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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08月11日 北京科技报
文/童光来
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李银河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谈到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中兴关于“男女同厕共宿”的动议时,这位在世界社会学界颇负盛名的社会学家表达了肯定的意见。在李银河女士看来,“男女同厕”、“男女同宿”并不是哗众取宠的提法,实际上是社会中客观存在着的一种需求。
“其实这种提议并不为过,它是有道理的。”李银河女士说,“如果要讲出个人意见,我是赞同的。”
李银河所说的“提议”,是指最近一段时间,在台湾大学校园里闹得沸沸扬扬的有关“男女同厕”的争议。
争议的导火索,是台大社会学系的教授孙中兴提出的一个动议,这个动议的基本主张是,校园的两性平等应该从男女学生同宿共厕做起。
台大教授构建的双性厕所,“男女如厕,机会均等”。
台湾大学社会学系的孙中兴教授如今正在该校构建一个“体现男女平等”的双性厕所。教授的构想是,在性别平等的厕所里,没有男生专用的小便斗,只有男女共用的马桶。
在孙中兴教授看来,双性厕所有许多优点:首先,男生不使用小便斗后,男女同学排队上厕所的机会均等。
其次,在双性厕所中,男女同学可学习互相尊重及厕所礼仪,男生也不会再把厕所搞得很脏。
而且,男女共厕能抑制偷拍歪风。关于这一点,孙教授解释说,在双性厕所里,歹徒装设针孔摄影机拍摄到的还有男生,这样女生被拍摄的几率就可降低50%……
此外,孙中兴还设计了体现性别平等的宿舍。这种宿舍包括男女同栋分层式,或男女同层楼、房间间隔分布式,甚至还有男女共用同一个房间大门,里面再隔成男生房、女生房等多种方案。
孙中兴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到,梁山伯和祝英台一起念书时,也是共宿同厕。同时他还宣称,下学期将让学生投票选出中意的方案。
双性厕所是好是坏争议不断。
台大孙教授的提议自出炉之日起就备受争议。据报道,对于孙中兴的新奇想法,台大女生普遍叫好,男生反而有些迟疑,很多男生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
以厕所构想为例,有教授认为,一旦有男性进入女厕,会让女性提高警觉而紧张;其次,有可能给色狼以可乘之机;另外,如厕时异性在一旁,反倒觉得没有安全感。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银河则表达了独立的观点,在渐进的前提之下,他赞成“男女同厕共宿”的做法。那么,对于部分学者的质疑,李银河研究员又是怎样反驳的呢?
“有人认为双性厕所会给色狼以可乘之机,可是他忘了,在男女分厕的情况下,难道就能保证没有色狼闯入异性厕所吗?”
“这实际上是对一种社会需求的满足。”
社会学家李银河告诉记者,“男女同厕共宿”的最大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上述种种优点,而在于它对某个社会群体的关怀。那么,李银河女士所指的社会群体指的是哪一群体呢?男性,还是女性?结果,答案是两者都不是。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6%~10%的人属于跨性别人群,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李银河说,“这个群体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男性群体,也不属于女性群体,处于生理和心理的模糊地带。”
李银河告诉记者,跨性别人群很早以前就有了,如今我们时常听到的“易性者”、“易装者”(本报曾经多次报道过)都属于这一群体。
“在历史上,跨性别人群曾多次兴起跨性别运动,这一运动提出的目标是,在一些场合下取消‘男’、‘女’的标识。比如说厕所,就希望不要出现‘男’、‘女’的字样,另外包括驾驶执照、一些证件等,他们希望把性别一栏取消。”
在上个世纪中后期,“跨性别人群”就已经是引人注目的字眼。
今天的社会学界普遍认为,性别主体的出现和自觉,总是在历史过程和环境变迁中形成的,而改变社会的过程则少不了新性别主体的现身以及相关论述的发声。
1967年,“男变女”变性人克里斯丁·乔金森描述自身于50年代变性过程的自传出版,这个耸动的话题吸引了美国众多媒体的报道,也首度为大众描绘了企图变性的个体的无奈处境,并以个人的自述突破医学体系在变性议题上的垄断。此后,借着变性手术医师们的支持和正当化努力,有愈来愈多的“性别异类”尝试着寻求法律方面的改革,以便让他们更容易获得各种改变身体性别表征的手术,也更容易得到新的身份证明文件,以更改其他相关的官方记录,建立平顺的日常生活。
如今,这一群体逐渐为大众所熟知,变性手术在国内也频频出现。然而他们认为,并没有一种秩序来维护他们想要的“平顺的日常生活”。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新的事物不足为奇。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发现第三性征混淆的现象越来越多,比如像头发、饰物等等,部分人群男性女性化、女性男性化的趋势是客观存在的。”
图为:男女同厕。(漫画 庞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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