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随笔》

凌风

冬日即景

　　七十年代中，一个冬天的上午，我往呼和浩特市赶飞机，在青城餐厅里吃烧麦，三两二十四个，一共七毛五分钱，穿着大褂的服务员飞快地用手捡给我，羊肉馅，我慢慢吃着，对面一人也要了一盘，吃得很快，吃到一半时，刚放下筷子歇口气，过来一个衣衫破烂、满脸乌黑的孩子，手里拿着一个碗央求着："省一口吧。"
　　餐厅里还有一位戴着直筒粗呢帽的黑脸汉子，袖着手逡巡着，突然走到一位用手绢擦嘴的顾客前："不吃了吗？"

　　一位老年人在我邻座上坐下来，是十点钟，吃饭高峰已过去。他的口罩推到下巴上，默默地在我旁边坐了一阵，在我吃完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时，他嘴里说起话来，饭厅太吵，我把头伸过去问道："什么事？"

　　"你能不能卖两斤粮票给我？"

　　我注视了他一下，他的牙齿脱落了好些颗，操一种似乎杂揉着好几种方言的口音。

　　我说："不卖。我还有很多路呢，带的粮票只够路上用的。"

　　他没听到，手摸摸索索地去掏皮夹子，说："我还有些钱，没有粮票了。"听到我再次说"不卖"就住了手。

　　我转而问道："你是为什么事啊 ？"

　　他掏出两张纸，翻到第二页，指着下面一行说："你看。"

　　那上面写着："经研究同意，允许凌坤向上反映问题，希各地革命群众大力协助为盼！"最下面还盖有一个我看不很真切的公章。

　　我接过纸片自己看，原来他曾被判刑，他的脸迅速阴沉下来，不怎么耐烦地答着我的问话。

　　他原是呼市商业局干部，说他是逃亡地主，全家被赶回山东，他到处呼告，奔跑了八年，光跑北京足足有"二十五趟"，后因"破坏社会治安"住过两年狱。我不知道他这些年靠什么生活。

　　我说："我没多少了，给你两斤吧，不要给钱了。"

　　我走的时候，他说道："要我送你一段路吗？"我谢绝了，他也不勉强。

　　到了候机的休息室，我到得早，昨晚只睡了六个小时，翻了翻报纸，就感到两只眼睛总想闭起来了，沙发又很软。

　　到了11点50分，临上往白塔机场的机场大客车前，突然有一位少女把一个提包放到我坐的沙发前，嘴里说："我出去一下。"就走了，不一会，要上车了，她还未来，我把那个手提包交给服务员，就坐到了大客车的顶后面。

　　过一会，那个少女出现了，却对拿着手提包从她身边走过的服务员满不在乎、视若无睹，眼里满是一种不安的、不知所措的神色，在车下坐了一下，她又站到了车上，好多人望着她，连刚刚议论她可能神经有点毛病的两个军队干部也停住不说了，她的焦灼的视线望到了我，因为我已欠起身来，我说："你是找手提包吗？放在服务员那里了。"她点了点头，下车了。

　　一会儿，引擎响了，车要开动了，有人叫道："司机，等一等吧，还有个旅客呢。"好几个人附和："等一等吧！"，司机笑了："她是一个神经病，父母是反革命，坐牢了，她也就疯了。"这一下大家都不作声了。我不禁又回头望了望刚走出来的那少女，她眼睛里有一种焦灼。

　　那个手提包是黑色的，上面画着一朵红色的石竹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