塘沽登陆,到12月26日作为日军主力部队占领济南,为时4个月,行程500公里,几乎天天作战。《天津史志》对赤柴部队在天津的暴行,有明确记载的达10次之多。比如:“1937年8月5日赤柴部队围攻杀死我29军37师驻府君庙一个排的守军,又进村逐户搜查杀人,36人死于刺刀下,其中妇女都是被奸淫后杀死的。”
方军认为,这只是赤柴部队所干坏事的一小部分。
刘谟桐曾经听山崎宏回忆说:“经常把全村的男女老少集合起来,都杀了,最后再烧个精光。”
山大夫后来告诉方军,自己是和3人一起逃亡的,时间范围是冬天攻入济南不久。一支部队有4个人逃亡,这在侵华日军中也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随后赤柴部队一路紧急南下,显然没顾得上追杀逃兵。
1938年4月6日,赤柴部队在台儿庄战役中作为日军主力,被中国军队最精锐的汤恩伯部队集中约40个师的兵力围歼消灭。方军相信,军医山崎宏如果没有逃脱,一定会在中国军队的强大炮火前化为灰烬。
山崎宏回忆,他一路要饭,试图往山东半岛的尖上走。但是穷困潦倒,连一身衣服都没得换。“一看要饭的是个鬼子,中国人没揍我就是好事!”后来山崎宏就留在济南一家仓库当上了保管员,因为无家可归,把仓库当成了家。
方军说,从常识推断,如果山崎宏“无心谢罪”,在日本人占领山东那些年,四处流浪的他完全有机会重回侵略者阵营,而不必沦落到受中国人接济。但是山崎宏没有。日军在山东恶行累累,山崎宏没刻意隐藏身份,居然在济南长期生活下来,可见并没做过杀人放火的亏心事。
1946年始,投降的侵华日军及家属总计310万人被遣返,逃遁于中国民间的山崎宏怎么没有被遣返回去,仍然是个谜。方军判断,逃兵山崎宏应该是一位没有干过任何坏事的鬼子兵。“这样的人,在中日两国漫长的交往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申请无偿捐献遗体
山大夫的家就在诊所旁。他和63岁的女儿一家一起生活。女儿女婿都退休了,外孙在公交公司上班。这是一户普通的济南平民家庭。
山大夫的中国妻子比他小11岁,是1947年山崎宏39岁时,别人撮合的,但她在40岁的时候就得病死了。
山大夫每月退休收入有5000多元,但是生活出奇简朴。喜欢吃日本产薄荷糖。饭桌上常见的是老济南常吃的馒头、粥、咸菜。四川地震,勤俭的山大夫却让女儿帮着捐了很多钱。
女儿说,小时候很怕父亲。生活中的山崎宏还能流露出武士道式的严肃,让女儿相信了那些描写日本人刻板性格的影视都是真实的生活。女儿一家对日本知之不多,她感觉父亲身上唯一残留的日本习俗,就是每天早晚冷水洗澡,一直坚持到95岁。
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山崎宏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大使。他的远亲在和歌山政府工作,1983年在山崎宏的牵线搭桥下,济南与和歌山结为友好城市。
山崎宏为济南市民免费行医,为战争赎罪的报道,在日本传播很广。前任日本首相中曾根为他题词:“大道无门。”
山大夫说:“大道都无门框,不能守旧。孔子说‘生于斯,逝于斯’,照孔子的说法,我本应回到日本国生存,但是,我要用实际行动谢罪,要一生感恩。”
方军认为,中曾根对山崎宏的赞扬别有深意。“大平正芳、田中角荣、中曾根,好几任日本首相当年都打过中国,也只有这些侵华战争参与者,才知道15年战争给中国的伤害太严重了,所以他们才力挺两国走向和平。他们明白,山崎宏也明白,日本应该反省谢罪。”
这些步入暮年的老人,和早年陷入战争癫狂的鬼子兵有了天壤之别。方军说:“我认识这些老鬼子兵的时候,他们都骂自己当年是‘八嘎’。北京话就是‘傻帽’,说再也不会傻到去别人国家打仗了。”
通过对日本社会多年的观察,方军认为,日本的右翼仅是一小部分。现在的日本已是民主社会,出兵这种事要经过投票。像当年军国政府那样操纵战争,已经不那么容易。
2009年10月,山崎宏获得日本总理大臣奖,表彰他对中日民间交往的贡献。老人对得奖很淡然,唯一让他感念的,是在山东大厦举行的颁奖宴上,日本领事夫人特地为他做的那顿香喷喷的红豆饭,那是家乡的味道。
晚年山崎宏还做了一件为济南人称道的事情,他向红十字会申请无偿捐献遗体供医学解剖。女婿说,因为山崎宏一直保留了日本籍,申请没有章程可循,所以一直申请了4年,济南才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老人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自个完完全全奉献给了济南这座待他不薄的城市。而山崎宏习惯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我来日不多了,有生之日,要多为人民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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