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长篇连载]明朝的那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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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慢，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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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放他去！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混帐。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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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案情查明：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结合该案，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增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没有好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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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团结同事，评定应为优秀。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温体仁同志的评定问题，进行鉴定：



在工作中，他反映敏捷，很有能力，但历史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青史留名的坏人，没有能力，是不行的。



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不受贿赂，是因为他的仇人太多，要被人抓住把柄，是很麻烦的。



在跟同事相处时，他确实很和善，比如对文震孟，相当地客气，但原因在于，文震孟是崇祯的老师，后台很硬，而且当时他正在挖坑，等着文老师跳下去。



如果纵观温体仁的经历，可以发现，他有个历史悠久的习惯——整人。



崇祯二年（1629），他跟周延儒合谋，整垮了钱龙锡，进了内阁，过了几年，他又整垮了周延儒，当了首辅，又过了两年，他整垮了前途远大的文震孟，维护了自己的地位。



而且他整人的方式相当地高明。比如文震孟有个亲信，因为犯了事，要受处分。顺便说句，这人的事比较大，按情节，至少也是撤职。



文震孟和皇帝关系好，名声很好，势力很大，且刚进内阁，对温体仁而言，是头号眼中钉，但面对如此难得的整人机会，他毅然放弃了，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帮忙找了人，只给了个降职处分，很够意思，文震孟很感激。



大坑就是这样挖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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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体仁很清楚，崇祯是个眼睛不揉沙子的人，处分官员，是只有更重，没有最重，如果从轻处理，皇帝大人是不会答应的，肯定会加重，而文震孟同志比较正直，脾气也大，肯定要跟皇帝死磕，下场是比较明显的。



事情如他所料，皇帝大人听说后，非常震怒，把那人直接撤职，赶回家种田了，而文震孟不愧硬汉本色，跟皇帝吵了好几天，加上温体仁煽风点火，竟然也被免了。



其实这些倒无所谓，在道上混的，整个把人，搞点阴谋，也没什么，这种事，当年张居正也没少办，之所以是奸臣，是因为他不办事。



崇祯登基以来，干过很多事，平乱、抗金、整顿，忙完这边又忙那边，而温体仁上台以来，就只干一件事——个人进步。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精明，坑了钱龙锡，坑了周延儒，坑了文震孟，坑了所有的挡路或可能挡路的人。



为了个人进步，他除了精明外，有时还很傻——装傻。



有一次，崇祯把他找来，有件事情要问他的看法，温体仁当即回答：不知道。



崇祯随即追问，为何不知道。



温体仁回答：臣本愚笨（原话），只望皇上圣裁。



为了个人进步，他很团结同志，很合群，为了整倒钱龙锡，他拉拢了周延儒，两人齐心合力，还把钱谦益同志送回了家。



当然，为了个人进步，他有时也不合群，很孤独，比如他对老朋友周延儒下手时，很干脆，没有丝毫犹豫，整人太多，多年家里鬼都不上门，还经常跟崇祯说，我不结党，所以孤独。



明明很阴险，很狡猾，很恶心人，还动不动就说我很耿直，我很愚蠢，很能促进食欲。



能人，兼职奸人，最奸的能人，是奸人，最能的奸人，还是奸人。



鉴定完毕。



在当时朝廷里，只是混过几年的，大致都知道温体仁同志的本性，换句话说，都知道他是个奸人。



可是知道没用，因为温体仁先生是个能干的奸人，而且深得皇帝信任，谁都告不倒，时人有云：崇祯遭瘟（温）。而且他本人心黑手狠兼皮厚，在朝廷混了多年，就快修炼成妖了，实在无人可比。



俗语有云，占着茅坑，不拉屎。客观地说，在内阁大臣的位置上，温体仁的行为并不符合这句话，确切地说，他占着茅坑，只拉屎。



外敌入侵，内乱不止，诚此危急存亡之秋，温体仁同志孜孜不倦，为了自己而奋斗，整人、挖坑，忙得不亦乐乎，如果让他继续折腾，大明可以提前关门



但不知是气数未尽，还是坟里的朱重八发威，天下无敌的温体仁，终究还是等来了敌人——一个他曾战胜过的敌人。

没有好名字

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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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呢。追也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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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辩论会上掉进温体仁的大坑，被赶回家，钱谦益已经在家呆了八年。八年里，除了看人种地（他是地主），主要的娱乐，就是写诗。



这些诗大都收入他的文集，可以找来看看，心理效果明显，心情好时看，可以抑郁，心情不好时看，可以去自杀。



诗的主要意思，基本比较雷同，什么我很后悔，我要归隐，我白活了，我没意思，反正一句话，我这一辈子，是走了黑道。



毕竟家里蹲了七八年，有点怨气很是正常，但钱谦益同志还是说错了，他走的黑道，还没有黑到头。



崇祯十年（1637），在家看人种地的钱谦益突然听说，有一个叫张汉儒的当地师爷，写了份状子告他。



要知道，钱大人虽说在上面混得很差，但到地方，还是比较恶霸的，小小师爷闹事，容易摆平。



然而没过几天，他就迎来了几位从京城来的客人——几位来抓他的客人。



在被押解的路上，钱谦益才搞明白，原来那位师爷的状子，是告御状。



这个世上，但凡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但凡斗争，就有谱，包括政治斗争。一般说来，把对手弄到偏远山区，回家养老，也就够本了，没必要赶尽杀绝，但这事，也因人而异，比如温体仁，就是个没谱的人。



要么是他太过得意，或者太恨钱谦益，总之他没打算按着谱走，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起在那遥远的江南，还有个没被整死的钱谦益。



没整死，就往死里整。



但他毕竟位高权重，如果要自己动手，传出去实在太丢面子，而且容易留下把柄，所以他决定，借刀杀人。



他借到的刀，就是张汉儒。



之所以找到张汉儒，因为这人是个衙门师爷，小人物，无论如何，跟内阁首辅，都是扯不上关系的，而且张师爷长期在法律界工作，对拍黑砖之类的工作非常熟悉，且乐此不疲。



果然，接到工作指示后，张师爷连夜工作，写出了一份状子。



所谓小人物，在写状子这点上，是不恰当的。当年大人物杨涟告魏忠贤，总共二十四条大罪，而张师爷告钱谦益的罪状，有五十八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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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十八条罪状，堪称经典之作，包括贪污、受贿、走私、通敌、玩权、结党，总而言之，只要你能想到的罪状，他都写了。



但钱谦益倒没怎么慌，因为这份状子写得实在太过扯淡，都赶回家当老百姓了，还贪污个甚？玩权、掌控朝政，基本就是胡话，崇祯这么精明的人，是不会信的。



可是他到北京，就真慌了，因为他在朝廷的朋友告诉他，他的罪状，皇帝已经批了，即将定罪。



其实钱谦益同志应该有点思想准备，要明白，温体仁是首辅，所有的公文，都是他票拟的，底下送上来，他签个字，皇帝都未必看，要收拾你小子，小菜。



钱谦益不愧是当过东林党领导的，虽然回家消停几年，威望依然很大，他被抓过来，很多人出面，什么给事中、郎中、尚书，包括大学士，都帮他说话，说他很冤枉，情节很曲折。



全无作用，皇帝知道了，也没理。



因为温体仁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八年前，兵强马壮的钱谦益，没能干过势单力孤的温体仁，是因为温体仁同志精通心理学。



他很清楚，说话人再多都没用，说了能算的只有崇祯，而崇祯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拉帮结派，帮忙的人越多，就越坏事。都八年了，钱大人还没明白这个道理，实在毫无长进。



所以外面越是起哄，皇帝就越不买账，钱谦益同志的脑袋，就离鬼头刀越来越近。



温体仁已做好庆祝准备，等待着钱谦益被杀的那一天。



对此，钱谦益颇有共识，他虽在牢里，消息很灵通，感觉事情不太对劲，就亲自写了几封信，托人直接交给皇帝，为自己辩解。



但结果很不幸，皇帝大人压根没看，很明显，他对钱谦益同志，是比较厌恶的。



钱谦益终于走到了绝路，帮忙没用，辩解没用，找皇帝都没用，找什么人似乎都没用了。



等着他的，只有喀嚓一刀。



有句俗语：万事留一线，将来好见面。这句俗语，用比较通俗的话说，就是没必要逼人太甚。



被逼得太甚的钱谦益，在阴暗的牢房里，终于使出了杀手锏。



关于钱谦益同志，之前介绍的时候，漏了一点，这位仁兄除了是东林党的头头外，还有个关系——他中进士的时候，录取他的老师，叫做孙承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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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了，很有本事，除了能打仗外，也能搞关系，魏忠贤在的时候，都拿他没办法。



但问题是，孙承宗已经退休好几年了，说话也不好使，让他出面，估计也很麻烦。



钱谦益并没有幻想，他所以找到孙承宗，只是希望孙老师帮他找另一个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曹化淳。



曹化淳，是知名人士，我依稀记得，在金庸的小说《碧血剑》里，他是个死跑龙套的，且跑过好几回。



但在崇祯十年的时候，他是司礼监秉笔太监，崇祯的亲信。



在当时，能跟温体仁较劲的，也就只有他了。



但问题是，这位太监同志跟温体仁无仇，钱谦益也并非他的亲戚，犯不上较这个劲。



但钱谦益认定，这个人，能帮他的忙，救他的命。



凭什么呢？



就凭十年前，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其实这篇文章，跟曹化淳并没有丝毫关系，但钱谦益相信，看着这篇文章的份上，曹化淳是会帮忙的。



因为这篇文章是王安的墓志铭。



我讲过，很久以前，魏忠贤是王安的亲信，但我没有讲过，当时王安的亲信，还有一个曹化淳。



这似乎是个比较复杂的关系。大致是这么回事。



钱谦益去找曹化淳帮忙，因为他曾经帮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是王安的亲信，所以看在死人的面子上，多少要帮点忙。外加他的老师孙承宗，面子比较广，托他出面，还有点活人的面子，死人活人双管齐下，务必成功。



成功了。



曹化淳得知消息，非常吃惊，加上这人跟着王安，还有点良心，感觉温体仁太过分，就答应帮个忙。



当然，找完了人还得听消息，钱谦益找了个人，天天去朝廷找人打听情况，连续找了三天，都没人理会，毫无消息，第四天，他得到准确的口信：可安心矣。



可安心矣的意思，就是这事已经搞定，收拾行李，准备出狱。



钱谦益也是这么理解的，他相信曹化淳已经解决了一切。



曹化淳原本也这么认为，他上下活动，估计再过几天，事情就结了。



可是偏就没有结。



因为温体仁又来了。



温首辅以为钱谦益必死，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连曹化淳都折腾进来了，这样下去，事情就黄了，既然干了，就干到底，所以他决定，连曹化淳一起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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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散布消息，说钱谦益跟曹化淳合伙，然后还找了个证人，让他出面，指证钱谦益给曹化淳行贿，最后为万无一失，他还请了假。



每次但凡要整人时，温体仁就会请假，回家呆着，这意思是在我请假期间，发生的任何事情，我既不知道，也不在场，事完了，拍拍屁股再去上班。



其实对温体仁而言，钱谦益死，还是不死，都没多大关系，反正就政治地位而言，钱地主已经是个死龙套。



可做可不做的好事，最好做，可做可不做的坏事，最好不做。可惜，温体仁同志没有这个觉悟。



在他看来，钱谦益已经是个平民，而袒护钱谦益的曹化淳，不过是个司礼太监，作为内阁首辅，要办这两个人，是很容易的。



可惜他不知道，曹化淳这个人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因为曹化淳非但是太监，还有特务背景，他原本在东厂干过，到司礼监后，跟现任东厂提督太监王之心是哥们，关系很铁。



而今温大人竟拿他开刀，实在是搞错了码头。曹公公勃然大怒，立刻跑到东厂，找到王之心，商量对策，毕竟温体仁老奸巨猾，无懈可击，要彻底搞倒他，必须想个办法。



商量半天，办法有了。



先去找皇帝，主动报告此事，说事情很复杂，后果很严重，于是皇帝大人也震惊了，下令严查，事情闹大了。



接下来，就是去抓人，温体仁是没法抓的，但张汉儒一干人等，随便抓，抓回来，就直接丢进东厂。



据说东厂的刑罚，总共有上百种，花样繁多，能够让人恨自己生出来，比什么测谎仪好用多了，所以但凡丢进这里的人，都很诚实。



张汉儒之流，似乎也不是什么钢铁战士。按史料的说法，进来的头天晚上，曹化淳去审了一次，就审出来了，除了交代本人作案情况外，连幕后主使温体仁先生的诸多言行，也一起交代了。



曹化淳拿到口供，立马就奔了崇祯，崇祯看过之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了四个字：



“体仁有党！”



这四个字的意思，用江湖术语解释：温体仁，是有门派的。



崇祯是不喜欢门派的，作为武林盟主，任何门派他都不喜欢，像温体仁这种人见狗嫌的家伙，虽然讨厌，但用着放心。



然而这件事清楚地告诉他，温体仁同志也有门派，虽然门派比较小，但再小都是门派。



然后，他拿来了一封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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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还不错，可惜有没有txt版本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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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奏疏是温体仁的辞职信，按照他的传统，为了彻底表示自己的清白，他写了这封文书，说自己身体不好，估计也帮不了皇帝了，希望让自己回家养老。



类似这种客气信件，崇祯也会客气客气，写几句挽留的话，然后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然而这一次，在这封奏疏上，他只写了三个字。



奏疏送到温体仁家时，他正在吃饭，他停了下来，等待着以往听过许多次的客套话。



然而这一次，他只听到了三个字——放他去。



放他去的意思，大致有以下几种：滚、快滚、从哪里来，滚哪里去。



据说当时就晕了过去。



温体仁终于倒了，这位聪明绝顶的仁兄，从顶上摔了下来，他落寞地回了家，第二年，死在家乡。



明代最后的一位权奸，就此落幕，确实，最后一个。



天才的计划



温体仁下台，最受益的人，应该是杨嗣昌。我查了一下，他崇祯十年（1637）三月当兵部尚书，温体仁是六月走人的，按照温先生的脾气，像杨嗣昌这种牛人，不踩下去，是不大可能的。



温体仁走了，杨嗣昌来了，不久之后，他就将进入内阁，实践自己天才的计划。



按照杨嗣昌的计划，要实现十面张网，现在的人是不够的，必须再增兵十二万，



要增兵，就得给钱，按杨嗣昌的算法，必须增加饷银二百八十万两以上。



这个计划极为冒险，因为这笔钱杨嗣昌是不出的，崇祯也是不出的，唯一的来源，只能是找老百姓要，具体说来，就是加租。



比如原先你一年交一百多斤粮食，全家还能丰衣足食，张献忠、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你可能会出门看热闹，然后回家吃饭。然后官府告诉你，加租，每年交两百斤，结果全家只能吃糠，再打过来的时候，你就会出门，帮李自成叫声好，让他们往死里打，帮你出口气。



再后来，官府告诉你，再加租，每年交四百斤，结果全家连糠都没法吃，不用人家打上门，你就会打好包袱，出门去找闯王同志。



为了搞定西北民变，崇祯已经加过几次租了，如果再加，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很多大臣坚决反对。



但是崇祯仍旧同意了，因为他相信，杨嗣昌的计划，能够挽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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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杨嗣昌说，要实现这个计划，我必须用一个人。



崇祯同意了。



杨嗣昌推举的这个人，叫熊文灿。



熊文灿，贵州永宁卫人。万历三十五年进士。历任礼部主事、布政使、两广总督。



杨嗣昌之所以推举熊文灿，只是因为一个误会。



不久前，两广总督的熊文灿得知了这样一个消息，崇祯的一名亲信太监来到广东探访，干啥不知道，虽说来意不明，但对这种特派员之类的人物，熊总督心里是有数的，专程请过来吃饭。



既然是吃饭，就要喝酒，吃饱喝足，再送点礼，这位太监也很上道，非常高兴，一来二去，也就熟了。



既然是熟人，也就好说话了，双方无话不谈，从国内形势到国际风云，什么都说，但只有一件事，熊总督始终没有套出来。



你到底来干什么的？



几天后，这位太监要走，熊总督决定再请他吃顿饭，最后套口风。



这顿饭吃得很满意，双方临别，喝得也多，喝着喝着，就开始说起民变的事。



熊总督估计是喝多了，外加豪气干云，当时拍着桌子大喝一声：



“诸臣误国，如果我去，怎么会让他们闹到如此地步（令鼠辈至是哉）！”



他万没想到，有个人比他还激动。



太监立即站了起来，他流露出多年卧底终于找到同志的表情，热烈地握住了熊总督的手，说出了熊总督套了很多天，都没有套出来的话：

“我到这里来，就是来考察你的！回去我就禀报皇上，让您去平乱，除了你，谁还能扫清流贼！（非公不足办此贼）”



酒醒了。



熊总督到底是多年的老官僚，听到这话，当时酒就醒了，脑筋急速运转后，凭借二十余年的功底，立即提出了五难，四不可。



所谓五难，四不可，大致就是九个条件，也就是说，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熊总督才能勉为其难地上任。



大致说来，这就是一篇公文，就算让专职秘书写，也得写个一天两天，熊总督转眼就能完工，实在用心良苦。



然而太监也并非凡人，只用一句话，就打碎了熊总督的如意算盘：



“你放心，这些我回去都会禀报皇帝，但如果皇帝都答应，你就别推辞了。”



就这样，熊总督的一片报国之心穿越上千里路，来到了京城。



崇祯知道了，杨嗣昌也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南方，有一个叫熊文灿的忠义之士，愿意为国付出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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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熊总督的那些条件，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时刻，有人肯上，就难能可贵了，怎么能够吝惜条件呢？



所以在这关键时刻，杨嗣昌提出了熊文灿，而崇祯也欣然同意了，他们都相信，他能圆满实现这个天才的计划。



于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熊总督接到了调令，他即将前往中原，接替无能的前任总督王家桢。



熊文灿原先的辖区，是广东、广西两个省，而他现在的辖区，包括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按说，他应该很高兴，高兴得一头撞死。



两广总督，虽说管的都是不发达地区，盗贼也多，但好歹图个平安，也没人来闹，现在这五个省，动辄就是几十万人武装大游行，且都是巨寇、猛寇，没准哪天就被抓走，实在比较刺激。



但既然来了，再跟皇帝说，其实我是忽悠您的，那天是喝多了，估计也不行，想来想去，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后世有很多人，对熊先生相当不屑，说他没有能力，没有气魄，但在我看来，熊总督并没有那么不堪。他自幼读书，当过地方官，也到过京城，还出过海（出使琉球），见过大世面，总体而言，他只有两样东西不会——这也不会，那也不会。



虽说熊文灿能力比较差，比较怕事，比较没有打过仗，但他能够升到两广总督，竟然是靠一项军功。



这项军功的具体内容是，他搞定了一个许多人都无法搞定的人，此人的名字，叫郑芝龙。



郑芝龙，是福建一带的著名海盗，有个著名的儿子——郑成功。



熊总督招降郑芝龙后，又用郑芝龙干掉了其他海盗，成功搞定福建沿海，最终搞定自己，获得提升。



但熊总督长年以来的表现有目共睹，骗得了上级，骗不了群众，所以他去上任的时候，许多人都认定，熊总督是壮官一去不复返了。



崇祯十年（1637）十月，熊文灿正式来到湖广上任，迎接他的，是下属左良玉。



刚开始的时候，左良玉对熊总督还比较客气（没摸清底细），过了几天，发现熊总督黔“熊”技穷，除了天天开会，啥本事都没有，索性就消失了。没办法，像熊总督这种熊人，左总兵是看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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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总督也急了，他本不想来，来了，将领又不听使唤，自己手下的兵力，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人，又要完成业绩，无奈之下，只好使出老招数——招抚。



当时在他的辖区里，最大的两股民军，分别是张献忠和刘国能。其中张献忠有九万人，刘国能有五万。



熊文灿决定招抚这两个人。



虽然在朝廷混得还行，但论江湖经验，跟张献忠、刘国能比，熊总督还是很傻很天真，他不知道这二位的投降史，也不了解黑道的规矩，更何况，他的兵还不到人家的十分之一，要想招降，是很困难的。



但熊总督最头疼的问题，还不是上面这些，他首先要解决的，是另一个问题——发通知。



因为张献忠和刘国能从事特殊行业，平时也没住在村里，以熊总督的情报系统，要找到这两个人，似乎很难，情急之下，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熊总督派了几百个人，以今日张贴医治性病广告之决心，在村头乡尾四处贴告示，以告知朝廷招安之诚意。



对此，左良玉嗤之以鼻，连杨嗣昌听说后，也只能苦笑。



总之，在当时，熊总督在大家的眼里，大约是个笑话，笑完了，就该滚蛋了。



然而这个笑话，却以一种无人可以预料的方式，继续了下去。



过了不久，熊总督就得到消息，民军的同志们找来了。



先找上门的是张献忠，他表示，自己虽然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很想为国效力，但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所以需要准备几天。



这是鬼话。



类似这种话，张献忠说的次数，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这也是张头领看熊总督是生人，专程忽悠一把，要换了洪承畴、卢象升等一干熟人，拉出去就剁了。



但张献忠派人上门，除了逗人玩，还有客观原因。



自打崇祯九年围剿风暴以来，经济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高迎祥垮台了，众多头领环境都不好，随时可能破产裁员，包括李自成在内。



高迎祥死后，孙传庭就放出了话，只要搞定了李自成，他就退休回家。



李自成在陕北对付洪承畴，已经很吃力了，又来了这么个冤家，两下夹攻，连吃败仗，没办法，陕西没法呆了，只好掉头进了四川。



偏偏年景太差，又赶上杨嗣昌开始搞十面埋伏工程，只能接着往前跑，前有追兵，后有堵截，实在没办法，只能以掩耳盗铃之势窝在原地，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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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如此，张献忠混得也差，留个后路是必要的，所以找到了熊总督，当然，投降是不会的，先谈条件，过几年实在不行了，再投降。



但他万没想到，过几天，他就会乖乖投降。



因为几天后，一个消息传来，刘国能投降了。



刘国能，外号闯塌天，在当时的诸位头领中，他大概能排到前五名，是个相当棘手的人物。



他得知熊总督招降的消息后，也找上门来，表示自己虽兵强马壮，但是很想投降，鉴于投降程序很麻烦，需要准备几天。



其实刘国能同志的台词，跟张献忠的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他准备了几天，就真的投降了。



崇祯十年（1637）十一月，刘国能率五六万大军，向仅有一万人的熊文灿投降，服从改编。



小时候，我读《水浒传》的时候，曾经相当厌恶宋江，觉得他替天行道，开始造反，很是英雄，最后却又接受招安，去征讨方腊，很是狗熊，同样的一个人，怎么前后差别那么大呢？



后来我才明白，造反的宋江，和招安的宋江，始终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要造反？



造反，就是为了招安。



当年的宋江，原本是给政府干活，而且还有职务，根据水浒的说法，日子过得很不错，除了拿工资，还勾结黑社会（如晁盖等人），吃点外快，还经常结交江湖兄弟，给钱从不小气（宋江：你当及时雨的名号是白给的？），只是一时手快，在被检举之前，干掉了自己的小妾，所以才被迫流落造反。



刘国能的情况比较类似，跟张献忠不一样，他原本是读过书的，据说还有个秀才的功名，但后来不知一时冲动，还是懵懂无知，竟然造了反，好在运气不错，这么多年没被干掉，还混得不错。



但造反这活，混得不错是不够的，毕竟工作不太稳定，危险性大，刘国能又是个比较孝顺的人，希望在家孝敬父母，所以趁此机会，准备投降，换个工作。



刘国能这一投降，就把张献忠吓懵了：投降，还有抢生意的？



眼看问题严重，他立即派出使者，去找熊文灿，表示近期就投降了。



但是熊总督也硬气了，没有盛情挽留，反而表示，关于投降的问题，还要研究研究，才确实是否接受。



原本投降是供不应求，现在成了供大于求，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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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献忠不愧是在朝廷里混过的，非常机灵，立刻转变思路，决定，送礼。



而且张献忠明智地意识到，熊总督的道行很深（两广总督是个肥差），单是送钱估计没戏，所以他专程找了几件古董玉器（反正是抢来的），派人送了过去，只求一件事，让我投降。



捞钱之余还有政绩，如此好事，对熊总督而言，不干就不是人。他马上接受了投降，并且命令张献忠等人就地安置。



张献忠投降的时候，手下有七八万人，而他的驻地，在谷城（今湖北谷城）。



消息传来，崇祯极为高兴，认定熊总督是旷世奇才，大加赞赏。



杨嗣昌也很高兴，高兴之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



客观地讲，这是个比较阴险的想法，以致于后来很多人认为，如果照这个想法办了，天下就消停了。



这个想法的具体内容，是让张献忠在投降之前，办一件事——打李自成。



这就好比黑帮团伙，每逢拉人入伙的时候，都要让新人干点缺德事，比如砍人放火之类，专用术语，叫沾点血，今后才好一起干。



但崇祯同志实在很讲道义，他表示人家刚来投降，就让人干这种事，似乎有点过分，所以也就这么算了。



对崇祯的信任，谷城的张献忠先生如果毫无感动，那也是很正常的。作为投降专业户，他所要考虑的，是什么时候再造反，以及造反之后，什么时候再投降。



实际情况，似乎也是如此，崇祯十一年（1638）十月，张献忠同志已经难能可贵地投降了十个月，很明显，他也不打算打破自己以往的投降记录，开始私下联系，蠢蠢欲动。而以熊总督的觉悟，估计只有张先生的砍刀砍到他的枕头上，才能反应过来。



然而，就在以往场景即将重播之际，一个消息，彻底地打乱了张献忠的计划。



三个月前，陕西的李自成呆不下去，跑到了四川，刚到四川时，李自成过得还可以，后来洪承畴调集重兵围剿，他就退往山区，双方僵持不下，李自成瞅了个空，又跑回了陕西。



以往每次李自成跑路的时候，洪承畴都礼送出境，送出去就行，确保他别回来，并不多送，但这次李自成发现，洪承畴开始讲礼貌了。

没有好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