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四大“郁作”与云南十八怪（三）

无酒

作者：履虎尾

俺到得大观楼下，始知“伟烈丰功”的“烈”字，确实不是“业”字。

然而，俺转念一想，假如孙髯翁此联，原来就是“伟业丰功”，有人将其传抄错误，抄成了“烈”字，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恐怕错抄之人，早就被板砖砸晕了吧！

俺的思维又转了一个湾，若是大观楼长联也象崔颢《黄鹤楼》诗一样，无原迹可查了呢？“业”“烈”之争，难道也象“白云黄鹤”之辩一样，成为千古之谜吗？

记得有人曾经大叫过，书印错了，把‘勾践’印成了‘句践’。当时俺就有个想法，有些事物，有些道理，只能顺行前进，不可逆水行舟（反之亦然）。“句”字出现的早，是双音字，有时读“句”，有时读“勾”。而“勾”是后起字，只能读为GOU，不能读为句。推而广之，以甲事物证明乙事物是可以的，但是反过来，用乙事物来证明甲事物，则是不可以的了。

例如，父亲的血型为A，母亲的血型为O，子女的血型应该为A或O。进行亲子鉴定时，如果孩子的血型为B或AB（非A非O），则可以肯定，此孩子决非父母的亲生；但如果孩子的血型为A或O，则不能反过来肯定必是此父母的亲生。自然科学中大概可以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吧。

俺读〈两唐书〉，武德元年，秦王李世民平定关陇薛氏割据势力，薛氏集团的首领明明是薛仁杲。后读〈资治通鉴〉，司马温公却把“杲”改为“果”，结果，薛仁杲变成了——薛仁“果”。

怎么回事？〈通鉴考异〉（见通鉴*卷一八三）曰：

“〈唐高祖实录〉先作‘仁果’，后作‘仁杲’。新、旧（唐书）高祖、太宗纪、薛举传、柳芳〈唐历〉、〈柳宗元集〉皆作‘仁杲’。〈太宗实录〉、吴兢〈太宗勋史〉、〈革命记〉、焦璐〈唐朝年代记〉、陈狱〈唐统记〉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马六匹，其一铭曰：‘白蹄乌，平 薛仁果 时所乘。’此最可据，今从之。”

“杲”还是“果”，人们至今分辨不清。 俺个人以为，应该是薛仁杲。（呵呵，各人己见啊，欢迎砍砖！）

第一，司马温公的证据是“醴泉昭陵白蹄乌铭”。然而，此例“只可逆证，不可顺行”。假如“白蹄乌铭”写的是“杲”，而世上有人误以为“果”，则可以肯定，必“杲”无疑；而“白蹄乌铭”写着是“果”，则不能认定一定是“果”。何也？原因就是，从唐太宗到宋司马光，三百多年过去了，很难保证石上刻字无人改动；再则，无数的人用手摸过，天长日久，水滴石穿。即，改“杲”为“果”，易如反掌；改“果”为“杲”，实为不可能也。

第二，隋唐之际，纬谶之学盛行。关于“十八子”的说法，人人皆知。这在〈隋书〉和〈两唐书〉中，都有大量的记载。“木”者，“十八”也；“日”在木上则为“杲”，“木”穿日中则为“果”。这可不是俺迷信，唐朝君臣民等，对此不能不考虑一番。所以，还是“只可逆证，不可顺行”。

〈黄鹤楼〉的“白云黄鹤”之争也是如此。

手又酸了， 打出这些酸溜溜的东西实非本意。各位大虾如果有意见，请向“太极浑球”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