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砖】女人· 诗歌· 韩寒

反对感

原文

http://book.sina.com.cn/tonggao2003/2003-10-14/3/20340.shtml


几年前，韩寒还是个毛孩子，作惊听回视的轻狂之语当以青春期的躁动观之，现在他成年了，那些特定的语境已经不存在，然而他却以为或被以为真有几把刷子，居然象个愤青一样因为经受过失恋就以为自己有了愤世嫉俗的理由。

世上没有哪个男人不认为自己最懂得欣赏女人，同样，世上没有哪个文人不认为自己最懂得欣赏诗歌。要求一个男人阅女无数才能发表他的审美观显然是扯淡，但要求一个文人多看少说并不过分。韩寒在表述他对现代诗的观点之前读过多少现代诗不得而知，他的眼里现代诗是不要脸的胡诌，这样的论点除了表明他开始堂皇的以知名作家自居之外好象并没有任何学术争论的价值，因为一个男人憎恨女人的原因很可能是他爱的人不爱他，或者在嫖妓时不幸染了性病。

诗从本质上讲正象韩寒的理解一样并非格式（形式），中国古代的四大美女不会因为穿牛仔裤或比基尼就黯然失色，现代诗与古典诗的形式差异难道就必然造成阅读体验的天壤之别吗？

稍稍有点学术素养的话，立论至少该从诗歌精神的堕落入手，不过即便我们把诗歌降格成文学艺术的简单分支，诗歌精神的堕落也并非孤立的现象，小说、绘画、音乐和影视等等那一样能幸免？我们的精神活动越来越依赖感官分散的、机械重复的刺激来简单迭加，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是否同样可以认为象韩寒这样自诩的作家也在和现代诗人从事着相同的勾当呢？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爱美女不一定因为美女触手可及，每一个男人的心目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女神，不论现实与理想多么遥远。诗歌、音乐、小说，只要那些相信自己能寻找、发现、揭示美的人心中还有自己的女神，那么不仅现代诗不会死，而且腐朽也有可能化神奇。

如果断言现代诗是不要脸的胡诌，那完全可以断言现代文艺是不要脸的呻吟，由此我们必然怀疑这样的断言是否也是不要脸的，是胡诌？

其实，在现代商品社会的分工中作家的职业是最痛苦的，其他的行业不论是黑道白道大家都在努力保护本行的合理利润，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而职业作家的痛苦在于：有时他们不得不依靠自轻自贱来获取利润，争取社会的认同。韩寒从此是不能写诗了，因为他肯定是要脸的，但根据比他更知名的作家比如王朔的观点，写畅销的言情或者武侠也是可鄙的。作家这个职业连生产工具都常常被自己人拎出来当靶子，很难想象他们怎样代表先进文化。

如果让我模仿愤青的口吻我只对韩寒说一句：有种你别靠卖字为生。

eggborn

让他……卖………………身么？

反对感

把无知当有趣，我们可以原谅，一本正经的生活还真不能少了逗乐解闷的小丑，

把无知当深刻，慷慨激昂地卖弄自己的半桶水就近乎无耻了。

被新浪力捧的天才写手果然是很有娱乐卖点，感谢新浪不遗余力地为我们揭示出一个真理：行走江湖最要紧的一个字是-------------“卖”！

eggborn

其实新浪更在乎一个“炒”字！

反对感

专家的问题
原文：
http://book.sina.com.cn/tonggao2003/2003-10-14/3/20338.shtml

无知者无耻是他自身的人生观问题，但无耻者往人身上泼屎就有可能成为污染环境的公害。

令人惊讶的是韩寒的世界逼仄到与沙发里的土豆一般无二，以为专家都是媒体秀里的余秋雨，也难怪，语文狂加少年狂当然可以认为火车是推的。我没亲见过媒体上有名有姓的大牌明星专家，但至少在工作中见过技术大拿，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里他就是权威，一堆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敢拍胸脯说：我来。事实上很多技术攻关项目靠的还真就是几个关键人物，数理化都学不好的人也敢嘲笑专家真他妈无耻到极点。

看看下面的文章吧，国宝级的专家们也在出书，发行量可不敢跟韩天才攀比，而且还是集体署名。


南方周末　  　2003-01-09 15:42:01




    被遗忘３０年的法律精英

　　□本报记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
　　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
　　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
　　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
　　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
　　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
　　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
　　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被改变的命运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雪飞

最初由 eggborn 发布
[B]其实新浪更在乎一个“炒”字！ [/B]

不炒   就做吧

pallet

我一看韩寒那遮着半砬子脸的头发就没好气，倘若他能够称为作家，真正的作家不用活了，因为民众的阅读水平已经削减到不值得他们存在的地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