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时有几部片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冲击力最强的当数《老枪》和《卡桑德拉大桥》。《老枪》中当纳粹拿着火焰喷射器向主人公的妻子喷射时,我惊呆了。那个女人背靠一堵墙,尖叫着无助地左右避让。那是第一次让我看到了人性丑陋的一面,纳粹的歇斯底里与受害者的极度恐惧交织在一起,这场景也许我一辈子都无法忘却。而《卡桑德拉大桥》,留在儿时记忆中是列车上几副金属制的棺材。重拾儿时的记忆,再次坐上那部死亡专列,其现实意义应该大于纪念意义。
从阳光下的云海镜头慢慢下降,一个美丽、宁静的城市――日内瓦出现在我们面前,镜头继续向前推进慢慢地联合国卫生组织大楼进入眼帘,而一辆疾驶而过的救护车打破了这份宁静,车子在大楼门前停下,两个医生打扮的人推着担架床进入大楼……一个近景,可以看到推车的两人紧张的神情,推车继续前进。一个保安试图给他们指向,但他们开枪射伤了保安,原来他们是恐怖分子企图炸毁大楼,奄奄一息的保安按响了警铃,闻风而至的守卫在阻止恐怖分子的过程中不慎打烂了装有鼠疫病毒的容器,而沾上毒液的其中一人跳窗逃跑,登上了开往斯德哥尔摩的洲际列车,灾难发生了……
这种病毒感染得非常快,很快整个火车上许多人都被感染了,国际警察为使这种病毒不扩散,对火车进行了控制,并要将其开到波境内的危桥——卡桑德拉,希望车毁人亡。美方告诉车上的大夫,这种鼠疫通过唾沫传播,在空气中扩散,早期症状像感冒,没有血清和抗原,通过空气传播(这一切和我们的现实如此接近)。列车被封闭了,车上的人出现了必然的骚动,列车员告诉那个一直在洲际列车卖私货的犹太老人列车驶向波兰,老人情绪激动,因为他曾经从那儿的集中营逃离,因为他的妻子和孩子死在那儿……这是本片的点睛之处,不经意间将美方的行为比于纳粹(其实现实中也一样)。
阴郁的音乐中,列车在落日中穿行,车上那些接触过感染源的人开始发病了,在车站上,防化兵和警察严阵以待开始封闭列车,安全警察进入列车,旅客们被告知任何脱逃行为都将受到制裁。车上陷入了恐慌,人们表现各异。大夫为了挽救旅客,决定和旅客一起自救,他们制服了一些安全警察,并抢到了一些武器,而那个犹太老人为了挽救其它人的生命,毅然点燃了打火机引爆了煤气罐,一声巨响,列车分成了前后两部分,列车的前半部分冲向了危桥,危桥塌了,车厢坠入河中。而列车后半部分上的人得救了。该片的结构模式成为一种灾难片的经典形态,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影片。
在这部影片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国家利益”和民众生命的关系,那一列通向死亡的列车在政府眼中是视若草芥的,掩盖丑闻是国家机器经常做的事,那列火车上的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遇到了富有正义感和有着崇高职业道德的好大夫。但是对于普通的世界而言,那种几率微乎其微。在无可避藏的现实中,满街的口罩成了一道荒诞的风景,生命的脆弱一览无遗,但生命间的相互支撑一定能让我们共度难关,这是每一个困境中的人应该产生的自我意识。坦然面对危机,理性地处理危机,是《卡桑德拉大桥》向我们传递的信息。
注:《卡桑德拉大桥(The Cassandra Crossing)》是一部由1976英、意、西德合拍拍摄的经典的灾难片,它除了以丝丝入扣的情节吸引观众外,更重要的是它是一部全明星的电影。影片导演是乔治·P· 科斯马图斯(其它作品:《逃离雅典娜》、《第一滴血2》)。演员阵容更是强大,其中有索非亚·罗兰(《两妇人》1961第一个以外语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演员《意大利式婚姻》1967)。英格里德·苏琳(《野草莓》(1957)、《沉默》(1963) 、《冬日之光 》(1963) 、《纳粹狂魔 》(1969)、《哭泣与耳语》(1972))。理查德.哈里斯(《一个叫马的人》、1970《野鹅敢死队》、《情留西伯利亚》1998(《哈里·波特与魔法石》2002)。伯特·兰开斯特:(《埃尔默.甘特里》33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终身犯》1962威尼斯影节最佳男主角。《大西洋城》)马丁·希恩(《现代启示录》1980、《甘地》1982、(《逍遥法外》2002)和约翰·辛普森(著名橄榄球星,《魔羯星一号》1978,他更有名的是在辛普森双尸谋杀案洗脱罪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