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的荒唐该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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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直言：中国金融业的荒唐该结束了  

　　国家垄断害处多

　　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对企业的并购绝大部分都是通过金融市场完成的，没有金融市场这个平台的支持就不会有大规模并购的出现。在外资进入中国实施并购战略的时候，都有银行作为后盾，这里的银行指的是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就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来说，国内的情况不是很理想。很多民营企业并不是没有雄心和实力，而是没有金融支持，所以，他们兼并重组大型国有企业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金融业由国家来垄断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

　　他为我们简要回顾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历史：从公元前2000多年的夏商时期到唐朝，民间货币信贷逐渐昌盛，春秋时候的实物信贷到唐宋的纸币交易再到明清的钱庄票号兴盛，商业往来自然产生了民间信贷；农村主要是当铺，民间金融存在了四千多年。而真正的国家金融是在1935年前后开始的，随着世界经济的大萧条和对外贸易条件的恶化，当时的国民政府追随世界潮流推行国营化，由官股控股银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金融的国营化，但当时还存在一定量的民间金融，就是钱庄、票号和当铺等机构。1955年，通过公私合办的形式将所有的金融企业国营化，第一次彻底消灭了民间金融，包括钱庄等机构也被国家的储蓄所代替了。

　　陈教授指出，这些年下来，很多人忽略了国家对金融业100%垄断所造成的恶果：

　　一是把作为社会资源主要存在形式的金融资源全部由国家控制，地方分支机构基本上只有收集存款的作用，各地收集上来的金融资源由国家统一调配，使得地方丧失了利用自身创造的金融资源发展本地经济的机会。造就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各种奇迹，但这些奇迹都是畸形的，因为它以牺牲全国均衡发展为代价。东方明珠与河南、湖北和山西等地的发展有什么关系？但是，那里却堆积着来自这些地区的金融资源。假设让河南自己支配自己所创造的金融资源，他们肯定不会建什么东方明珠塔。所以说，金融国家垄断是造成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罪魁祸首。如果不把这些金融资源集中到北京，而是各个地方把本地收集到的金融资源加以利用，中国的发展会比现在均衡得多，北京和上海各种畸形奇迹要少得多。

　　而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是民营经济无法壮大的现实基础，因为一切资源都由国家支配，国有商业银行垄断一切金融资源。没有地方金融的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空间很小，地方经济发展的就不好，怎么可能产生好的民营企业呢？不可能所有的民营企业都到北京、上海去发展。

　　二是国家对金融的垄断产生了行贿索贿的腐败现象。周正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通过国家对金融业的垄断大发其财，一旦这种垄断失去了行贿的支撑就会轰然崩塌；而孙大午是一个与之相反的例子，是法律自身有问题，是国家垄断金融、遏止民营经济的经典案例。民营企业在国家垄断金融的环境里生存会很艰难。

　　国家金融是后来者，民间金融才是本源，盲目坚信国有金融是正统、是本源，是犯了根本性错误。我们必须承认民间金融才是本源，真正的民间金融会很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因为个别民营企业的金融问题和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偏见而漠视民间金融发展的正当性和急迫性。

　　国际上的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并购中国大型国企的时候，都会有很好的金融支持作为后盾。如果没有金融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处在弱势，而且是没有还手之力的弱势，这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壮大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国家垄断金融也把民营企业自身的资本捆起来了，这样他们在与外资竞争的时候，在资金支持和融资渠道方面就没有办法和外国企业竞争。事实上，这样做就等于把对大型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的机会对外资开放了，对国内的企业家和企业开放的很少，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机会。

　　民间金融应鼓励

　　陈教授认为，金融业本身需要加快对民营资本开放的进程，这是壮大民族经济的基础性举措。关于民营银行、民间金融，也讨论了好些年了，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金融行业还是国家垄断，可能是国家垄断最厉害的行业之一，从宏观来讲，这肯定是一个很荒唐的局面。

　　他针对国内一些学者对民间金融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很多学者一方面在谈到收入差距及国外投资者势力强大的时候很激动，质疑怎么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企业怎么这么弱小？另一方面，在谈到民间金融的时候，问国内的学者“中国是不是需要发展民间金融、民营银行”？他们说，那不行，你不能发展民间金融，因为这些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企业存在道德风险，他们目的不纯，他们要来圈钱。他们主张不能让民间的金融发展，不能给民营金融更多的生存发展空间。

　　他进一步指出，金融行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部门，金融的发展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发展的内容。我们一方面讲要发展市场经济，很多行业要用市场的选择来决定行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又不允许金融行业民营化，这本身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做法。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你很难从世界上找到一个国家，它的市场经济发展地很好，同时金融行业却被国家高度垄断，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

　　收入差距这么大是国家多年来垄断金融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如果要让更多的人提高他们的收入，给他们创业的机会，同时又不给他们提供自发的民间融资机会，那怎么可能？他们怎么能得到和充分利用更好的创业机会去发财致富。

　　他举出孙大午的例子，孙大午是自己找钱富裕起来的，然后办学、扩大再生产，把更多的人带动起来，提供给更多人创业的机会，孙曾经给别人提供信贷。他认为，通过孙大午的案子就能看出来，如果允许更多的人能够象孙大午那样自发的去融资，在中国不就可以出现千千万万个象孙大午一样的人了么？不管你是生活在农村还是生活在城市，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应该给每一个人更加平等的发财致富机会。

　　如果民间金融本身不能发展的话，那实际上等于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买我国有企业100%的股份，但是我又不给你提供任何融资的手段，这样的安排就等于说给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样的待遇是一句空话。所以首当其冲的是一定要放开金融业，如果不放开就没有办法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兼并重组国有企业的机会，没有金融支持的兼并重组，尤其是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兼并重组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认为，一方面整个经济要向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导的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尤其是要为中国本土企业向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这要求民间金融必须唱主角，所以，金融业的民营化要首当其冲，走在前面。勤劳致富不能仅仅局限在体力劳动上，更应鼓励经营性和管理性的脑力劳动，而金融的放大效应可以有力地支持这样的脑力劳动。如果我们想一辈子爆米花当然不需要这样的支持，但是，一个强大的民族经济肯定不是爆米花爆出来的。

　　金融创新要务实

　　就金融创新的问题，陈教授认为，基于中国的现状，并不需要太多的金融创新。比如说，证券市场方面，少数民营企业是上市公司，增发股票或者再融资的机会相对多一些，通过对这种大众证券市场的融资为他们兼并重组大型国有企业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如果有更多的具备上市条件的民营企业能够上市的话，就会为民营企业参与国企的兼并重组创造出很好的机会。

　　他还认为，中国应该更多地鼓励自发的民间融资形式，比如，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由于信息的交流和市场经济发展不够充分等问题，不适宜在全社会范围内推广，也不利于把分散的民间资本大规模积聚起来，但是可以在少数的几百人范围内集资。在美国，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是很多民间创业投资和兼并重组的资金来源。投资人的数量不能太大，最可行的方式是允许一些懂得理财的人把认识的熟人、朋友和亲戚等的钱汇总起来。这与股票发行不同，在面对不确定的集资对象融资，牵涉太多的道德风险和责任。在中国法制还不太可靠的情况下，小范围的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还是比较可行的。这种创新是美国已经有的，中国只需要用更规范的形式去引导其发展就可以了。

　　他还指出，其实很多的国外投资者，尤其是美国和香港的，也是用私募股权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的方式集资去参与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的，他们以不同形式的投资组合去购买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这一点在中国内地也是可以做的。

　　最后，他说，“我们对民间金融的态度应该是鼓励其发展，鼓励民间资本通过民间金融的发展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同时通过加强监管增加其发展的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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