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如果这是宋史》 BY 高天流云（持续更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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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真宗朝，果然名声在外，加上种放的脸皮己经超级加厚。刚刚咸平元年，赵恒刚登基，他老妈就死了，在古代双亲亡故，是所有做官人的噩梦，无论是谁都得弃官守丧，可种放就不同，他直接托人给朝里的翰林学士宋湜等（居然隐居到了和开封城的翰林成了朋友！）带信，说俺老娘死了没钱埋，你们马上帮我想辙啊！


　　结果宋湜不敢怠慢，立即联合两位文坛名人钱若水、王禹僻一起向赵恒上奏。说种放是先帝所看重的隐士，现在有了困难，我们出钱不合适的，不如您来掏，就可以显示朝廷是多么的仁德且有爱心啊……于是赵恒掏钱，然后召见，第一次赐官就是左司谏、直昭文馆，己经是宋朝的中级朝官。


　　这是什么概念，可以参照后来苏轼他老爸，三苏之首被征召时，也不过就是个县簿而已。是老苏的才华不够高？不，纯粹是招数不够好！


　　再以后，种放的官职火箭一样爬升，成为右谏议大夫，吃饭时以翰林学士西向、王钦若东向，知制诰西向下首、真宗皇帝南面正坐，他以客礼北向相陪，走路时可以和皇帝手拉手，家里的田产成千亩，收租时无偿动用官府驿站的工具……种种混帐事数不胜数，这里就不再多说了，只是请留意，这就是当时世间第一隐士的风范。


　　那么回头看我们的林和靖。


　　和靖生在江南，隐居在杭州西湖的孤山上。西湖自古游人如织，杭州更是东南形胜的大都会，所谓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林逋一点都没有刻意地强求自己隐居的表面形式，一定要躲进深山。


　　他隐居极早，刚刚进入青年，就躲进了孤山。当时无数人为之婉惜，因为他少年成名，江淮之间文名卓著，本是一颗迅速升起，可在考场之上大出风头的未来学士。但是说隐就隐了，他“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


　　但这样彻底，却没有半点的孤傲清高假作派，如果有人来看他，无论对方是薛映、李及这样的无名文人，还是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这样的大才子，他都一视同仁，来者不拒。本来嘛，隐居是我个人的生活方式，何必弄得神神怪怪，不近人情？


　　说到他的生活，世人传颂他“梅妻鹤子”，真是潇洒出尘得没法形容。尤其是那个年代，或者是整个人类早就有了一个共识――抛弃了人世间夫妻人伦欢乐的人才是难得的，于是就变成了圣人。就比如仁宗的老师之一崔遵度，此人以儒雅风采著称于世，理由之一居然是他酷爱弹琴，往往通宵不倦，以至于他老婆想见他一面都很难……那么是不是林逋这样终生不娶，荡漾在梅林之中，与仙鹤为友的人就更加的了不起了呢？


　　纯粹是放屁，林逋自食其力，在孤山种了300多株梅花，自己辛勤劳作，以出售梅花、梅子为生，那是怎样清贫辛劳的生活！就是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他写出了“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夜黄昏。”的千古佳句，又是怎样的乐于清贫，甘于自守的精神！


　　是的，他也接受了真宗皇帝的赏赐，但宠辱不惊，连写诗感激皇恩浩荡都没有，更不去拍马屁，称颂皇帝封禅多重要，拜神多神圣。最后他死了，死后的待遇是杭州西湖的苏堤之上，建了三个“三贤堂”，其中两位是唐代白居易、宋朝苏东坡。


　　另一个，就是终生白衣的林和靖。


　　更有甚者，宋室南渡之后，杭州变成了帝都。下令在孤山上修建皇家寺庙，山上原有的宅田墓地等完全迁出。可唯独留下了林浦的坟墓。而这也给林逋，带来了最后的祸事，南宋灭亡之后，有盗墓贼以为林逋是大名士，墓中的珍宝必定极多。于是去挖。


　　可是坟墓之中，陪葬的竟然只有一只端砚和一支玉簪。


　　端砚与男儿，那是林逋自用之物，那只玉簪呢？终生不娶的林逋到底有着怎样的往事，才让他在青年时就灰心于世途，归隐林泉终老此生？


　　或许他的另一首以女子口吻所写的小词才是他的心声――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己平。


　　为林逋叹息，不如为他祝福，愿他在天上一切如意，能见到他一生怀念的人……但无论怎样，他再高洁出尘，也只是个人的情怀，清和淡雅之风敌不过刚烈直肠之辈。人类社会延续，一个民族的兴旺都离不开心怀天下的人的支撑。


　　这样的人，和他们的词，才是宋代文人的真正精华。林逋之后，一个真正的传奇正在默默无闻地耕耘，这个人的伟大，让后来以品评历代人物为己任，把刻薄当乐趣的南宋大圣人朱熹都称誉为――宋亡，而此人不亡，为国朝三百年间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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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人的生命，却起源于贫寒甚至是屈辱。以这时宋天圣二年为界，他拥有自己的姓氏才刚刚9年。在这之前，他姓朱，名说。


　　朱说是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富户朱家的儿子。从小就与众不同，家里有钱，可他喜欢的是读书，并且为了求静，主动上山去醴泉寺里寄宿，与山僧们过同样寂寥的生活，在晨钟暮鼓里苦读经书。


　　这是好事，相信朱家一定非常期待。富之后都盼着贵，宋朝开创了历代所没有的科考制度，士、农、工、商所有行业的子弟都可以通过考试去作官，这是一条光宗耀祖的正路。想来朱说本人，也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可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后，一切就都变了。


　　他竟然不是朱家的人，而是苏州范家的儿子。他的父亲叫范墉，是宁武军节度使掌书记，也就是徐州军区长官的秘书。范墉先娶的是陈氏，后娶了谢氏，他是谢氏所生，即庶出，小老婆的儿子。出生第二年，他的父亲就死了，而谢氏夫人因为贫苦无依，只好改嫁到山东朱家。


　　事情很简单了，为什么会孤苦无依？难道范家没有产业？朱说不是儿子？另一个事实是，朱说只是范墉的第三个儿子，陈氏是大老婆，还有两个嫡出的儿子，怎么会容忍小老婆分家产。


　　朱说母子是被赶出家门的。


　　屈辱袭来，不要说继父的养育之恩，也别说母亲的迫不得己，纵然那个时代还没有开始崎视改嫁，可朱说受不了。他身上流淌着另一个人的血液，并且在朱家他是拖油瓶的累赘，在范家他是被赶出家门的庶子，无论从哪方面讲，他的生命都是废物，毫无光荣可言！


　　他立即收拾行李，拜别母亲，徒步到外地求学，立誓必有所成，才回来迎接母亲。为了感谢继父多年的养育，还有母亲还需要朱家的照顾，他保留了朱说的名字。


　　一个传奇就这样开始了，生于忧患，甚至生于卑微，朱说的起点己经低无可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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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11年，宋大中祥符四年，朱说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求学读书。这是当时他最好的选择了，也可以说是宋朝对他的恩赐。


　　应天府书院贵为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150间，藏书数千卷，师生云集，硕儒辈出，但完全免费。朱说的苦读生涯就此开始，关于他的艰难，史书中有如下记载。


　　他每天的饭只有一盆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其它的还有几根咸菜、半盂醋汁，这就是全部。然后长年累月，千篇一律。终于有同学看不过去了，那是南京留守（市长）的儿子，给他送来了一些美食，但过几天来看，东西原封未动，都长毛腐烂了。


　　同学很生气，问他搞什么。朱说长揖道谢，说我己经习惯吃苦，一但享用，就怕以后无法再坚持了。同学释然了，可深层里的话却没法对人说。


　　君只管得一饥，可管得百饱？施舍之食如果我能咽下，那么为何还要离开朱家？《孟子?告子下》上说，“……故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可也没说要忍受精神上、出身上的折磨！


　　连那些都要忍耐，小小的口腹之欲又算是什么？有种人，以精神上的痛苦，为最大的痛苦，于是才会有气节这种东西的产生。


　　朱说更加勤奋了，别人赏花他看书，别人游戏他看书，就连皇帝到亳州朝拜太清宫，路过书院，每个人都争着跑出去看，他仍然看书。同学来拉他，他只回了一句：“将来再见也不晚。”


　　果然，第二年，他考中了进士，在崇政殿参加殿试，生平第一次见到了真宗皇帝。从此开始了他崭新的人生。


　　这时是公元1014年，宋大中祥符七年，朱说终于可以回山东接回自己的母亲，并且为自己恢复姓氏。从此他姓范，名仲淹，字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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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锦还乡，可要注意的是范仲淹的年龄，这时他己经27岁了。在现代还只是个小伙子，但在古时己经快步入中年。可他还没有娶妻生子，做什么都很晚，他的生命是朵彻底迟开的花。


　　他先是被任命为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司理参军，负责讼狱、案件。再调到集庆军（今安徽亳州）任节度推官。推官，是幕僚职员。直到公元1021年，宋天禧五年，他才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今江苏省东台市），做盐仓监官。直到这时，才在历史上留下了他的的第一项业绩。


　　泰州近海，就是现代的黄海，煮海造盐是个大生意，可海水太大了，就会成灾。唐以前这里曾有过一条捍海堤堰，可是五代年间都抛荒失修了，进入宋朝，每年潮起潮落都大水漫城，连泰州府都被淹了，想想近海的村落，还有盐场的亭灶设施是什么模样？


　　范仲淹提议，要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也就是从今天的连云港直到长江口北岸近500余里的超长海岸线上重修一条捍海长堤，来护卫黄海近岸的百姓民生。
事是好事，也超级难做。与大海争利，比在内地挖运河也差不到哪儿了。范仲淹先向江淮漕运请示，漕运再上报朝廷，真的批准了。而且就命令他去做兴化县的县令，直接负责这项超级工程的运作。


　　时间回到天圣二年，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范仲淹率领四州数万名民夫到海边围堤治堰。书生治海，当年即成，数百里长堤真的筑出来了，可其间的艰难险阻谁能想象？刚开始的时候就遇到过夹雪的暴风，紧接着就是一次大海潮，不仅毁了刚筑成的堤坝，就连民夫都死了100多人。一时间很多官员都认定这是天意，上天不许造这条堤坝，提议取消这项工程。是范仲淹力请，再加上同科好友滕宗谅的鼎力相助，才完成了这项造福沿海万民的伟大工程。


　　而这件事，也是伟大的刘娥皇太后当政10年间屈指可数的政绩之一。


　　谢天、谢地、谢人，范仲淹完成了，却并不居功，他记住了滕宗谅的友谊，并且从此互相扶助，终生不变。但这也成了他后来欲哭无泪的悲哀宿命――他身边的每一个朋友，不管是品德多么高洁的君子，还是能力如何超凡的高人，就比如这位后来造了岳阳楼的滕子京先生，都成了坏他大事的扫帚星。准确率百分之百，无一例外。


　　此后他被调回京城，做大理寺丞，成了一名京官，可以近距离接近朝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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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人生开始了，众所周知他功在社稷，心怀天下，是宋代文臣的领袖，并且文学素养极高，尤其是诗词方面，远远超过了像司马光、王安石这样的博学大家，几乎与苏轼并驾齐驭。但必须要提出的是，他还不是北宋文学史上开天辟地，划分时代的第一人。


　　那个人现在仍然还是一身白衣的士子，只有17岁，要再过几年，才能通过科考站在世人面前。但那时仍然不算他的经典时刻，他还没有变成后来那个劈破五代旁门，回归盛唐文章的伟人。他还只是个拿文章当敲门砖，去砸开富贵当官路的纯粹考生而己。


　　世所公认，他的经典时刻远在33年之后的公元1057年，宋嘉佑二年，那一年也正是宋朝不世出的大文豪苏轼进京赶考的时候，这人身为主考官，才扳回了延续近百年的浮滑绮靡，不知所谓的文风，让宋朝的文学上升到了可以与汉唐相比较的地步。


　　但是，我个人认为，对宋朝文风，同时也对这个人本身来讲，更为重要的经典时刻是在以这时为限的10年之前，也就是此人才有五六岁的时候。


　　他出生在公元1007年8月6日，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和范仲淹一样，他幼年丧父，三岁时母亲就守寡了，但幸运的是他有个好叔叔，一直照顾着他们，虽然清贫但是衣食无忧，并且从小读书。


　　接下来的幸运的决定性的，他回到父亲的老家吉安永丰（今属江西）后，有一个富而知礼的好邻居。这家姓李，长子李彦辅是他终生的朋友。李家藏书颇多，他可以随意借阅。五六岁时的某一天，他偶然在李家阁楼中发现一个破筐，里面积满了灰尘，可隐约露出了书卷的一角。


　　拂拭灰尘，书名展露，小孩子被惊得目瞪口呆，那竟然是一本《韩昌黎先生文集》――道济天下之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这是一个伟大的契机，让他从小时，还没有被科考应试彻底僵住灵识时就知道了世间还有这样雄浑厚重，讲究实理的文章存在，从而一生都念念不往，最后推行宋朝的古文运动，使有宋一代的文章没有完全被风花雪月等小情调所掩盖，拥有自己的历史风格和地位。


　　此人复姓欧阳，名修，字永叔。是上继柳宗元、韩愈，下启王安石、曾巩、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继上启下功盖两代的大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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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024年，宋天圣二年终于过去了。回顾一下，它应该是个“纳新”之年――皇帝成亲、开科取士。皇宫内外都在添人进口。


　　而下一年，公元1025年，却是一个“吐故”之年。新人辈出，老一辈的名臣们却凋零将尽了。宋司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玉清昭应宫使、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冀国公王钦若故去。


　　他终于死了，死得比寇准隆重、庄严甚至辉煌一百倍。请看他的待遇。首先他应该算是工伤，是在去传法院的路上突然得病的，回家后就再没起来。皇帝亲自去探病，赐白金五千两慰问。死后追赠太师、中书令，谥号为文穆，并且把他的亲戚、下属共20多人都恩荫作官。


　　这一连串的举动下来，就连《宋史》都要强调一下：“……国朝以来宰相恤恩，未有钦若比者。”就算是开国宰相赵普，都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那么问题出现，现在的皇帝不是赵祯吗？不是还有刘娥吗？怎么会对这样一个奸邪发这么大的善心？


　　为什么，凭什么啊？！


　　回答是当然有内幕，因为他实在是太可爱了。温暖贴心的王爱卿，他让每一个当权者都如沐春风，如沐甘淋，如下澡盆……反正就是一个舒服。


　　先说工作，他一上台就让刘娥母子嚎啕痛哭、心满意足。那是他用自己几十年如一日在赵恒手下工作时的详细记忆以及真挚充沛的感情，写成的《真宗实录》，来纪念这位刘娥的好伴侣、赵祯的好父亲、神仙的优良笔友、伟大杰出的皇帝。


　　这样，一个彼此诚信，亲如一家的气氛就做成了。紧接着王钦若全面展开他为官数十年，通晓宋朝官场上下所有关节的超级能力，来为啥也不懂的小皇帝解答疑难问题。


　　比如说读了一天圣贤之书的小皇帝问――犯私罪是怎么回事啊？


　　底下就一片沉默，王曾、鲁宗道那些人出于种种原因就是不说。只有王钦若正面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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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陛下，很简单，私罪就是一些跟公事无关，可有失官体的事。比如说升官了应该向皇帝道谢、向长官道谢，可谢得晚了些；再比如上朝时咳嗽，或者把笏板掉到了地上，这都是私罪。”


　　鸡毛蒜皮的小事吗？可罚起来是很重的，会改官，也就是说降级。


　　那么为什么要轮到王钦若来说？奸邪之人抢着谄媚？别乱讲，私下怀疑人也是私罪……原因很光明正大，王曾、鲁宗道他们都是君子，君子必方且厚重，人家讲究的就是日常必须严谨，时刻严谨，不严谨就是罪！


　　而这在王钦若的心中就什么都不是，风浪见惯，他是寇准的敌人，当年做过的哪件事不比这些重要上万倍？所以他就直说了。后果也功德无量，从此私罪还是罪，但只斥责、罚款了事，再不必降级。


　　这样的事还有很多，都是日常方面的，到了国家大事涉及安危的时候，王钦若的作用就更加鹤立鸡群。那还是在天圣二年，他正在病中，突然北疆传来警报，契丹人有了个小小的请求。说他们的草场在这段时间都秃了，能不能把我们辽国的牲口赶到你们宋朝的国境这边来啊？


　　几斤草料，一片草场的事，有什么大不了。但宋朝的全体朝臣都沉默了，每个人都想到了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约你一起到江东去打猎。两件事一样的性质，都是开战的宣言，是威胁，是挑衅，就看你怎么回答。让还是不让，关系到是和是战。


　　而且要注意，这是契丹可不是党项，比李德明借粮那次严重得多！


　　尤其是这时王旦、李沆、寇准都己经死了，想来想去，只剩下了王钦若，刘娥只好派人把他抬进了皇宫，问他怎么办。只见前朝老臣很随意，就回了两个字：“借它。”


　　刘娥更紧张：“北敌强梁，怎能放他们进关？”


　　王钦若摇头：“不借就是示弱，还不如直接借。”随后一笑：“这只是恐吓，一个试探罢了。请回忆，咸平年间契丹人每年都打进来，哪一次事先打过什么招呼？”


　　几句话解释得清楚明白，最基本的一点，伸头缩头都是一刀，你说不借人家就不来了？刘娥只好听他的，大大方方地回复契丹，草场借给你们了，就在雄州一带，随时都可以进关。但就是这么奇妙，宋朝越大方，辽国越不好意思，这件事就此结束，辽国没有一头牲口靠近过宋朝的边关。


　　以上就是王钦若在仁宗朝的表现，可圈可点，但照样里外不是人。他居然是被活活气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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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源于英明伟大的刘太后所做出的那条食物链。即有事就询问王钦若――经过王曾的考查――经过曹利用审视――如果一切正常，最后再由鲁宗道挨个地狠狠瞪一眼，做最后的安检收尾。


　　看出门道了吗？王钦若其实就是个干活儿的苦力，下边有一大堆人在盯着他，时刻准备对他深挖狠批，斗倒斗臭。其中就以能用目光杀死你的鲁鱼头为主力。


　　于是王宰相的日子就非常难过了，得时刻看着别人的脸色，可仍然得不到的半点好脸色。时间一长，经过N多次哪怕说得对，分析得在理，也仍然被同僚们鄙视之后，他终于受不了了，发了句牢骚：“王子明（王旦）在日，你们也不这样。”


　　鲁宗道立即冷笑：“王文正（王旦谥文正）先朝重德，岂是他人可比？公既执政平允，宗道安敢不服？”硬邦邦地砸了回来，王钦若立即闭嘴。


　　义正言辞，正气凛然，把他给吓着了？笑话，当年活着的王旦，甚至寇准也没吓着过他吧。他根本就不是自觉得理亏，而是恨自己一时糊涂，怎么主动找抽？


　　他面对的是一群翻身作主人的君子。君子们骂人是有武器的，通常自己份量不够，就随时去圣人堂里挑。上至孔子等至圣先师，下到近朝近代的各位公认贤臣，谁都成。那例子太多了，可今天他居然主动把王旦提了出来，那是鞠躬尽瘁，累死也没怨言的人，他王钦若怎么能比？真是自己找死。


　　但心里一定有个话闷着――王旦归王旦，当年有他在，我也没话说。可你鲁鱼头有什么资格对我说上句？只凭着你道貌岸然，还有那个所谓“诚实不欺君”的好名声？


　　这次对话以后，王钦若的日子更加难过了。君子们的温存是留给百姓的，君子们的恭敬是留给圣人和皇帝的，对于所谓的奸邪，就是要痛打落水狗，根本就没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一说。不过最后的一击也怪王钦若自己不争气，是他找死。或者说运气低了，踩到只蚂蚁都能跘一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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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朝宰相的任务不仅仅是帝国大管家，或者说要“调理阴阳，抚理万物”这样简单，还必须得时刻留意下面的办事人，以及有才华却没出身的仕子们。要举荐，让国家得人，让人尽其用，这才算合格。


　　看着很美，是个大肥差，不过要小心，举荐的背后就是风险。你推举的人出了什么错，都有你的份。王钦若就栽在了这上面。


　　他举荐的人叫吴植，是个标准的埋没型人才，被发掘之前不过是个县尉。但在王钦若的大力举荐之下，他终于得到了知邵武军的差使。邵武军不是天雄军、永兴军这样的大郡，但好歹那是个州府级的职位啊，昊植高兴，但转眼悲愤。


　　他居然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病倒了。时也命也，怒也恨也！但一点办法都没有，第一病倒了就是病倒了，说什么也爬不起来；第二，他得到的是差使而不是官职！


　　这一点太重要了，这是宋朝太祖陛下独创的玩意儿，你是什么官并不重要，你得到了什么差使才最重要，而差使不等人，你不行，千百万个人都眼巴巴地盼着呢！眼看到嘴的肥鸭子要飞，吴值决定铤而走险。具体办法就是再找自己的举荐人想辙。


　　但首先要想好怎样摆平举荐人，要说他真是个人才，在重病之中仍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几十年前的旧事（王钦若科场舞弊案），知道用什么办法去打动王大恩人。


　　钱，别无他物。而且为了隐密，他还想到了另一个人，就是京城里的殿中丞余谔。这是他的好朋友，他请余谔为他先垫上黄金20两，并且找个合适的机会交给王钦若。怎么样，曲折周旋、灵动微妙，官场行贿术很到位了吧。


　　但计划多好，也得由人去实施。吴值、余谔、王钦若都倒霉在了这个实施人的身上。


　　这位吴家的大管家直闯进王钦若家里，不管什么人在座，更不管王宰相正在干什么，就直接喊了出来――王宰相您好，俺是吴值派来的。他给您带了20两黄金，20两啊，您就帮他把邵武军那个差使留住吧……您为什么瞪眼？啊，问黄金在哪儿？不在我手里，在殿中丞余谔余大人那儿呢，他是俺家主人的好朋友，这钱绝对差不了，几天之内就给您送来。您神通广大，就把事办了吧。俺家主人对您感恩戴德，千恩万谢啊……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干嘛抓我啊―――王老爷，我真的是吴值派来给您送钱的啊，您别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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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目睽睽，王钦若如堕冰窖。不必向左右张望，他都知道四周布满了怎样的眼光。心里是悲凉的，想不到自己聪明一世，竟然要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跟斗。


　　居然还是钱！受贿！


　　王钦若半句多余的话都没有，直接命人把这位吴府的大管家押送开封府，理由是――企图贿赂朝廷命官。注意是“企图”。


　　而盈堂的宾客，己经在瞬间变成了目击证人，片刻之后事情就升级了。开封府不再受理，改由御史台出面，因为事情涉及到了朝廷命官。真是大快人心，王钦若，王“瘿相”，几十年间人天共愤的大奸邪，还有什么比弹劾他更过瘾的事？
何况这次己经不是弹劾了，而是犯法。


　　御史台派出了著名的侍御史韩亿，加大力度，务必要做到了一击致命，彻底去掉这块毒瘤。但可惜的是，无论如何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即行贿的初衷在吴值，买官的黄金在余谔，王钦若没摸到一分一毫的赃款，甚至在知道自己将被行贿时，就第一时间报了官。


　　如果说吴值是“企图”行贿的话，那么王钦若连“企图”受贿的机会都没有。你拿他有什么办法？所以最后千不情万不愿，御史台也只得如下定案。


　　判――吴值以行贿罪除命（此次任命作废）、余谔勒令停职、王钦若诏释不问，但追究他举荐失查之罪。可这个罪就实在太微妙了。它能让举荐者一起受牵连贬官罢职，也可能只是被皇帝小小的训斥一顿，怎样区分，完全看当权者的心情。


　　这时刘娥的心情非常好，王钦若全须全尾，毫发无伤。看上去真是君臣和谐，太后吉祥、王钦若吉祥，不过他们马上就后悔了。你不按牌理出牌，就别怨别人的无理手。


　　第二天宣诏，宰执大臣们齐集待漏院（上朝前的候车室），人人都知道王钦若又逃过了一劫，但不是每个人都敢怒不敢言。鲁宗道一脸怒气，直视王钦若，王瘿相自知理亏，低头不语。时间到了，众人出门上马，突然间一只老鼠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跑过众人马前。鲁宗道突然大喝：“汝犹敢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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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暴笑，宋朝顶尖的宰执大臣们来了个轰堂彩，王钦若一下子脸如死灰。


　　纵然不是帝国宰相，也从来没有想过被当众这样羞辱！他居然真的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都可以喊打了……可有什么办法，眼前众怒难犯，数十年间的威福享用，都让他有口难言。


　　他不是寇准，从来都没有以一己之力去压服所有朝臣的胆量。当天，他忍了，无论怎样难堪，他都选择了上马，再次跟着这些人去上朝，正常工作。


　　说到底，他还是恋权的，但是奇耻大辱，终究让他受了内伤。他把自己气病了，加上去传法院的路上受了风寒，一病不起，就此谢幕。


　　回顾整个事件，还有王钦若的整个人生，让人有种非常连贯的感觉。即王钦若有了以前在真宗朝的奸邪事迹，所以在仁宗朝才会遭受羞辱。一切都顺理成章，甚至是天道好还，自作自受。但真的是这样吗？


　　纵观王钦若的一生，他的所谓奸邪事迹不外乎就是劝赵恒去“封禅祭天”，除此之外，后面的大建宫殿，圣祖下凡等把戏，己经是赵恒本人的原创，还有丁谓等人的努力，王钦若早就不是主角了。其实就以封禅的事来说，错的一方就只有王钦若吗？


　　“为尊者讳，为贤者隐”，这是古代作史，甚至作人的最高准则，于是就把赵恒的错给讳去了。平心而论，王钦若是劝了，那么你就一定听？当初还有人劝刘邦寻找六国后代，继续分封天下呢，刘邦为什么不听？这就是明君与昏君的分别。


　　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奸邪，有的只有昏君。就像永远别怪儿媳妇不乖，从来都是你儿子不争气！尤其是找借口的，都是某某奸邪的错……这更是无能的士大夫表现。


　　何况就算上面完全是王钦若一人的错，宋史也对他太苛刻了。试问“盖棺定论”四字，讲的就是要给人以最后赎罪的机会，而一但该罪人以实际行动改过自新了，就要还他以清白和公正。那么回头看王钦若在仁宗朝的表现，他还是个奸邪吗？


　　正好论证上面的话，你是昏君，他才是奸邪，你是明君，他就是能臣。王钦若这种人，才是一面镜子，能照出皇帝的成色和本来面目。


　　王钦若并不是什么奸邪，他有大能力，也有大贡献，就算在真宗朝最危难的澶渊之役，他都远远地顶在赵恒和寇准的前面，这些不应该被世人所忘记。尤其是要明确一个概念，王钦若不论是好是坏，他都是以能力来侍逢国君。而不像那些君子们，就比如鲁宗道、晏殊之流，只以所谓的诚实、鲁直的态度来谋取上位（这个以后再说）。


　　宋史对王钦若有失厚道，在宋朝三百余年间璀璨瑰丽的文臣群落中，应该有他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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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娥加薪记



　　王钦若死后，宋朝一连三年平安无事。翻阅史书，天圣四、五、六三年里发生的大事记载如下：


　　后宫有位张氏进封为才人；前太宗朝太子楚王赵元佐死了；医官院铸出了俞穴铜人，并颁印《铜人针灸图经》；副宰相张知白死了，张士逊接替他；那位张才人进封为美人，但是马上就死了。还有就是在天圣四年的六月，开封城进了大水，平地水深数尺，数百人淹死。


　　除此以外，就剩下了一系列的刘太后加官进爵图。注意，是加她自己的官，进她自己的爵。


　　那么一个问题出现，刘娥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成绩，连带着给自己争到了怎样的待遇？好，再翻史书，一切都有明文记载。


　　先看待遇。


　　赵恒刚死的第一年，即宋干兴元年，她没有任何举动，可以说是很尊重自己死去的丈夫，但也可以充分地理解到，那时丁谓正意气风发，宋朝没有她什么事；


　　第二年，天圣元年，刚过完年，她就立即规定把自己的生日（一月八日）定为长宁节，其庆贺的仪制规格和皇帝的生日乾元节几乎相当。并且以此为例，每年举行；再过4个月，她命令礼仪院特制了太后的行辇，名为“大安辇”。大安辇出行的规格，显赫到了如下程度：


　　龙直总54人，骨朵直84人，弓箭直、弩直各54人，殿前指挥使左右班200人，禁卫皇城司200人，仪卫供辇官62人，宽衣天武共300人。其他的侍卫诸司人等，完全向皇帝出行的护卫乘舆看齐；


　　并且在这一年，刘娥把自己的父祖三代都追封为王。其中从未当过官的父亲刘通为彭城郡王，她妈庞氏为越国太夫人，连同她那位“哥哥”刘美，以及刘美的家人、门人、仆隶也都鸡犬升天，在宋朝的王庭之上，甚至后宫之间随意出入；


　　截止到这里为止，虽然有点出格，但是也要注意到，这或许是刘娥不得己而为之。因为不管她之前在赵恒晚年神智失常时就怎样管理国家，但都隐藏在幕后，现在她是寡妇，儿子又太小，不给自己增加待遇，加码威严的话，能震慑朝廷，主宰天下吗？


　　所以就算过了一点，也在情理之中。可是进入天圣二年之后，刘娥的行动就引起了宋朝宰执大臣们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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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圣二年的九月，真宗皇帝的谥号、皇太后刘娥、皇帝赵祯的尊号都要举行受尊号册的大礼了。几经反复，真宗、刘娥所用的是纯金，小皇帝因为是第一次受册命，才勉强用了纯金，明文规定，以后都用涂金。


　　更严重的是，刘娥要求在例来举行顶级大典的天安殿进行她的受尊号册之礼。
彻底逾规了，那是只有皇帝才能拥有的特权，她一个才当了两年的太后，有什么资格像明目张胆的篡位一样的嚣张？


　　这时王曾站了出来，他像反抗丁谓那样来阻止刘娥。争执的结果是双方各让一步，刘娥的尊号在天安殿发册，在文德殿受册。没有真正的造反，但相信王曾等人一定是心有余悸。很明显，这只是第一次，以后会有无数次！


　　果不其然，就在当年的五月份，刘娥就想出了新的花样。她要求太常礼院为她制定新的皇太后礼服。如愿以偿，请看宋朝她之前的皇太后穿戴和她这时的对比。
延用赵匡胤开国时的开宝皇后制，皇太后穿祎衣，革带、青蟱舄（青黑色的鞋）、白玉双佩、黑组、双大绶、素纱中单、蔽膝、大带，首饰花十二株等。现在刘娥的是服朱衣，其余蔽膝、革带等都如衣之色，即都为朱红色。


　　朱红色，在宋代是皇帝的衣色。朱红以下，如绯色，即粉红色，是高等朝臣的象征。想像一下刘娥乘坐大安辇，在近千人的护卫中出行时，一身朱红，远望的臣民们看到她时，和看到一位当朝皇帝有什么区别？


　　但小不忍则乱大谋，考虑到刘娥的年岁（60多了），还有赵祯的年岁（15岁），王曾等人没再说多余的话。结果刘娥一步步地逼了上来，到了天圣四年的年底十二月时，她又有了新的招数。


　　这一次是小皇帝出面，赵祯对宰执大臣们说：“朕打算在明年的元日朝会时先率领百官为皇太后上寿，然后再去天安殿受朝贺。”


　　王曾等人立即急怒攻心，忍无可忍，刘娥这个老女人没完没了，一定要事事都抢在皇上的前头，无论如何都要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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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事情被刘娥自己给搅黄了。没等王曾等人说话，她抢先回复了一下自己的乖儿子。“陛下，怎么可以因为我的缘故使大朝会拖后举行呢？”


　　王曾喜从天降，立即跟上，“太后您说得太对了。陛下，您以孝奉母仪，提出了这个超级棒的建议，但是您的妈妈不忍心破坏国体，您还是听她的吧。”


　　刘娥瞬间冻僵，该死的谦虚，别看60多岁了，政治上还是不成熟！都选择打劫儿子了，还装什么伟大母亲？但是话己出口，实在没法挽回。眼看着这一年的机会又要白白地溜走……但别忙，她的名字叫刘娥，她有各种各样的上不得台面，但绝对有效的办法。


　　就像当年让宰执大臣们把亲人图谱都交上来一样，她私下里又耍了个小手腕。很简单，回宫之后对儿子一顿暴力（不是我乱想，宋史里说了，她从来没给过儿子好脸），随后仁宗陛下就颁出了圣旨，上面写的还是先为她上寿，然后再举行元日朝会大典。


　　举朝无奈，这一次，她真的得逞了，比皇帝还皇帝了。


　　那天的上寿仪式是宋朝所有忠于王室的臣子们的噩梦。赵祯身穿兖袍（未加冕），在文武百官还有契丹使者的面前，向刘娥行二拜之礼，向她跪献两杯酒，接着再由百官的代表（非宰相，是枢密使）向太后上寿，一切都结束之后，赵祯才能戴上兖冕，到天安殿去接受百官的朝拜。


　　综上所述，刘娥据大宋皇位仅有一步之遥，即她是在会庆殿中行使的人君之礼，而不是天安殿这个最正规的场合。而在实际上，她更是早就行使了百分之百的皇帝职权，大婚之后的赵祯只是个摆设。


　　下面再看她到底为宋朝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值不值得她这样的牛气冲天。截止到天圣六年为止，把宋朝所有君臣的功劳都归于她一身，也不过以下几点：



　　第一，澄清吏治。


　　这件事名头超大，封建王朝甚至现代社会这都是首要问题。尤其是中国古代文明越昌盛的朝代里，这个问题就越急迫尖锐。因为以儒家为本位思想的国度里，法律永远存在，但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它不像法家，会严格得近乎固执一样的执法。法之外，还有天、理、人、情。


　　弹性太大了，于是法治就变成了人治。于是选什么人去执法，才是头等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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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要注意宋史对事物程度的名词掌握，比如说，它称刘娥是“澄清吏治”，而不是“刷新吏治”。因为她根本就没有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只留下了六条警告臣子不许贪污，否则严惩的诏书，以及一句训人的话。


　　那是她刚上台时，京西路转运使刘绰为了讨好她，说要把多余的千余斛粮食运送京师。可没曾想刘娥发火了，对他一阵冷笑：“你认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和鲁宗道吗？他们哪个是因为搜刮粮食多而升官的？”


　　但这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刘娥不是个深宫里享乐型的太后，她知道天地间多劳则多得，一切自有定数。平白无故多出来那么多的粮食，一定是有老百姓被剥削了。能体查下情而已，但对宋朝整个官吏制度，如何防贪，又怎样养廉，没有半点用处。至于下面所说的，在她的这种倡导之下，宋朝涌现出了范仲淹、王随、张伦、薛奎等一大批廉吏的说法，更是荒谬可笑。


　　以范仲淹的身世、个性和修为，他在任何朝代里都是廉吏，与刘娥有什么关系？其他人如薛奎，早在真宗朝就有“薛出油”的外号，跟鲁鱼头一个德性，更是君子慎独，修身齐家的人物，与外界的所有潮流都保持距离，维持自己的人格的独立，这是他们最起码的本能。


　　由此可见，刘娥的所谓“澄清吏治”，根本就没把脏东西洗干净；


　　第二，重视水利。


　　这是千真万确的功劳，不管刘娥有没有亲自下河堤挖过一锹泥，在她治理下的宋朝终于在天圣五年，把从宋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起，在滑州（今河南滑县）西北天台山旁决口的黄河给堵住了。并且还有范仲淹在黄海一带所修的五百里捍海长堤，稍后还有灌田千顷的舒州吴塘堰等大型水利工程。


　　但这时不再是史前时代了，这9年的洪水也没到淹没全国，民不聊生的地步。所以刘娥就算变成了大禹，也没有当国王的功劳；


　　第三，完善科举。


　　赵恒晚年停止的科举重新开始了，而且还增添了武举人这一项，算是对宋朝太祖陛下的老同行们网开了一面。很仁慈？的确相当好，并且还兴办了州学，赵祯的老师孙奭在兖州建立州学时，她下令赐给学田，从此成为学院的私有财产。


　　但是这些顶多都只能算是“仁政”，给人民的一点甜头而已，当年王莽篡汉时把太学（国立大学）扩大了几十倍，也没见天下人服他。


　　还有第四项，这一项才勉强算是有些创新，不过仍然太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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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发行交子。


　　交子就是宋朝的钞票，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流通意义上的纸钞。它的前身有汉武帝时期的“白鹿皮币”和唐代中期的“飞钱”。


　　白鹿皮币纯粹是个拍脑袋应急想出来的东西，当时汉武帝对匈奴连年开战，打得游牧民族不停地搬家，连带着自己的国库也都被洗白。为了有钱花，他除了使用“白金币”（银和锡合铸的）外，又把宫宛中养的珍稀白鹿都宰了，每一尺见方的白鹿皮为一币，每币的流通值是40万钱。


　　这就很明显了，完全脱离了皮币的本身价值，最后只能成为王侯贵族间互相送着玩的“贡赠之礼”；


　　飞钱，唐朝的商贸业务很发达，商人就变得很烦恼，带钱出去办事简直就是场噩梦。因为无论是金子、银子还是铜钱，那都重金属，只要上到了一定的数目，就重得吓人。这时伟大开明的唐朝有了创举，政府出面开具出写着金额多少和存钱地点的凭证，然后商人带着上路做买卖，可以在异地提款购物。但创举不彻底，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没有货币的职能，说到底只是种汇兑凭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钞。


　　接着时光流转，五代十一国时没吃没喝，这些就都成了往事。进入了宋朝，纸钞终于出现在了货币最混乱、最粗糙也最庞大的四川。


　　先明确一个概念，这个发明创举完全不是因为发展太快，繁华过度的需要，而是一个很难看的不得己。


　　天府之国进入宋朝之后，应该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后蜀时期差多了，赵宋官家对他们很残忍，可是川人自古坚韧，他们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发展壮大，其结果就是卡在了货币流通这一关上。


　　当时四川别说金子银子，就连铜钱都很少，都被赵匡胤兄弟十几年如一日的搜刮进了开封城。迫于无奈，他们只能使用铁钱。于是灾难出现。一铜钱兑换十铁钱，每1000纹铁钱的重量，在小铁钱是13斤，大铁钱就是25斤，当时买一匹布所需铁钱是两万纹，好了，算一下是多少斤呢？


　　大约500斤……请问这日子还能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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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聪明的川人开始自救，民间自发形成了“交子铺户”。简单地说有点像现在的银行，有人把钱存进去，就能开具出一张刷着红黑两色的店铺和市民共同牢记的，相当隐秘的记号图案，以后就可以凭票取钱了。


　　但是和现代存折不同的是，交子铺户不给你利息，你得经它3%的保管费。


　　弊端也跟着出现，这玩意儿太诱人，一张纸就相当于一座山那样高的铁钱，于是不管商家怎样费尽心机作出密码图案，都被成功仿制。多简单，这东西就算再难，也没有仿制古画那么废神吧。于是打官司，追逃犯，整个四川鸡飞狗跳。


　　但办法仍旧是好办法，铁钱的问题也一定得消除。这时川人盼来了他们的救星――张咏。这位宋史中首屈一指的封疆大吏在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开始，命成都16户富豪连保主持，用统一的纸张、统一的印文印制交子。上面的密码变得超级复杂，因为是16家铺户联合签署，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标志。此外再加上张咏治蜀的巨大威慑力，交子终于开始顺畅流通。


　　可是张咏不会长命百岁，他离开四川之后，交子再次出现危机。终究是民办的，伪造高手杀之不尽。这时刘娥开始接手，她在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下令在成都设立交子务。开始官办交子。官交子与私交子的区别有三项。1，官交子上盖有益州（即成都）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的官印；


　　2，取消以前一张交子面额巨大且随意的填写法（千贯、万贯随便填，与你当时存进去的数额相当），变成每张都有面值，比如一贯、五贯、十贯，彻底变成了现钞；


　　3，设立官方准备金，每造一界（即一批）交子，备本钱36万贯，每一界以两年为期，到期兑换。


　　这就是刘娥对她家乡的贡献。综上所述，清楚明白，她仍然只是在原基础之上的改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独创，完全可以肯定，要是张咏早有这份权力，这事根本就轮不到她。


　　她对宋朝的贡献除以上这四点之外，还有一条，但那要到她死的前一年才会做出。可也只是增设了一个官方的衙门，很有用，但说到底仍然只是恢复了她公公赵光义的一个陈年老主张。如果一定要强调她是多么的了不起的话，还有一个可以真正称道的事情。


　　她把她丈夫赵恒拜神的行动彻底中止，把宋朝从鬼魅横行的荒唐世界里拯救了出来。但也要看到，她只是不再玩了，并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对。


　　好了，可以总结了，以上这些功绩，如果换成一位男性皇帝的话，顶多只是个中等偏下，很平庸的守成之主。只配战战兢兢的小心过日子，哪来的什么资格来篡位逼宫一样的每天闹人？但是她就这样做了，并且时光流逝，进入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 年，这女人变得急不可耐，某些异样的影子在她身上闪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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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监们悄悄地对刘太后说，太后请专心看个小戏法。于是像平常一样送白条进枢密院，结果被曹利用照例踢出，接着就稍等了一两天，再送去，奇迹发生了，曹利用批准。


　　刘娥大为惊奇。可是太监们的神奇还在后面，他们讲了个内幕――太后，您知道曹相公为什么又批了吗？是俺们走了个后门，先去他府上，拜托了他家老太太，这事儿就办下来了……刘娥大怒！


　　以前显得有多忠，这时就感觉有多奸。曹利用形象尽毁，可自己仍然蒙在鼓里。他对太监更狠了，最严重的一次就是把太后的红人，大太监罗崇勋除去冠巾，痛骂一顿，让皇宫内外都震慑在枢密使大人的雷霆之下。按说这样就足够了，但曹利用的威风还不止这些，他在某些公开、经典的场合里，甚至能和皇帝平起平坐。
每年春天，宋朝皇宫内院都要举行赏花钓鱼之宴，君臣同乐，都在御苑水池边垂钓，就以各人钓上来的鱼入席，既风雅又有趣。但是更有规矩。比如说皇上还没有钓到鱼，臣子虽然得鱼但不得起竿，皇上起竿时左右人等以红丝网兜鱼，然后臣子们才一切随意，钓到即起。


　　可这一次，小皇帝赵祯起竿后，某位新提升的翰林学士紧跟着就要起竿，身后突然有人喝到：“侍中未得鱼，学士竿未可举。”于是大家只好等。只见满场人等注视，曹利用悠然自得，好半天终于钓到了鱼，就见内侍们居然也用红丝网兜起！


　　综上所述，宋史中不厌其烦林林总总，大小事件完全记录，中心思想就一个――曹利用该死，完全是他自己找死。朝廷怎样对待他，都是罪有应得。


　　于是他侄子喝酒闹事的小勾当就让他全家丢官流放，他本人的流放地超级经典，进入宋朝，什么人最危险、最敏感，都会被扔到那儿去――房州。从柴荣的儿子柴宗训开始，到赵廷美都死在那儿，曹利用比他俩差点，没活着到达房州，他在途中就自杀了。


　　谁让押送他的人是太监杨怀敏，审他案子的人就是大太监罗崇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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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一下他的罪名吧，这也有利于我们认清给他定罪的人。比如说刘娥的本来面目。


　　他的罪没有一项是拿得出手的，都是些私罪（与太后对话时手敲带鞓）、陷害（太监版曹府批条子）、不谨慎（骂太监。但那是很大的事吗？何况当时有个内幕，是罗崇勋犯了事，刘娥下令把他送到曹利用面前，要侍中大人教训一下的），只有他在赏花钓鱼宴上的表现才稍微算得上是个罪名――偕越。他非臣子之礼。


　　不过那不是正规的场合，是宴会，尤其宋朝的宴会往往就是不讲君臣之礼的。


　　一切很明了，曹利用是个政治牺牲品，一个没有心去争什么，但心太粗，让有心争的人受不了的人。以宋史的官方评价，就是他的列传中最后的四个字――“天下冤之。”他是冤枉的；以一般史评者的论调，就是曹利用真傻，寇准当年骂对了，真是个傻大兵。在他之前，有那么多比他牛得多的人都死在这上面，就比如寇准、丁谓，他还是要犯，智商啊，真是人傻没办法！


　　说得都对，但都片面。他的死与历史进程有关，要把天圣七年里发生的另一些事结合起来看，才能真正明白他的死因所在，还有那个历史进程是指什么。


　　一月份曹利用死，六月份王曾罢相。其理由是相当的“合法”，不过任谁都知道，那完全是恶搞。宋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六月二十日，开封城暴雨如注，电闪雷鸣，那座“自开辟以来未曾有之”的超级宫殿，倾宋朝全国之力，昼夜施工，不计成本，前后共历时6年才营造出来的“玉清昭应宫”突然被雷击起火，3610楹宫殿，连同着里面存放着的“天书”副本，都一火焚之，最后仅剩下了两座小殿，其余的全部烧成了灰烬。


　　这是地道的天灾，可是在中国自古以来深信不疑的“天人合一”理论的笼罩下，宰相罪责难逃。王曾负有“管理不谨”之罪，被罢相出京，到兖州任职。


　　这才是玉清昭应宫被烧事件的真正灾难式的后果，可笑一般的史书里却在强调着另一件事。即刘娥事后对大臣们哭诉，说“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播殆尽。”意思就是要重修。然后枢密副使范雍先生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不如全烧尽了。”刘娥一脸愕然，范雍再火上浇油，说这完全是天意，当初修它就把国力耗尽了，现在再修，小心百姓承受不起，会出大乱子。


　　然后刘娥就知错了，显得范大人高风亮节，忠于社稷，真是忠臣啊君子啊，要万代歌颂他……哪儿跟哪儿？与那个历史进程比起来，玉清昭应宫算根毛？它顶多是座宫殿，可不是老赵家的万里江山！

jixi_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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