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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长篇连载]明朝的那些事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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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5 23:00:2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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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明军由全国七省及朝鲜、叶赫部组成,并抽调得力将领指挥。全军共十二万人,号称四十七万,这是自土木堡之变以来,明朝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要成事,需要十二万人,但要坏事,一个人就够了。



从这个角度讲,杨镐应该算是个很有成就的人。



自从朝鲜战败后,杨镐很是消停了一阵。但这个人虽不会搞军事,却会搞关系,加上他本人还比较老实,二十年后,又当上了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此外,他还加入了组织——浙党。



当时的朝廷首辅,是浙党的铁杆方从哲,浙党的首辅,自然要用浙党的将领,于是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了杨镐的身上。



虽然后来许多东林党拿杨镐说事,攻击方从哲,但公正地讲,在这件事上,方先生也是个冤大头。



我查了一下,杨镐兄的出生年月日不详,但他是万历八年(1580)的进士,考虑到他的智商和表现,二十岁之前考中的可能性实在很小,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都是有可能的。



如此算来,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时候,杨大爷至少也有六十多了。在当时的武将中,资历老、打过仗的,估计也就他了。



方首辅没有选择的余地。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也没有选择的余地。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二十一日,杨镐坐镇沈阳,宣布出兵。



下令后不久,回报:



今天下大雨,走不了。



走不了,那就休息吧。



这一休息就是四天,二月二十五日,杨镐说,今天出兵。



下令后不久,又回报:



辽东地区降雪,行军道路泥泞,请求延后。



几十年来,杨镐先生虽说打仗是不太行,做人倒还行,很少跟人红脸,对于合理化建议,他也比较接受,既然下大雨延期他能接受,下大雪延期,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世界上,好人不怕,坏人也不怕,就怕时好时坏、无端抽风的人。



杨镐偏偏就是个抽风的人,不知是那根筋有问题,突然发火了:



“国家养士,只为今日,若临机推阻,军法从事!”



完事还把尚方宝剑挂在门外,那意思是,谁敢再说话,来一个干一个。



窝囊了几十年,突然雄起,也算可喜可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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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5 23:01:0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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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就让杨先生雄不起来了。



按照惯例,出师之前,要搞个仪式,一般是找个叛徒、汉奸类的人物杀掉祭旗,然后再杀几头牲口祭天。



祭旗的时候,找了抚顺的一个逃兵,一刀下去,干掉了,可祭天的时候,却出了大问题。



事实证明,有时候,宰牲口比宰人要难得多,祭天的这头牛,不知是神牛下凡,还是杀牛刀太糙,反正是用刀捅、用脚揣,折腾了好几次,才把这牛干掉。



封建社会,自然要搞点封建迷信,祭天的时候出了这事,大家都议论纷纷,然而杨镐先生却突然超越了时代,表现出了不信鬼神的大无畏精神。他坚定地下达了命令:



出征!



然后,他就干了件蠢事,一件蠢得让人毛骨悚然的事。



在出征之前,杨镐将自己的出征时间、出征地点、进攻方向写成一封信,并托人送了出去,还反复叮嘱,必定要保证送到。



收信人的名字,叫努尔哈赤。



对于他的这一举动,许多后人都难以理解,还有人认为,他有汉奸的嫌疑。



但我认为,以杨镐的智商,做出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不奇怪的。



在杨镐看来,自己手中有十二万大军,努尔哈赤下属的全部兵力,也只有六万,手下的杜松、刘綎,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要对付山沟里的这帮游击队,毫无问题。



基于这种认识,杨镐认为,作为天朝大军,写这封信,是很有必要的。



在成功干掉一头牛,以及写信示威之后,四路大军正式出征,史称“萨尔浒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但在序幕拉开之前,战役的结局,实际上已经注定。



因为几百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单凭这支明军,是无法消灭努尔哈赤的。



努尔哈赤的军队,虽然只有六万人,却身经百战,极其精锐,且以骑兵为主,明军就不同了,十二万人,来自五湖四海,那真叫一个东拼西凑,除杜松、刘綎部外,战斗力相当不靠谱。



以指挥水平而论,就更没法说了,要知道,这努尔哈赤先生并不是山寨的土匪,当年跟着李成梁混饭吃,那是见过大世面的,加上这位仁兄天赋异禀,极具军事才能,如果李如松还活着,估计还有一拼,以杜松、刘綎的能力,是顶不住的。



实力,这才是失败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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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5 23:01:3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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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镐的错误,并不是他干了什么,而是他什么也没干。



其实从他接手的那天起,失败就已注定。因为以当时明军的实力,要打赢是不容易的,加上他老人家,那就变成不可能了。



可惜这位大爷对此毫无意识,还把军队分成了四部。



在这四支部队中,他把最精锐的六万余人交给了杜松,由其担任先锋。其余三部各两万人,围攻努尔哈赤。



这个想法,在理论上是很合理的,但在实践中,是很荒谬的。



按照杨镐的想法,仗是这么打的:努尔哈赤要呆在赫图阿拉,不许随便乱动,等到明朝四路大军压境,光荣会师,战场上十二万对六万,(最好分配成两个对一个),也不要骑马,只能步战,然后决一死战,得胜回朝。



有这种脑子的人,只配去撞墙。



要知道,努尔哈赤先生的日常工作是游击队长,抢了就分,打了就跑,也从来不修碉堡炮楼,严防死守。



这就意味着,如果努尔哈赤集中兵力,杜松将不具备任何优势,再加上杜将军的脑筋向来缺根弦,和努尔哈赤这种老狐狸演对手戏,必败无疑。。



而当努尔哈赤听到明军四路进军的消息后,只说了一句话:



“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我仿佛看见,一出悲剧正上演,剧中没有喜悦。



二月二十八日,明军先锋杜松抵达抚顺近郊。



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士兵日夜不停行军,但由于路上遭遇女真部队阻击,辎重落后,三月一日,他终于停下了脚步,就地扎营。



他扎营的地点,叫做萨尔浒。



死战



此时的杜松,已经有点明白了,自他出征以来,大仗没有,小仗没完,今天放火明天偷袭,后勤也被切断,只能扎营固守。



多年的战争经验告诉他,敌人就在眼前,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情况非常不利,部下建议,应撤离此地。



但他并未撤退,却将手下六万人分为两部,分别驻守于吉林崖和萨尔浒。



杜松并未轻敌,事实上,他早已判定,隐藏在自己附近的,是女真军队的主力,且人数至少在两万以上。



以自己目前的兵力,攻击是不可能的,但防守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没有撤退的必要。



应该说,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只有一点不同——埋伏在这里的,并不是女真部队的主力,而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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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5 23:01:5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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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路大军出发的时候,努尔哈赤已经明确,真正的主力,是杜松的西路军。所以他即刻动员全部兵力,向抚顺前进,寻求决战。



当然,在决战之前,他还要玩点老把戏,摸哨、夜袭、偷粮食之类的活没少干,等到杜松不堪骚扰,在萨尔浒扎营的时候,他已然是胜券在握。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已无悬念。



三月二日,努尔哈赤发动八旗中的六旗,共计四万余人,猛攻明军萨尔浒大营,明军寡不敌众,全军覆没。



站在吉林崖大营的杜松,亲眼看到了萨尔浒的覆灭,他一言不发,穿上了自己的盔甲,集合了剩余的士兵,准备迎接最后的战斗。



努尔哈赤再次发动了进攻,这一次,他带齐了八旗的全部兵力,向吉林崖发动了总攻。



面对绝对优势的敌人,杜松毫无畏惧,他率领明军拼死作战,激战直至夜晚,重创敌军。



然而实力就是实力,勇猛无畏的杜松终究还是战死了,和他一起阵亡的,还有上万名宁死不屈的士兵。



西路军就此全军覆没。



其实无论是决策错误,还是指挥错误,都已经不重要了,作为一名勇敢的将军,杜松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职责。



因为,他是战死的。



最先知道西路军覆没消息的,是马林。



此时他的位置,距离萨尔浒只有几十里。



作为一个文人,马林没有实践经验,但再没经验,也知道大祸就要临头。



关键时刻,马林体现出了惊人的理论天赋,他将所部两万余人分为三部,互相呼应,并且挖掘壕沟,加强防御,等待着努尔哈赤的攻击。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将军,有如此表现,就算不错了。



可是不错是不够的。



一天之后,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击。事实证明,马林的部署给他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六万多人打了半天,一点进展都没有,努尔哈赤没有办法,竟然带了一千亲兵上阵冲锋,才打开突破口。



但马林同志的表现也就到此为止了,毕竟他面对的,是三倍于他的敌人。而作为文人,他的观念也有点问题,最后关头抛下了两个弟弟,自己先跑了。



北路马林军就此覆没。



西路军完了,北路军也完了,这个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辽东。



但东路的刘綎却对此毫不知情,因为他连路都没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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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8 10:16:46 |只看该作者
唉,,,,就这样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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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8 10:51:4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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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綎的运气相当不好(或者说是相当好),由于他的行军道路比较偏,走后不久就迷了路,敌人没找着他,当然,他也没找到敌人。



    但这种摸黑的游戏没能持续多久。努尔哈赤已经擦掉了刀上的血迹,开始专心寻找刘綎。



    三月初四,他找到了。



    此时,刘綎的兵力只有一万余人,是努尔哈赤的四分之一。胜负未战已分。



    然而还在山谷中转悠的刘綎并没有听到震耳的冲杀声,却等来了一个使者,杜松的使者。



    使者的目的只有一个:传达杜松的命令,希望刘綎去与他会合。



    此时,杜松已经死去,所以这个使者,是努尔哈赤派人假冒的。



    但是刘綎并没有上当,他当即回绝了使者的要求。



    不过他回绝的理由,确实有点搞笑:



   “我是总兵,杜松也是总兵,他凭什么命令我!”



    这下连假使者也急了,连说带比划,讲了一堆好话,刘綎才最终同意,前去与杜松会师。



    然后,他依据指引,来到了一个叫阿布达里岗的地方,这里距离赫图阿拉只有几十里。



    在这里,他看见了杜松的旗帜和军队。



    但当这支军队冲入队列,发动攻击时,他才知道自己上当了。



    寡不敌众、深陷重围,必败无疑,必死无疑。



    但刘綎仍然镇定地拔出了刀,开始奋战。



    之后的一切,史书上是这样介绍的:



    阵乱,綎中流矢,伤左臂,又战



    复伤右臂、犹鏖战不已,



    内外断绝,面中一刀,截去半颊,犹左右冲突



    手歼数十人而死。



    用今天的话说,大致是这样:



    阵乱了,刘綎中箭,左臂负伤,继续作战。



    在战斗中,他的右臂也负伤了,依然继续奋战。



    身陷重围无援,他的脸被刀砍掉了一半,依然继续奋战,左冲右杀。



    最后,他杀死了数十人,战死。



    这就是一个身陷绝境的将领的最后记录。



    这是一段毫无感情,也无对话的文字,但在冷酷的文字背后,我听了刘綎最后的遗言和呼喊:



    宁战而死,绝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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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8 10:52:10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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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綎战死,东路军覆灭



    现在,只剩下南路军了。



    南路军的指挥官,是李如柏。



    因为他的部队速度太慢,走了几天,才到达预定地点,此时其他三路军已经全军覆没。



    于是在坐等一天之后,他终于率领南路军光荣回朝,除因跑得过快,自相践踏死了点人外,毫发无伤。



    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四人之中最差的一个,但他的运气却实在很好,竟然能够全身而退。



    或许这一切,并不是因为运气。



    因为许多人都依稀记得,他是李成梁的儿子,而且他还曾经娶过一个女子,可这位女子偏偏就是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的女儿。



    无论是运气太好还是太早知道,反正他是回来了。



    但在战争,尤其是败仗中,活下来的人是可耻的,李如柏终究还是付出了代价。



     回来后,他受到了言官的一致弹劾,而对于这样一个独自逃跑的人,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鄙视。



    偷生的李如柏终于受不了了,在这种生不如死的环境中,他选择了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尔浒大战就此结束,此战明军大败,死伤将领共计三百一十余人,士兵死伤四万五千八百七十余人,财物损失不计其数。



    消息传回京城,万历震怒了。



    我说过,万历先生不是不管事,是不管小事,打了这么个烂仗,实在太过窝囊。



    觉得窝囊了,自然要找人算帐,几路总兵都死光了,自然要找杨镐。



    杨镐倒是相当镇定,毕竟他的关系搞得好,自他回来后,言官弹劾不绝于耳,但有老上级兼老同党方从哲保着,他也不怎么慌。



    可这事实在是太大了,皇帝下旨追查,言官拼命追打,特别是一个叫杨鹤的御史,三天两头上书,摆明了是玩命的架势,那边努尔哈赤还相当配合,又攻陷了铁岭,几棍子抡下来,实在是扛不住了



    不久后,他被逮捕,投入诏狱,经审讯判处死刑,数年后被斩首。



    责任追究完了,但就在追究责任的时候,努尔哈赤也没歇着,还乘势攻下了全国比较大的城市——铁岭。



    至此,辽东北部全部被努尔哈赤占领,明朝在辽东的根据地,只剩下了沈阳和辽阳。



    看上去,局势十分危急,但事实上,是万分危急。



    萨尔浒之战后,明军陷入了彻底的混乱,许多地方不见敌人,听到风声就跑,老百姓跑,当兵的也跑,个别缺德的骑兵为了不打仗,竟然主动把马饿死。



    而由于指挥系统被彻底打乱,朝廷的军饷几个月都无法发放,粮食也没有,对努尔哈赤而言,此地已经唾手可得。



    但他终究没有得到,因为接替杨镐的人已经到任。他的名字,叫做熊廷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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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8 10:53:07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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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廷弼,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



熊廷弼,字飞白,江夏(今湖北武汉)人,自小聪明好学,乡试考中第一,三十岁就成为进士,当上了御史。



可此人脾气太坏,坏到见谁和谁过不去,坏到当了二十年的御史都没升官。



他还有个嗜好——骂人,且骂得很难听,后来连他都察院的同事都受不了,压根不搭理他,基本算是人见人厌。



但如果没有这个人见人厌的家伙,相信明朝差不多就可以收摊,下场休息去了。



万历四十七年(1619),萨尔浒大战后,在一片混乱之中,新任经略熊廷弼带着几个随从,进入了辽东。



他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开原还没有失陷,但当他到达辽东的时候,连铁岭都丢掉了。



等他到达辽阳的时候,才发现,明朝仅存的沈阳和辽阳,已几乎是一座空城。



他命令下属前往沈阳,稳定局势,叫来一个,竟然吓得直哭,打死都不敢去,再换一个,刚刚走出城,就跑回来了,说打死也不敢再走。



于是熊廷弼说:



“我自己去。”



他从辽阳出发,一路走一路看,遇到逃跑的百姓,就劝他们回去,遇到逃跑的士兵,就收编他们,遇到逃跑的将领,就抓起来。



就这样,到沈阳的时候,他已经集结了上万平民,数千名士兵,还有王捷、王文鼎等几位逃将。



安置了平民,整顿了士兵,就让人把逃将拉出去,杀头。



逃将求饶,说我们逃出来已经不容易了,何必要杀我们。



熊廷弼说:如果不杀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没有逃跑的人?



然后,他去见了李如桢。



李如桢是铁岭的守将,但后金军队进攻的时候,他却一直呆在沈阳。



不但一直呆在沈阳,铁岭被敌军攻击的时候,他连救兵都不派,坐视铁岭失守,让人十分费解,不知是反应迟钝,还是另有密谋。



熊廷弼倒不打算研究这个问题,他只是找来这位仁兄,告诉他:你给我滚。



李如桢当时还是总兵,不是说免就能免的,可熊廷弼实在太过凶恶,李总兵当即就滚了,回去后又挨了熊廷弼的弹劾,最后被关入监狱,判处死刑(后改充军)。



至此,一代名将李成梁的光荣世家彻底完结,除李如松外,都没啥好下场,连老家铁岭都被当年手下的小喽罗努尔哈赤占据,可谓是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在当年的史料记载中,李成梁的事迹可谓数不胜数,和他同时期的戚继光,几乎完全被他的光芒所掩盖。



但几百年后,戚继光依然光耀史册,万人景仰,而李成梁,却几乎已不为人知。



我知道,历史只会夸耀那些值得夸耀的人。



当所有人都认为,熊廷弼的行动已告一段落时,他却又说了一句话:



“我要去抚顺。”



大家认为熊廷弼疯了。



当时的抚顺,已经落入努尔哈赤的手中,以目前的形势,带几个人去抚顺,无疑就是送死。



但熊廷弼说,努尔哈赤认定我不敢去,所以我现在去,反而是最安全的。



说是这么说,但敢不敢去,那是另外一码事。



熊廷弼去了,大家战战兢兢,他却毫不惊慌,优哉游哉地转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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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时候,他又下了个让人抓狂的命令:吹号角。



随行人员快要疯了,这就好比是孤身闯进山贼的山寨,再大喊抓贼,偷偷摸摸地来,你还大声喧哗,万一人家真的冲出来,你怎么办?



但命令是必须执行的,人来了,号角吹了,后金军却一动不动。熊廷弼大摇大摆回了家。



几天后,努尔哈赤得知了事情的真相,非但不恼火发动进攻,反而派人堵住了抚顺进出的关口,严令死守,不得随意出击。



努尔哈赤之所以表现如此低调,只是因为他和头号汉奸李永芳的一次对话。



当熊廷弼到来的消息传到后金时,李永芳急忙跑去找努尔哈赤,告诉他,这是个猛人。



努尔哈赤不以为然:辽东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这蛮子(后金对明朝将领的通称)就是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如何挽回危局?



李永芳回答:只要有他,就能挽回危局!



此后发生的一切,都证明了李永芳的判断,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熊廷弼就稳定了局势,此后他一反常态,除了防御外,还组织了许多游击队,到后金占领地区进行骚扰,搞得对方疲于奔命,势头非常凶猛。



于是,努尔哈赤决定,暂时停止对明朝的进攻,休养生息,等待时机。



这个时机的期限,只有一年。



然而正是这关键的一年挽救了明朝。因为此时的朝廷,即将发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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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0 22:59:3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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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的史书中,万历中后期的历史基本上是这个样子:皇帝老休息,朝政无人管,大臣无事干。



前两头或许是正确的,但第三条是绝对不正确的。



隐藏在平静外表下的,是无比激烈的斗争。而斗争的主角,是东林党。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东林是道德与正义的象征,一群胸怀理想的知识分子,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他们怀揣着抱负参与政治,并曾一度掌控政权,却因为被邪恶的势力坑害,最终失败。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说法。但是,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一群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知识分子,是如何掌控政权的呢?



正义和道德是值得景仰的,值得膜拜的,值得三拜九叩的,但是,正义和道德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服穿,更不可能掌控政权。



因为掌控政权的唯一方式,就是斗争。



东林党的实力



道德文章固然有趣,却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最先认识到这一点的人,应该是顾宪成。



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那次京察中,吏部尚书孙鑨——撤职了,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回家了,首辅王锡爵——辞职了,而这事幕后的始作俑者,从五品的小官,考功司员外郎顾宪成——升官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升官了还不说,连他的上级,继任吏部尚书陈有年,也都是他老人家安排的,甚至后来回无锡当老百姓,他依然对朝廷动向了如指掌。李三才偷看信件,王锡爵打道回府,朝廷的历任首辅,在他眼中不是木偶,就是婴儿。



这是一团迷雾,迷雾中的一切,似乎和他有关系,又似乎没有关系



拨开这团迷雾之后,我看到了一样东西——实力。



顾宪成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官职。



在吏部中,最大的是尚书(部长)、其次是侍郎(副部长),再往下就是四个司的郎中(司长),分别是文选司、验封司、稽勋司、考功司。



但是,这四个司的地位是不同的,而其中最厉害的,是文选司和考功司,文选司负责人事任免,考功负责官员考核,这两个司的官员向来无人敢惹,升官还是免职,发达还是破产,那就是一句话的事。



相对而言,验封司、稽勋司就一般了,一般到不用再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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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此,明代的吏部尚书和侍郎,大都由文选司和考功司的郎中接任。



而顾宪成先生的升迁顺序是:吏部考功司主事——考功司员外郎(副职)——文选司郎中。



这就意味着,那几年中,大明的所有官员(除少数高官),无论是升迁,还是考核,都要从顾宪成手底下过,即使不过,也要打个招呼,就不打招呼,也得混个脸熟。



此外,我们有理由相信,顾宪成大人也是比较会来事的,因为一个不开窍的书呆子,是混不了多久的。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实力和道德,经常是两码事。



东林之中,类似者还有很多,比如李三才。



李三才先生的职务,之前已经说过,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巡抚凤阳,兼漕运总督。



都察院佥都御史多了去了,凤阳是个穷地方,不巡也罢,真正关键的职务,是最后那个。



自古以来,漕运就是经济运转的主要途径,基本算是坐地收钱,肥得没边,普天之下,唯一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盐政。



坐在这个位置上,要想不捞外快,一靠监督,二靠自觉。



很可惜,李三才不自觉,从种种史料分析,他很有钱,有钱得没个谱,请客吃饭,都是大手笔。



至于监督,那就更不用说了,这位李先生本人就是都察院的御史,自己去检举自己,估计他还没这个觉悟。



作为东林党的重量级人物,李三才在这方面的名声,那真是相当的大,大到几十年后,著名学者夏允彝到凤阳寻访,还能听到相关事迹,最后还叹息一声,给了个结论——负才而守不洁。



列举以上两人,只是为了说明一点:



东林,是书院,但不仅仅是书院,是道德,但不仅仅是道德。它是一个有实力,有能力,有影响力、有斗争意识的政治组织。



事实上,它的能量远远超出你的想象。



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发现,那段看似平淡无奇的历史,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争斗的方式,是京察。



万历二十一年(1593),顾宪成失望地回家了,他虽费劲气力,却终究未能解决对手,京察失败。



但这一切,仅仅是个开始。



十二年后(万历三十三年),京察开始,主持者杨时乔,他的公开身份,是吏部左侍郎,他的另一个公开身份,是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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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首辅,是浙党首领沈一贯,对于这位东林党下属,自然很不待见,于是,他决定换人。



沈一贯是朝廷首辅,杨时乔只是吏部二把手,然而意外发生了,虽然沈大人上窜小跳,连皇帝的工作都做了,却依然毫无用处。杨侍郎该怎么来,还怎么来,几板斧抡下来,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反正非东林党的,统统下课,沈一贯拼了老命,才算保住几个亲信。



那么现在,请你再看一遍之前列举过的几条史料,玄机就在其中:



万历三十三年(1605),京察,沈一贯亲信以及三党干将被逐。



万历三十五年(1607),沈一贯退休回家。



同年,王锡爵的密信被李三才揭发,复出无望。



一年后,东林派叶向高成为首辅,开始执掌朝廷大权。



是的,这一切的一切,不是偶然。



而最终要获得的,正是权力。



权力已经在握,但还需要更进一步。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辛亥京察,主持人吏部尚书孙丕杨,东林党。



此时的首辅已经是叶向高了,东林党人遍布朝廷,对于那些非我族群而言,清理回家之类的待遇估计是免不了了。



然而一个人的掺和,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人就是李三才。



此时的李三才已经升到了户部尚书,作为东林党的干将,他将进入内阁,更进一步。



算盘大致如此,可打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听说李三才要入阁,朝廷顿时一片鸡飞狗跳,闹翻了天,主要原因在于李先生的底子不算干净,许多人对他有意见。



而更重要的是,这人实在太猛,太有能力。东林党已经如此强大,如果再让他入阁,三党的人估计就只能集体歇业了。



于是,一场空前猛烈的反击开始。



明代的京察,按照地域,分为南察和北察,北察由尚书孙丕杨负责,而南察的主管者,是吏部侍郎史继楷,三党成员,他选定的考察对象都是同一个类型——支持李三才的人。



很快,浙、楚、齐三党轮番上阵,对李三才发起了最后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十分明确,明确到《明神宗实录》都写了出来——“攻淮(李三才)则东林必救,可布一网打尽之局。



在集中火力打击之下,李三才没能顶住,回家养老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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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0 23:01:23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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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整体而言,此时的东林党依然占据着优势,叶向高执政,东林党掌权,非常强大,强大得似乎不可动摇。



然而就在此时,强大的东林党,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一直以来,东林党的指导思想,是我很道德。强大之后,就变成了你不道德,工作方针,原先是党同伐异,强大之后,就变成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总而言之,不是我的同党,就是我的敌人。



这种只搞单边主义的混账做法,最终导致了一个混账的结果:



在东林党人的不懈努力下,齐、浙、楚三党终于抛弃了之前的成见,团结一致跟东林党死磕了。



他们的折腾,得到了立竿见影的回报:



万历四十二年(1614),叶向高退休回家。



万历四十五年(1617),京察开始,主持京察的,分别是吏部尚书郑继之、刑部尚书李志。



郑继之是楚党,李志是浙党。



有冤报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了,但凡是东林党,或者与东林党有关的人,二话不说,收包袱走人。这其中,还包括那位揭发了梃击案真相的王之寀。



萨尔浒之战前,朝廷斗争情况大致如此,这场斗争的知名度相当小,但在历史上的地位相当重要。对明朝而言,其重要程度,基本等于努尔哈赤+皇太极+李自成+张献忠。



因为这是一场延续了几十年的斗争,是一场决定明朝命运的斗争。



因为在不久之后,东林党将通过一个人的帮助,彻底击败浙、齐、楚三党。



然后,土崩瓦解的三党将在另一个人的指挥下,实现真正的融合,继续这场斗争,而那时,他们将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阉党。



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标志着东林党的没落,所谓东林党三大巨头,顾宪成已经死了,邹元标到处逛,赵南星家里蹲。



两大干将也全部消停,叶向高提早退休,李三才回家养老。



此时的首辅,是浙党的方从哲,此时的朝廷,是三党的天下。对东林党而言,前途似乎一片黑暗。



但新生的机会终会到来,因为一个人的死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万历不行了。



高拱、张居正、申时行、李成梁、东林党、朝鲜、倭寇、三大征、萨尔浒、资本主义萌芽、不上朝、太子、贵妃、国本、打闷棍。



我只能说,他这辈子应该比较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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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网友:

    周末休息。周一恢复更新。

    祝大家周末愉快!

                             当年明月

                                     2008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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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2 08:57:30 |只看该作者
党争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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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3 08:12:4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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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位兄弟的评论,我想了很久,很久,却是很久,很久,也想不出来。



你说他没干过好事吧,之前二十多年,似乎干得也不错,你说他软弱吧,他还搞了三大征,把日本鬼子赶回了老家,你说他不理朝政吧,这几十年来哪件大事他不知道?



一个被张居正压迫过的人,一个勤于政务的人,一个被儿子问题纠缠了几十年的人,一个许多年不见大臣、不上班的人,一个终生未出京城,生于深宫、死于深宫的人。



一个复杂得不能再复杂的人,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人。



于是,我最终懂得了这个人。



一个热血沸腾的青年,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经历残酷的斗争,无休止的吵闹,无数无效的抗争,无数无奈的妥协后,最终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现实的真正意义,并最终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牺牲品。



大致如此吧



明神宗朱翊钧,万历四十八年逝世,年五十八。



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面前,他还不够勇敢。



明光宗朱常洛



虽然几十年来,万历都不喜欢自己的长子朱常洛,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将皇位传给了这个久经考验的儿子。



担惊受怕几十年的朱常洛终于熬出头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一日,朱常洛正式登基,即后世所称之明光宗,定年号为泰昌。



由于此时还是万历年间,按照惯例,要等老爹这一年过完,明年才能另起炉灶,用自己的年号。



可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这个年号,竟然没能用上。



因为朱常洛活了三十八年,明光宗却只能活一个月。



一个撑了三十八年,经历无数风雨险阻到达目标的人,却在一个月中意外死亡,是很不幸的。


导致死亡与不幸的罪魁祸首,是郑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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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3 08:13:0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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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丸



应该说,朱常洛是个好孩子,至少比较厚道。



几十年来,他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冷漠、朝廷的冷清,感受到了国家的凋敝,时局的危险。



他不愿意再忍受下去,于是,当政后的第一天,他用几道谕令显示了自己的决心。



大致说来,他是把他爹没办的事给办了,包括兑现白条——给辽东前线的士兵发工资,废除各地矿税,以及补充空缺的官员。



这几件事情,办得很好,也很及时,特别是最后一条,把诸多被万历同志赶下岗的仁兄们拉了回来,实在是大快官心,于是一时之间,光宗的人望到达了顶点,朝廷内外无不感恩戴德,兴高采烈。



但有一个人不高兴,非但不高兴,而且很害怕。



万历死后,郑贵妃终于明白,自己是多么的虚弱,今日之城内,已是敌人之天下。所谓贵妃,其实也不贵,如果明光宗要对付她,贱卖的可能性是相当的大。



很快,一件事情就证明了她的判断。



考虑到万历死后不好办,之前郑贵妃软磨硬泡,让万历下了道遗嘱,讲明,一旦自己死后,郑贵妃必须进封皇后。



如此一来,等万历死后,她就成了太后,无论如何,铁饭碗是到手了。



明光宗看上去倒也老实,丝毫不赖帐,当即表示,如果父皇如此批示,那就照办吧。



但他同时表示,这是礼部的事,我批下去,让他们办吧。



按说皇帝批下来就没问题了,可是礼部侍郎孙如游不知怎么回事,非但不办,还写了个奏疏,从理论、辈分、名分上论证了这件事,最后得出结论——不行。



光宗同志似乎也不生气,还把孙侍郎的奏疏压了下来,但封皇后这事再也没提。



郑贵妃明白了,这就是个托。



很明显,这位看上去很老实的人,实际上不怎么老实。既然如此,必须提前采取行动。



经过深思熟虑,她想出了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的第一步,是一件礼物。



十天之后,她将这件礼物送给了朱常洛,朱常洛很高兴地收下了。



光宗皇帝的性命,就丢在了这份礼物上。



这份礼物,是八个美女。



对于常年在宫里坐牢,哪都不能去,啥也没有的朱常洛而言,这是一份丰厚的礼物,辛辛苦苦、畏畏缩缩了几十年,终于可以放纵一下了。



古语有云:一口吃不成胖子,但朱常洛应该算是不同凡响,他几天就变成了瘦子,在史料上,含蓄的文言文是这样描述的:



“是夜,连幸数人,圣容顿减。”



白天日理万机,晚上还要辛勤工作,身体吃不消,实在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于是不久之后,朱常洛就病倒了。



这一天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日。



计划的第二步即将开始,四天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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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4 20:51:58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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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十四日



皇帝的身体依然很差,身体差就该看医生,崔文升就此出了场。



崔文升,时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前面曾经讲过,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务,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



可是这人来,并不是要给皇帝写遗嘱,而是看病,因为这位崔兄多才多能,除了能写外,还管着御药房,搞第二产业。



后来的事情告诉我们,第二产业是不能随便乱搞的。



诊断之后,崔大夫胸有成竹,给病人开了一副药,并且乐观地表示,药到病除。



他开的这幅药,叫泻药。



一个夜晚辛勤工作,累垮了身体的人,怎么能服泻药呢?



所以后来很多史书都十分肯定地得出了结论:这是个“蒙古大夫”。



虽然我不在现场,也不懂医术,但我可以认定:崔文升的诊断,是正确的。



因为之前的史料中,有这样六个字:是夜,连幸数人。



这句话的意思大家应该知道,就不解释了,但大家也应该知道,要办到这件事情,难度是很大的。对光宗这种自幼体弱的麻杆而言,基本就是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是他完成了。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是,他找了帮手,而这个帮手,就是药物。



是什么药物,大家心里也有数,我就不说了,这类药物在明代宫廷里,从来就是必备药,从明宪宗开始,到天天炼丹的嘉靖,估计都没少用。明光宗初来乍到,用用还算正常。



可这位兄弟明显是用多了,加上身体一向不好,这才得了病。



在中医理论中,服用了这种药,是属于上火,所以用泻药清火,也还算对症下药。



应该说,崔文升是懂得医术的,可惜,是半桶水。



根据当时史料反映,这位仁兄下药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手一哆嗦,下大了。



错误是明显的,后果是严重的,光宗同志服药之后,一晚上拉了几十次,原本身体就差,这下子更没戏了,第二天就卧床不起,算彻底消停了。



蒙古的崔大夫看病经历大致如此,就这么看上去,似乎也就是个医疗事故。虽说没法私了,但毕竟大体上没错,也没在人家身体里留把剪刀、手术刀之类的东西当纪念品,态度还算凑合。



可问题是,这事一冒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立刻断定,这是郑贵妃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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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4 20:53:02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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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非常凑巧,这位下药的崔文升,当年曾经是郑贵妃的贴身太监。



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要看病,不找太医,偏找太监,找了个太监,偏偏又是郑贵妃的人,这太监下药,偏又下猛了,说他没问题,实在有点困难。



对于这件事情,你说它不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信,因为没准就这么巧;说它是郑贵妃的计划,我也信,因为虽说下药这招十分拙劣,谁都知道是她干的,但以郑贵妃的智商,以及从前表现,这种蠢事,她是干得出来的。



无论动机如何,结果是肯定的,明光宗已经奄奄一息,一场惊天大变即将拉开序幕。



但这一切还不够,要达到目的,这些远远不够,即使那个人死去,也还是不够。



必须把控政权,把未来所有的一切,都牢牢抓在手中,才能确保自己的利益。



于是在开幕之前,郑贵妃找到了最后一个同盟者。



这位同盟者的名字,不太清楚。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她姓李,是太子的嫔妃。



当时太子的嫔妃有以下几种:大老婆叫太子妃,之后分别是才人、选侍、淑女等。



而这位姓李的女人,是选侍,所以在后来的史书中,她被称为“李选侍”。



李选侍应该是个美女,至少长得还不错,因为皇帝最喜欢她,而且皇帝的儿子,那个未来的天才木匠——朱由校,也掌握在她的手中,正是因为这一点,郑贵妃找上了她。



就智商而言,李选侍还算不错(相对于郑贵妃),就人品而言,她和郑贵妃实在是相见恨晚,经过一番潜规则后,双方达成协议,成为了同盟,为了不可告人的目的。



现在一切已经齐备,只等待着一个消息。



所有的行动,将在那一刻展开,所有的野心,将在那一刻实现。



小人物



目标就在眼前,一切都很顺利。



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同党越来越多,帝国未来的继承人尽在掌握之中,在郑贵妃和李选侍看来,前方已是一片坦途。



然而她们终究无法前进,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明光宗即位后,最不高兴的是郑贵妃,最高兴的是东林党。



这是很正常的,从一开始,东林党就把筹码押在这位柔弱的太子身上,争国本、妖书案、梃击案,无论何时何地,他们都坚定地站在这一边。



现在回报的时候终于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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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7 21:26:45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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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宗非常够意思,刚上任,就升了几个人的官,这些人包括刘一璟、韩旷、周嘉谟、邹元标、孙如游等等。



这几个人估计你不知道,其实也不用知道,只要你知道这几个人的职务,就能明白,这是一股多么强大的力量。



刘一璟、韩旷,是东阁大学士,内阁成员,周嘉谟是吏部尚书,邹元标是大理寺丞,孙如游是礼部侍郎。当然,他们都是东林党。



在这群人中,有内阁大臣、人事部部长、法院院长,部级高官,然而,在后来那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他们只是配角。真正力挽狂澜的人,是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涟。



杨涟,字文孺,号大洪,湖广(湖北)应山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任户科给事中、兵科给事中。



这是一份很普通的履历,因为这人非但当官晚,升得也不快,明光宗奄奄一息的时候,也才是个七品给事中。



但在这份普通履历的后面,是一个不普通的人。



上天总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天生就聪明,天生就牛,天生就是张居正、戚继光,而绝大多数平凡的人,天生就不聪明,天生就不牛,天生就是二傻子,没有办法。



但上天依然是仁慈的,他给出了一条没有天赋,也能成功的道路。



对于大多数平凡的人而言,这是最好的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它的名字,叫做纯粹。



纯粹的意思,就是专心致志、认真、一根筋、二杆子等等等等。



纯粹和执着,也是有区别的,所谓执着,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而纯粹,是见了棺材,也不掉泪。



纯粹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人,他们的一生,往往只有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他们无法被收买,无法被威逼,他们不要钱,不要女色,甚至不要权势和名声。



在他们的世界里,只有一个目标,以及坚定的决心和意志。


杨涟,就是一个纯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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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5-17 21:27:04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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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幼年的事迹并不多,也没有什么砸水缸之类的壮举,但从小就为人光明磊落,还很讲干净,干净到当县令的时候,廉政考核全国第一。此外,这位仁兄也是个不怕事的人,比如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生病,半个月不吃饭,杨涟听说了,也不跟上级打招呼,就跑去找首辅方从哲:



“皇上生病了,你应该去问安。”



方首辅胆子小,脾气也好,面对这位小人物,丝毫不敢怠慢:



“皇上一向忌讳这些问题,我只能去问宫里的内侍,也没消息。”



朝廷首辅对七品小官,面子是给足了,杨先生却不要这个面子,他先举了个例子,教育了首辅大人,又大声强调:



“你应该多去几次,事情自然就成了(自济)!”



末了,还给首辅大人下了个命令:



“这个时候,你应该住在内阁值班,不要到处走动!”



毫无惧色。



根据以上史料,以及他后来的表现,我们可以认定:在杨涟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为国尽忠,匡扶社稷。



事实上,在十几天前的那个夜晚,这位不起眼的小人物,就曾影响过这个帝国的命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一日,夜,干清宫



万历就快撑不住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反省了自己一生的错误,却也犯下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错误——没有召见太子。



一般说来,皇帝死前,儿子应该在身边,除了看着老爹归西、嚎几声壮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意义——确认继位。



虽说太子的名分有了,但中国的事情一向难说,要不看着老爹走人,万一隔天突然冒出几份遗嘱、或是几个顾命大臣,偏说老头子临死前改了主意,还找人搞了公证,这桩官司可怎么打?



但不知万历兄是忘了,还是故意的,反正没叫儿子进来。



太子偏偏是个老实孩子,明知老头子不行了,又怕人搞鬼,在宫殿外急得团团转,可就是不敢进去。



关键时刻,杨涟出现了。



在得知情况后,他当机立断,派人找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王安。



王安,时任太子侍读太监,在明代的历史中,这是一个重量级人物。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里,他都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而在那个夜晚,杨涟只给王安带去了一句话,一句至关紧要的话:



“皇上已经病得很重了(疾甚),不召见太子,并不是他的本意。太子应该主动进宫问候(尝药视膳),等早上再回去。”



这就是说,太子您之所以进宫,不是为了等你爹死,只是进去看看,早上再回去嘛。



对于这个说法,太子十分满意,马上就进了宫,问候父亲的病情。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没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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