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纪实】 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图多小猫小心）

最终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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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湖居士 提交日期：2004-7-11 9: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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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于6月26日至7月2日赴贵州省大方县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知道了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支教者的故事。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冲动，这就是让天涯社区的朋友们知道这个故事。我们保证文字和照片的原创性和纪实性。在你们读到这篇文字和看到这些照片的同时，我们已经开始行动——为山区孩子和这个支教志愿者而行动。
　　 大方县位于贵州省西北部的乌蒙山区，隶属毕节地区，距贵阳200多公里。全县人口90万，除汉族外，还有彝、苗、白、仡佬、蒙古、布依、满等少数民族。全县面积3500多平方公里，辖10个镇、8个乡、18个民族乡，县府驻大方镇。农业主产玉米、油菜、马铃薯、水稻等，特产有生漆、皱椒、烤烟。区域经济落后，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薄弱，农民生活非常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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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磅礴走泥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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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场镇位于大方县西部，距县城51公里，公路路况很差。全镇总人口32000多人，其中苗、彝等少数民族占三分之二；耕地面积17000多亩，农业主产水稻、玉米、小麦、大豆、柑桔、花生等。去年上报全镇农业总产值4000多万元，实际仅2000余万元；上报农民人均纯收入1400元，实际仅600余元。
　　 走进猫场镇，触目所见，当地农民的生存状态令人忧虑。
　　 下图是当地村民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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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人算是比较“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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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这个概念，在当地老百姓眼中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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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贫困在当地已经成为一种环境，一种习惯，一种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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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市小资眼里，这幅画面充满着田园牧歌式的美丽，而对当地人来说，这其实意味着几个孩子无钱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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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14岁，却不能坐在中学的教室里。他必须到小煤窑背煤。今天他看上去很干净、很光鲜，是因为小煤窑已经被整顿关闭，他无活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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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孩子只有10岁，他身旁跟他差不多高的背篓，是他每天的劳动工具。他说他很想上学，可是家里没有钱交纳每年140元的学杂费。现在，他在一天天长大，他必须用这个背篓来证明自己活着的价值。他没有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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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讲的第一所小学就在猫场镇狗吊岩村。狗吊岩村位于该镇西端，属于喀斯特地貌，没有成片的可耕地。村子距镇上18公里，是崎岖陡峭的机耕便道，不通班车。全村今年3月才通电，且供电不能保证。至今不通有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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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吊岩村有一所小学，2003年以前一直在这个岩洞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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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岩洞小学的教室里，孩子们每天的视野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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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2003年10月，在香港慈善人士的资助下，孩子们才迁出了岩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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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暑期，一个大四学生从千里之外的武汉来到这里搞社会调查，他走进了岩洞，给孩子们讲了许多大山之外的事情。
　　 他的名字叫徐本禹，当时是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的学生。
　　 当暑期结束返校时，孩子们一直把他送到好几公里外。每个孩子都流下了眼泪。一个孩子仰着头问道：“大哥哥，你还要来吗？”
　　 徐本禹噙着眼泪，点了点头。他没有告诉孩子们，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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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本禹以372分的优异成绩考取了研究生，他的导师是华中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王雅鹏教授。同时，他因为学业优秀获得6000元国家奖学金。但当天晚上，他彻夜未眠。猫场镇狗吊岩村孩子们的眼光一直在他脑海中闪现。
　　 徐本禹出身在山东聊城一个贫困农民家里。他到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甚至没有一件御寒的冬衣。是同寝室一个学生的母亲给了他一件夹衣。这是他第一次得到别人的温暖。今天回想起来，他说，是这件夹衣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当时他只有一个念头：别人帮助了我，我一定要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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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那个无法入眠的夜晚，徐本禹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回到猫场镇狗吊岩村帮助那些孩子。
　　 当他把这个决定通过电话告诉父亲时，电话的那一端，父亲哭了。长久的啜泣之后，父亲用发颤的声音说：“全家尊重你的选择，孩子，你去吧，我们没有意见……”
　　 当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学院领导时，大家沉默了，都不敢正视他的眼睛。
　　 华中农业大学研究生处反复讨论，作出了一个决定：支持并为他保留两年的研究生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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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本禹比别人更能体会到贫困对一个孩子成长的影响。他在华中农业大学读书期间获得过特困生补助、特困生自强奖等，受社会恩泽，他便回报社会，大学四年里，小徐用勤工俭学挣来的钱和自己的奖学金共资助了5名和自己一样的贫困学生。
　　 刚上大学不久，他参加了学校安排的第一次勤工助学活动，打扫学生公寓的楼道，打扫了一个月，得到了50元钱。他把这笔勤工俭学所得的钱捐给了山东费县一个叫孙姗姗的贫困小学生。大二时，他得到了学校发的400元特困补助。他把其中200元钱捐给了保护母亲河绿色希望工程活动，还把100元钱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一个贫困生。
　　 2001年3月，他因向绿色希望工程捐款，成为了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的嘉宾。当节目录制完毕后，这期节目的主持人——香港凤凰卫视的许戈辉了解到他的家庭情况，变送给他一个信封。后来他回忆这个情景时说：“我当时估计里面是钱，我说我不要。田野（另一个主持人）和许戈辉对我说：‘就把这钱当作是你哥和你姐送给你的！’在回校的路上，我打开一看，里面有500元钱，在公交车上我无法说出我当时的心情，自己给予社会的是那么少，社会给予我的却是那么多！回到学校后，我把其中的200元钱捐给了我们班的一名家庭条件很差的同学，100元捐给了在聊城师范学院读书的景玉春同学，还有100元钱捐给了湖北沙市的一名孤儿，她的名字叫许星星。她曾获得过全国十佳春蕾女童的称号，她是一个比我还坚强比我还勤奋的小女孩。她六岁以前从没有吃过一个冰淇淋，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从湖北电视台回来后，我给自己许了一个诺言：无论自己生活多么拮据，一定要帮助她。”从2001年到现在已经两年多了，徐本禹一直没有间断过对许星星的资助。原来学校每个月发给他22元钱的生活补助，他留出2元钱做班费，其余20元钱都给她寄去。有奖学金、生活补助以及家里给他寄生活费的时候，他就多给她寄一些，有时寄50、有时寄10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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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华中农业大学决定为徐本禹保留研究生学籍后，徐本禹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在他看来，这是母校有一次帮助了他。
　　 几天后，他回到了猫场镇狗吊岩村，向村长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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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也吸引了许多追随者。可是，狗吊岩村实在太穷太苦了。不仅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而且这里是一个封闭的信息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晚上靠油灯照明，连寄一封信也要走18公里崎岖的山路才能找到邮所。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距造成的心理和话语障碍又使他们久久不能融入这个环境。追随他的志愿者一个一个地离去。
　　 2004年4月，他回到母校华中农业大学做了一场报告。谁也没料到他在台上讲的第一句话是：“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痛苦，有几次在深夜醒来，泪水打湿了枕头，我快坚持不住了……”本来以为会听到激昂的豪言壮语的学生们惊呆了，沉默了。许多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报告会后，他又返回了狗吊岩村，每天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去给孩子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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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本禹倍感孤独的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隐情。作为义务支教的先行者，徐本禹的行为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因此，他并没有被列入团中央的西部志愿者行动计划，只是一个“体制外”的志愿者。在我们这个“组织”决定一切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徐本禹得不到体制内西部志愿者的生活补助，成为一个完全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他的行动也不可能被主流媒体按“报道方针”进行宣传报道。换句话说，他很难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使他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志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