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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拥有19.3个性伴侣？中国绝非“超级性大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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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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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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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7 15:03:47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做人，要厚道

　　2004年有两部影视作品掀起了不小的震动，一是电影《手机》，二是电视剧《中国式离婚》，千家万户一边看着严守一的婚外性行为，一边想着自己的生活，哭哭笑笑。

近日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在广州举行，曾经“谈性色变”的中国人兴致勃勃地聆听性学报告、观看性文化图片展、参加百万安全套彩车行等活动……即便如此，看上去“性福”的中国人还是被“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的数据惊呆：人均性伴侣人数19.3人。而由此所触发的“性商”、“性小康”等新概念也引发了普通人的争议，于是“性福”到底是什么、中国人的性现状到底是怎样的等问题再次成为关注焦点。

　　谁拥有19.3个性伴侣？

　　中国绝非“超级性大国”

　　采访撰文/赵倩

　　性问题并没有超出人们的道德底线，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乱性”，婚姻还是性生活的一个砝码。

　　10月下旬，安全套生产大鳄杜蕾斯公司推出“2004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一经公布，引起哗然。在这份被称作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性调查”的报告中，综合了“性生活的频率”、“发生性行为的年龄”等多项指标，而中国以人均性伴侣19.3个，人位居全球第一。

　　杜蕾斯公司的这项“全球性调查”从2001年开始，已经连续进行了8年，在曝出“19.3”数字之前并不为中国人熟知。当然，作为一项以公司名义操作的全球调查，其公信度也遭到了人们的质疑。但无论是炒作也好，提升公司知名度也罢，“19.3”还是唤醒了我们对于中国性文化和性现状的重新关注。

　　是19.3还是1.93？

　　按这项调查显示：“世界范围内，每人平均拥有10.5个性伴侣。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人们也许会问，这个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数字有多少可以信任的成分？他们的调查结果从何而来？

　　据杜蕾斯中国合资公司介绍，来自41个国家的超过35万人参加了这次调查，其中有108720中国人参与了这项调查。在参与调查的中国人当中，男性为87304人，女性为21416人。在年龄分布上，以25岁至34岁年龄段的人为主。调查是通过参与调查人员填写个人资料在互联网上进行的。当问及公司相关负责人“您认为这个数字可信吗？”对方不置可否，只是很勉强地说出：“不排除个别人恶作剧的可能性。”

　　很明显，这个19.3的人均性伴侣人数远远超过了中国人的接受程度，在采访中，我们发现，有一个很明显的漏洞——参与调查人员填写的个人资料中，根本没有身份证明(比如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有效证件。用这位负责人的话讲，就是“完全依靠参与调查人员的个人自觉。”从这一点来看，这项调查结果的可靠性还有待商榷。

　　对此，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江晓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表示：“我所知道的调查数据和它几乎相差了一个小数点，1.93还差不多。国内性学界类似的调查也做过很多，没有能得出19.3这样荒谬结论的，真实的情况要远远小于这个数值。我怀疑它的这个调查有错误，不可能是真实的反映。”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许天民在第二届全国性文化节专家论坛上也表示，他“个人对此数据持怀疑态度”。许天民指出，杜蕾斯公司此次调查是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而“互联网在我国并未完全普及，上网群体以青少年为主，经常上网的成年男性数量有限，通过这种样本难以推出全中国人在性行为方面的准确数据”。

　　婚姻是性生活的砝码

　　“19.3”给本来就缺乏和谐性生活的家庭增加了隐患。“19.3，我觉得很可怕，一些朋友也觉的这个数字给人以挫败感，我只占了其中的1，那么老公另外的18.3个是谁？”一位姓金的30多岁的女性面色忧虑地说。她还告诉记者不知怎么了自己越来越多心，甚至怀疑丈夫有小金库，认为丈夫有很多“商业性”。

　　虽然说，这些年的开放使得中国人的性观念得到了根本性的变革，但是主流的思想模式仍然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保守严肃的态度。虽然人们不再谈性色变，但性问题并没有超出人们的道德底线，成为可以为所欲为的“乱性”，婚姻还是性生活的一个砝码。

　　在由国内知名性学专家潘绥铭主持的全国性调查中显示：在全国20至64岁的结婚或同居的人口里，越过婚姻而有性的人，只有13.1%到13.9%之间。从和婚外的“别人”保持性关系的时间长度上来看，中国人的婚外性行为，不是以“一夜情”为主，也不是以“性交易”为主，仍然是以持续时间较长的“婚外性关系”为主。其中，性关系超过一个月的占83.4%；不到一个月的占56.3%。

　　婚姻自由和性自由似乎是一对永远也难以调和的矛盾，婚外性的增加，某种程度上和中国人的离婚观念有关。当离婚还是被大多数中国人看作一条危途时，为了挽救婚姻，而“爱”又不能舍弃，婚外性就成为一个不算是好办法的办法。性学专家潘绥铭认为，婚外性对婚姻的破坏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只不过在这种冲击下，婚姻、爱、性三者的关系变了。

　　这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性化”刚刚开始盛行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候，性正在偷偷摸摸地越过婚姻，形成一股不小的社会风气。社科院研究员李银河当时在北京做了小范围的调查，承认自己有婚外恋的占有效调查人数的3.7%，80%以上的人对任何形式的婚外性行为都持严厉的不容许态度。可见，那个时候人们就对有爱婚外性关系的容许度要比无爱的性关系要高。

　　从非性化到性化巅峰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思想开放，性现象已经表现得公开化、更多的事物现象被赋予性的含义、更加突出性别差异中性的方面，有关性的词汇也增加了。在文化节上你能看到老人的身影，他们仔细观看性图片展，没有丝毫不自在。

　　潘绥铭还在性文化节上表示：“性化在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从过去的‘非性化’，到文革时期的压抑，再到性化的巅峰。当前中国由一个威权社会变成了自由社会，个人自由度甚至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他表示，在性现象的公开化中，最为突出的是在电视广告上，卫生巾广告再也不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在黄金时段播出，而这在1994年还是不可想象的。

　　就像性学专家提出的“性革命”的观念一样：“一场性革命，伴随今日社会的变迁悄然改变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进而改变了中国人的初级生活圈。”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确实是中国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百姓性事

　　采访撰文/YOYOO阿毅

　　如果说一些人是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暂时疏离了性，那么有些人，却开始身体力行所谓的“无性婚姻”。

　　婚姻，按照书面解释是一种男女性关系的合法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多数的中国人，把婚内性关系，默认为一种惟一合法的性关系，结婚，也就成了解决性问题的惟一方式。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我们看到一对夫妻没有性生活，或者看到一对男女有性关系却没有结婚，都会多少有些别扭和困惑。

　　潘绥铭教授曾经带领36名研究人员，对全国城乡60个地方的3824位20～64岁的男女性生活状况进行了了解。调查结果令人惊讶：已婚或同居的男女中，每个月连一次性生活都不到的人超过了1/4；在最近的一年里连一次性生活都没有的竟占到了6.2%。

　　中国人的性生活到哪里去了？

　　“寡性、无性婚姻”无处不在

　　调查显示，中国人年平均的性行为次数仅为63次，低于欧美国家的100多次。

　　早在同居阶段，婚龄两年、28岁的李娜和老公就签了个两人之间的性协议。协议的大概意思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但不互相承担性义务，只要有一方不同意，另一方不得强迫发生性行为；两人认同性生活现状；两人有寻找其他异性的自由，如与第三方发生性关系并愿意共同生活，则两人之间的同居关系随之解除。

　　“我们是在同居快6个月时，性生活由最多的一天4次到一个半月也没有一次的时候签了这个协议。” 李娜承认结婚后这个协议也一直延续并实施着。“想过分手，按传统观念，性是衡量两人关系好坏的第一尺度。但私下打听一下，和我情况类似的人挺多的。” 就像找到了理论依据，李娜的心理平衡不少。

　　其实，李娜们所面临的问题，在日本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曾成为社会问题，即所谓的“无性夫妻”。“那时日本的社会学家把这种夫妇间没有生理疾病或意外(婚外性)，却长达一个月以上没有默契的性生活，定义为‘无性婚姻’。”研究现代社会性问题的北师大心理系研究生吴晓兵认为中国正在出现同样的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讲，婚姻中的“性协议”，有时是两人之间出于利益关系或别的原因而达成的协议或默认的现实。看起来似乎是个极端的例子，其实没有签无性协议的人婚姻中的性不一定更多。如果说一些人是因为工作和生活压力暂时疏离了性生活，那么有些人，却开始身体力行所谓的“无性婚姻”。

　　某医院的外科医生杨文希(化名)自从丈夫有外遇后，就患上了心理洁癖，逐渐没有了性生活。最近和大学时候几个好朋友聚会，女人们话一多，自然就谈到各自的家庭。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原来好几个女人都和她一样，已经逐渐过上了“无性婚姻”。她们这种婚姻的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丈夫出国深造，自己又受传统观念限制，天长日久，主动放弃了性生活；有的是对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男女关系比较惧怕，出于自保的心态，渐渐远离性生活；还有的则干脆是夫妻感情不和，常年冷战，但又没到离婚的地步。

　　在大多数健康人的婚姻中，无性的选择更多是出于无奈，所谓“无性”也并不意味着彻底放弃性生活，自渎、网络性爱、电话性爱，是他们中许多人采取的性爱方式。

　　性给生存压力让路

　　乔丽夫妇一起创业很多年了，每天回到家，只觉得疲惫，疲惫，缓不过来的疲惫，如果能够头一挨枕头就入睡，那也是“性福”。然而有时，他们不得不在床上说一些在办公室里怕被员工听到的话，打打小算盘、按按计算器、记记账……床哪里有空间留给性生活呢？

　　“我知道很多时候他并不是不想，但一想到白天要面对的一堆工作和烦心事就放弃了，转身睡去。” 正分别处在事业关键期的他们都意识到两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有时候，他有点情绪的时候，我却面临枯竭的尴尬。”乔丽叹口气：“这样下去，我们顶多是商业伙伴，一对挣钱的机器。”

　　这年头，由于生活节奏太快，男人累，女人也累，现代人开始越来越讲究“进补”，以求达到“他好，我也好”。男人似乎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交不出“家庭作业”的男人，让女人幽怨，自己也无奈，有位30多岁的媒体同行甚至戏称自己已经没有功能了，引得众人啼笑皆非的同时，也不胜感慨。越来越多的男士健康产品广告充斥在电视荧幕上，让人们惊叹男人都怎么了？

　但是婚外性、一夜情又确确实实存在着。社会学家李银河女士认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是没有禁止成年人在婚姻之外发生性关系的。如果从权利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有权利这么做；至于道德怎么来评价，这是见仁见智的。

　　当然，即使你有这个法律上的权利也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用这个权利。一个人结婚了，就在一定的道德意义上规定了你必须为对方牺牲这个自由。而且，一夜情肯定会带来害处。首先是婚外怀孕，其次是性病传播。性病这个东西，性伴侣增加一个，得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很多。

　　从事建筑业的38岁的马先生说：“这就好像一个放牛娃撒谎说‘狼来了’，和所有的人都一起去喊‘狼来了’的区别，等狼真的招来了，受害的，绝对不只是这个放牛娃。”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有亲身体验的，几年前，他和周围的许多生意人一样，有了情人，一切就像抛物线的轨迹，几年下来，这些风流韵事带给他的更多的是心病，原本只想缓解工作压力，却招来了无尽的烦恼。最后他感叹：“想想也难怪，连克林顿那样的搞搞外遇还闹出一堆事，我们普通人还用说吗？一个字，累！”

　　有些事情，作为个体的时候偶尔为之也许并不算什么，但是一旦社会化了，也就变了样子。

　　性也有弱势群体

　　在性的问题上，并不是“饱暖思淫欲”这么简单，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都会有一些人，他们可能穿不暖吃不饱，但是同样会有性的欲望，他们也有享受性生活的权利。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给他们一个良好的渠道。他们，属于一种特殊人群，属于性的弱势群体。

　　吕大姐，一位流落城市街头的农村妇女，快40岁了，皮肤皱褶的黑红色脸上饱经风霜，她手牵着一对儿女站在建筑工地路口，有一句没一句地回答记者的问题。

　　“我男人早死了，就算活着，他也不会怪我，我把两个孩子养活了，还没功劳？” 吕大姐就是传说中的“工棚女”。

　　在城市地下性产业的最下层，有一种“下工棚”的卖淫女，她们往往是流落街头的农村外出妇女，她们“自然条件”差，连做“街妹”的资格都没有。一些临时组建起来的“民工队”，把她们收留起来，白天是保姆，晚上是“公妻”。她们往往没有固定的价格，民工给她们的不是“小费”，而是“接济”。即使整个民工队都找不到活干，她们也仍然会像所有穷人的老婆一样，苦撑苦熬下去，不会轻易“跳槽”。

　　在北京的某建材市场周围，随着民工群规模的扩大，也出现了一些提供低价性交易的场所，价格之低，足以令人惊讶，10元，甚至几元人民币，而价格的确定，基本上和购买者一般概念里可以接受的一顿饭的价值相等。

　　严格来说，这种“公妻”和低价性交易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为“民工”这个弱势群体缓解了性压力，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他们由于性压力而导致性犯罪。而在城市的另一些群体中，连这种便宜的渠道都没有。

　　城市的许多马路，都设有地下通道，到了夜晚，这里的危险系数就会上升。22岁的严小姐是在附近夜校上学的走读生，每次放学，她都会很小心的宁可绕路走，也不走地下通道，理由就是那里一到夜晚就会聚集一些身份不明的人。

　　“虽然我知道他们不一定是坏人，但是还是害怕，”她告诉记者，有一次去马路对面，她硬是打车绕路过去。当记者详细问到她具体害怕什么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怕……他们抢我东西。”她谨慎地做出了回答，但是谁都听得出她的潜台词是什么。

　　当然，性的弱势群体还有很多，如低收入阶层的特殊职业者，交际环境较差的残疾人和无收入阶层的大学生等，他们的性压力也都需要得到关注和解决，这是个需要综合考虑的社会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