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长篇连载]明朝的那些事

摩登大圣

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皦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皦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皦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瘫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皦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这个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皦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皦秀才这点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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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假一天

各位朋友：

        明日休息一天。

        周一恢复更新。

                                            当年明月

                                                   2008年3月29日

摩登大圣

病   假   条

各位朋友：
    明月今天不能写更新了。因为伤风感冒，脑袋发晕，故请病假。如无意外，明日照常更新。
                             当年明月（小管代）
                                    2008年3月31日

摩登大圣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卯足了劲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混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摩登大圣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7），朱赓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最后一个也走了。



    内阁没人呆，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毛毛虫

[1349]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之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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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中央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猴哥

原帖由 摩登大圣 于 2008-3-26 10:02 发表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所以说：人民选择了XXX
这话是放屁
说这话的人就是屁篓子

摩登大圣

顾宪成，无锡泾里（今无锡县张泾）人。字叔时，号泾阳。因创办东林书院而被人尊称“东林先生”。他生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初七，卒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五月二十三日。顾宪成小时候家境十分清贫，他的父亲顾学开了爿豆腐作坊，但因家庭人口多，常常入不敷出，要向人借贷，他家住的房子很破旧，不蔽风雨。但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反而激发了顾宪面奋发读书的决心与进取向上的志向。他6岁就进私熟读书，即聪明，又刻苦，而且怀有远大抱负。他在自己所居陋室的墙壁上题了两句话：“读得孔书才是乐，纵居颜巷不为贫。”颜回，是孔子著名的学生，家里十分贫穷，但他不以为苦，师从孔子，刻苦好学，以学为乐。顾宪成以颜回自喻，表达了自己的苦乐观和贫富观，希望做一个知识的富翁。
    知识是海洋。顾宪成既不拘守于一家一说，也不厚古薄今，视野开阔，博览群书，涉猎百家，还读了大量宋代人的近作，如周敦颐的《太极图书》、程颢的《识仁篇》、张载的《西铭》以及朱熹、陆九渊、邵雍、王阳明的著作。他善于掌握全书的主旨大意，不沉溺于训诂章句之类，所以吸收了很多有益的思想。顾宪成在读书中，非常仰慕前贤先哲的为人，一心想仿照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的思想举动去行事。他自撰了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表达了他读书期间对社会的关注。当时社会风气不正，一些人品德很不端正，没有是非观念，注重私利，见风使舵。顾宪成对这种状况愤愤不平，时时想找出矫正的办法，做到把书本知识和社会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明万历四年（1576年），27岁的顾宪成赴应天（今江苏南京）参加考试，他在应试的文章《习书经》中指出：天下治理的关键在于用人得当。只有选拔、任用贤才，使之各司其职，这样才能使国家稳固、政治清明、民情安定。同时，顾宪成还强调朝廷要广开言论，虚心纳谏，以法治国，注意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以供借鉴，把国家的事情办好。由于顾宪成的文章立意远大，分析透彻，结果以第一名中举，时人将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顾宪成从此名闻遐迩。
    万历八年（1580年）解元顾宪成赴京参加会试，又被录取在二甲第二名，被赐进士出身。当时，得中进士的人就可进入官场，顾宪成从此也就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投身到了社会激流中。
持正为官 反遭削职
    顾宪成带着强烈的政治热情踏上仕途，想为国为民做些有益的事。但当时皇帝明神宗和宦官、王公、勋戚、权臣结合成为一股最反动腐朽的势力，操纵朝政，政治黑暗，军事窥败，财政拮据，而人民由于苛政暴敛被迫反抗的事件也层出不穷。由于明朝国力渐衰，崛起于关外的满洲贵族也逐渐不服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并且逐渐构成对明朝的威胁。面对这种国是日非的形势，顾宪成初入仁途，就不顾自己位微言轻，上书直谏，主张举用人才，评论时政得失，无所隐避。他先在户部、吏部任职，后外放桂阳（今属湖南）、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为官，后又奉调再入吏部，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任职，他都不媚权贵、廉洁自守、正直无私、办事认真。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时任内阁首辅（相当于宰相）、权倾天下的张居正病情加重，举朝官员深谙张居正喜欢别人恭维、歌功颂德的心理，便联名醵金到东岳庙为张居正祈祉禳灾。顾宪成认为现在全国官场风气日下，一切不问是非，一味迎合顺从，朝政败坏到了歙人忧心如焚的地步，自己不能同流合污。这样，他便拒绝参加。同事担心他日后因此遭到打击，便好心地代他签名出钱，顾宪成得知后立即骑马前去将自己的名字抹掉，表现了不附权势的耿直性格。不久，张居正就去世了，他才没有受到追究。张居正去世后，继任首辅王锡爵只知道在朝中一味迎合神宗，不能听取君臣的合理意见，弄得人心离异。一次，王锡爵对顾宪成说：“当今所最怪者，朝廷认为对的，外人一定认为不对；朝廷认为不对的，外人一定认为是对的。”意思是责怪官员百姓心不向着朝廷。顾宪成针锋相对地回答：“我看应该这样说，外人认为对的，朝廷一定认为是错的；外人认为是错的，朝廷一定认为是对的”，指出国事搞不好的责任在朝廷而不在下面，一语道破了朝廷当权者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真相。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时逢首辅王锡爵年老引退，明神宗便命吏部根据品望推选六七位能够胜任首辅之职的官员听候点用。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5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疏引咎自责，认为有责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顾宪成孜孜国事，反而获罪罢官，朝野许多人士为朝中失去这样一位正直无私的官员扼腕叹息，也对顾宪成的品格十分钦佩，顾宪成的名望反而更高了。
主持东林书院 坚持讲学议政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九月，顾宪成从北京回到家乡泾里。顾宪成在朝中因公务繁忙，积劳成疾，再加遽遭削职，冤屈难伸，因此在长途跋涉回到家中后体质极弱，病痛频发，好几次生命陷入垂危。然而他绝不放弃自己为国为民的抱负，尽管已不能在朝中实现自己的志向，也要在故乡做些有益的事。顾宪成认为：讲学，可以传授知识，风范人物，扶持正论，为国家培养人才，这和自己重人才、重舆论的政治思想是一致的。于是便把精力集中到讲学上来，顾宪成一生最辉煌的事业就此展开。
    由于顾宪成在学界政界都有很高的声望，所以慕名来请教他的人很多。顾宪成不顾病体，不管其贫富贵贱，一视同仁，热情欢迎接待。后来，他看到前来泾里的人很多，小小的泾里镇上，连祠宇、客栈和自己周围邻居家都住满了客人，还容纳不下，就与长兄性成、次兄自成及弟弟允成商量，在自己住宅南边造了几十间书舍供来人居住，顾宪成的夫人朱氏给学生们烧饭做菜，使学生来了就像回到家里一样。泾溪南北，昼则书声琅琅，夜则烛火辉辉，一派日以继夜奋发攻读的景象。即使许多已有功名、才学亦高的学者也争相前来求教。
    顾宪成在居家讲学的同时，还经常到苏州、常州、宜兴等地去讲学，经常与苏州、松江、常熟、太仓、嘉兴、宜兴等吴中学者聚会于无锡惠山天下第二泉畔研讨学术。在讲学活动中，顾宪成迫切感到必须具备一个固定的讲学场所，从而将分散的讲学活动变成一个有协调组织的统一活动，从而对吴地乃至整个社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作用。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经顾宪成和吴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官府终于批准在无锡城东门内的东林书院遗址重建兴复东林书院。重建工程开始于这年四月十一日，至九月九日告竣，共用了1200多两银子。作为首倡发起人之一的顾宪成捐银最多，又去策动吴地官员和缙绅捐资助修，出了大力。顾宪成又亲自为书院讲会审订了宗旨及具体会约仪式，这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首任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的讲学活动成为他一生事业的辉煌时期。
    东林讲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适应时代、社会和学人的共同需要兴举起来的。它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除了严寒盛暑外，定期会讲。这就将原来士绅的分散游学形式变为集中固定的有组织的讲学活动。而且书院不分尊卑、不限地区、不论长少、不收学费，只要愿意，均可参加，还提供食宿方便。讲授方式十分灵活，有时采用演讲方式，讲了一段时间后，就穿插朗诵一段诗词以活跃气氛、开发性灵，主讲者还随时回答提问。有时采用集体讨论方式，沟通思想、交流心得。东林讲学博采诸家合理之言，去短集长、不执门户之见，讲学内容也较为广泛、丰富、适用，主要以儒家经史著述为主，但也兼及并包括一些必要适  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具体实际的应用与管理方面的知识在内，还与评论政事得失、乡井是非连在一起，还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要求学生身体力行。由于东林讲会开创了一种崭新的讲学风气，引起了朝野的普遍关注。一些学者从全国各地赶来赴会，学人云集，每年一次的大会有时多至千人，不大的书院竟成了当时国内人文荟萃的重要会区和江南讲学者遥相应合。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为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便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那时所谓的“党”，不同于今天的政党，而是指政治见解大致相同、在政治活动中经常结合在一起的一批人。东林党与朝廷中的腐朽势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东林书院的主讲顾宪成则以其卓越的思想气度成为东林党的精神领袖。
    顾宪成思想的最大特点是重视社会政治，关心世道人心，充满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精神。这种救世精神本是儒学祖师孔子、孟子的传统，但在汉以后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儒生，不但多数沉溺为科举功名之士和从事考据、词章之士背离了这种精神，只是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猪取名利的手段，即使连标榜义理之学的儒生，也多半只是脱离社会实际地空谈玄理。顾宪成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深入研究各家的学术观点，从现实和封建国家利益出发，认为沉溺功名或空谈心性都是有害的，因为这两种学术思潮都将导致人们对现实社会和具体学问的漠不关心。他认为如今的政治形势已危机四伏，如同把干柴放到烈火之上那么危险，因此顾宪成强调研究学问的出发点必须是为了社会国家民生所用，他认为如果眼光短浅，营营于一己之私，即使功名很高、学问很深、修养很好也不足挂齿，提倡士人不管是作官为民，身处何境，都要明辨明非，注重气节，敢于和恶势力斗争。在东林书院的讲堂里，就挂上了顾宪成在青年时代写的那付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把读书、讲学同关心国事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顾宪成也以一庶民身份积极参与事务和评论朝政，将注意乡井民情和关心国事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万历三十二年，以贩粮谋点微利的赵焕在江阴长泾（今江阴长泾）为税棍俞愚、金阳暗下设计，被活活打死，并将尸体沉入附近河内。他的儿子赵希贤多次为父讼冤，由于乡宫相互包庇，一直得不到申雪。顾宪成为此一面写信信巡抚江南的地方官周怀鲁，请他代呈灾情，上达朝廷，以便量情及时给予救济。顾宪成又写信给漕运巡抚李三才，向他反映灾区情况，恳请他尽力通融接济灾民。顾宪成对朝局的败坏十分关心，但他鼓励东林这员不管时局千难万难，一定要坚守职责，直言敢谏，精诚谋国，“即使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天下有一分不可为，亦不可犯手”。意思是说，只要天下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坚决地干不去，切不可知难而退，归居林下，使一邦宵小奸党全面控制朝政，同样，只要有一丝一毫不该做的，也绝不参与插手，绝不能同流合污，使政局更为糟糕。
政局反复 不改初衷
    顾宪成等人在东林书院聚众讲学，因言行举止，竭诚坦荡，赢得了朝中一些正直官员的钦佩，而顾宪成的许多学生也已走入官场，这样就形成了一股较大的政治势力。许多东林官员纷纷上疏推荐重新起用顾宪成。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顾宪成被正式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顾宪成为了实现自己的救世理想，便奉旨动身前往南京赴任，由水路放舟至丹阳附近，不料因头痛毛病复发，无法坚持，只得作罢，弃官折回，继续从事讲学议政。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朝局反复，廷臣之间因东林官员李三才能否入阁发生了激烈的党争。掌京畿道御史徐兆奎攻击朝廷内有许多官员与削职为民的顾宪成勾结一起，结成“东林党”。这样东林书院公开卷入政治漩涡，许多士人惧怕因与东林书院有瓜葛而罹祸，因而对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产生戒畏之心并抱回避态度。但顾宪成认为东林讲学不能因心有人攻讦，不能因为政局变化，就改变讲学议政的初衷，一年一度的东林大会也要按原定计划进行。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是朝廷规定的京察之年，即对朝廷官员进行考察调整。主持此事的东林官员叶向高等希望积极设法解除以往纷争，秉公办事，澄清吏治，使政治朝局焕然更新。但不料其他派别的官员联合起来栽赃陷害，把目标集中在东林官员身上，全部意图就是想将朝中正人搞倒，由他们来控制内阁大权。徐兆奎更是将朝廷纷争的全部责任推到东林官员头上，说国家吏治、人品、学术都因顾宪成的东林讲学而弄得败坏不可收拾，污蔑东林借讲学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将功名利禄与学术气世统统混为一谈，弄得吏治人心大败。明神宗看了徐兆奎的奏疏后，对东林官员的提议不予采纳。这次京察，东林官员的努力没有实现。相反，一帮奸党因祸得福，都纷纷挤到各要津重地，不遗余力地捏造借口打击排挤朝中正人。从此，国家政治更加枯稿。被指控为“讲学东林。遥执朝政”的顾宪成处境艰危，东林书院的景况也开始走下陂路，与会人员锐减，已只有“二三真正如苍然隆冬之松柏”的君子前来听讲，讲事也逐渐凋零。
    次年，一生忧国忧民的顾宪成走完了他62岁的人生历程。留下的著作有《小心斋札记》、《还经录》、《证性篇》、《东林会约》、《东林商语》、《南岳商语》、《仁文商语》、《虞山商语》、《经正堂商语》、《明道商语》、《质疑篇》、《桑梓录》、《朱子二大辨序》等。
    顾宪成一生，早年立志把求学与服务社会紧密结合，中年以后把讲学与议政活动结合起来，开辟了知识分子议政的风气。他的高风亮节和爱国至深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激励着后人关心国事，热忱报国。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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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只要细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搭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算数，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其自然，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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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



    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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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明月

                                         2008年4月3日

摩登大圣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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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干，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书，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钉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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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



“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



“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干）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看完这段话，我的感觉是：这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折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干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你这样想，说明你很单纯，因为就在他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干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摩登大圣

难得糊涂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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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好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干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混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了。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 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具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毛毛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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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个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伸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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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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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杀人灭口）。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五月十一日 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摩登大圣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思想朴素，在吃一碗饭和隐瞒真相、保住性命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于是他低着头，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不敢说。”



不敢说的意思，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说，而是知道了不方便说。



王之寀是个相当聪明的人，随即支走了所有的人，然后他手持那碗饭，听到了事实的真相：



“我叫张差，是蓟州人，小名张五儿，父亲已去世。”



“有一天，有两个熟人找到我，带我见了一个老公公（即太监），老公公对我说，你跟我去办件事，事成后给你几亩地，保你衣食无忧。”



“于是我就跟他走，初四（即五月四日）到了京城，到了一所宅子里，遇见另一个老公公。”



“他对我说，你只管往里走，见到一个就打死一个，打死了，我们能救你。”



“然后他给我一根木棍，带我进了宫，我就往里走，打倒了一个公公，然后被抓住了。”



王之寀惊呆了。



他没有想到，外界的猜想竟然是真的，这的的确确，是一次策划已久的政治暗杀。



但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起暗杀事件竟然办得如此愚蠢，眼前这位仁兄，虽说不是疯子，但说是傻子倒也没错，而且既不是武林高手，也不是职业杀手，最多最多，也就是个彪悍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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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案过程也极其可笑，听起来，似乎是群众推荐，太监使用，顺手就带到京城，既没给美女，也没给钱，连星级宾馆都没住，一点实惠没看到，就答应去打人，这种傻冒你上哪去找？



    再说凶器，一般说来，刺杀大人物，应该要用高级玩意，当年荆轲刺秦，还找来把徐夫人的匕首，据说是一碰就死，退一万步讲，就算是杀个老百姓，多少也得找把短刀，可这位兄弟进宫时，别说那些高级玩意，菜刀都没一把，拿根木棍就打，算是怎么回事.



    从头到尾，这事怎么看都不对劲，但毕竟情况问出来了，王之寀不敢怠慢，立即上报万历。



    可是奏疏送上去后，却没有丝毫回音，皇帝陛下一点反应都没有。



    但这早在王之寀的预料之中，他老人家早就抄好了副本，四处散发，本人也四处鼓捣，造舆论要求公开的审判。



    他这一闹，另一个司法界大腕，大理寺丞王士昌跳出来了，也跟着一起嚷嚷，要三法司会审。



    可万历依然毫无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要知道，人家当年可是经历过争国本的，上百号人一拥而上，那才是大世面，这种小场面算个啥。



    照此形势，这事很快就能平息下去，但皇帝陛下没有想到，他不出声，另一个人却跳了出来。



    这个人，就是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



    事情的起因，只是一封奏疏。



    就在审讯笔录公开后的几天，司正陆大受上了一封奏疏，提出了几个疑问：



    既然张差说有太监找他，那么这个太监是谁？他曾到京城，进过一栋房子，房子在哪里？有个太监和他说过话，这个太监又是谁？



    这倒也罢了，在文章的最后，他还扯了句无关痛痒的话，大意是，以前福王册封的时候，我曾上疏，希望提防奸邪之人，今天果然应验了！



    这话虽说有点指桑骂槐，但其实也没说什么，可是郑国泰先生偏偏就蹦了出来，写了封奏疏，为自己辩解。



    这就是所谓对号入座，它形象地说明，郑国泰的智商指数，和他的姐姐基本属同一水准。



    这还不算，在这封奏疏中，郑先生又留下了这样几句话：



    有什么推翻太子的阴谋？又主使过什么事？收买亡命之徒是为了什么？……这些事我想都不敢想，更不敢说，也不忍听。



    该举动生动地告诉我们，原来蠢字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