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調低經濟增長率著眼持續發展

Jed_Lee

安東尼‧庫恩(Anthony Kuhn)

今年﹐中國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首次步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與俄羅斯﹑巴西和泰國處於同一水平線上。但在短暫的自得過後﹐中國領導人很快就清醒地認識到﹐下一步的形勢將非常嚴峻。

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翻了兩番﹐有超過2.2億人擺脫了貧困﹐接近發展中國家脫貧人口總數的四分之三。

但與此同時﹐中國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及內地和沿海地區之間的差距也擴大到危險的地步。目前﹐中國城市人均收入是農村的三倍。官方統計數字顯示﹐中國半數銀行存款來自全國13億人口中最富裕的5%。

現階段﹐中國政府認為﹐中國社會已經度過了發展的初級階段──在初級階段﹐保證物質用品供應和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是重中之重。現在政府已經意識到﹐不能再單純追求數量﹐還需滿足質量﹑公共安全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各種要求。

在本屆政府就任的第一年──2003年﹐中國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疾病﹑社會不公及自然和人為災害等方面的突發事件頻頻見諸報端﹐這使中國領導人認識到﹐需要重新審視其發展戰略﹐將以前忽視的一些問題也納入優先發展目標。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National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ute)所長樊綱說﹐中國現在已經進入一個更痛苦的發展階段﹐各種矛盾﹑衝突時有發生。他說﹐糾正過去的錯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他預計﹐鑒於中國的基本國情﹐未來10年內這些差距問題不會得到根本改變。現在中國農村有3億-4億富餘勞動力﹐至少需要10到20年的時間才能充分吸收他們到城市謀生。

中國高層領導人十分清楚新發展階段潛藏的危險。溫家寶在2月21日發表在官方報紙《人民日報》上的一篇講話中說﹐許多國家的發展過程表明﹐在類似中國目前這樣的發展階段﹐可能會出現兩種結果。一種情況是成功地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另一種情況則是﹐越來越大的貧富差距和社會衝突導致發展陷入停頓﹐甚至走向動蕩和衰退。

溫家寶在中共中央党校(Central Party School)省部級領導幹部培訓班上講話時也闡述了他的新觀點。他說﹐對於貧富差距和其他危害社會發展的問題﹐必須要在它們阻礙經濟增長和危及黨的領導之前將它們扼殺在搖籃裡。

政府的許多政策已經反映了這樣的新思路。還有一些政策正在制定當中。而專家們普遍認為﹐發展目標的這種轉變是積極的。匹茲堡大學中國經濟問題專家托馬斯．羅斯基(Thomas Rawski)說﹐這是一種非常明智的政策導向﹐它與許多收入不公的大國所採取的步驟很相像。

中國政府新的政策導向最明顯的表現之一是﹐在前不久剛剛結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中央政府宣佈﹐將今年的GDP增長目標從2003年的9.1%下調到7%。去年是中國自1997年以來GDP增幅最高的一年。而據官方媒體報導﹐一些省級政府下調GDP的幅度更大﹐比如華南地區的廣東省就下調了4.6個百分點﹐調至9%。

經濟學家近年來一直警告說﹐中國的GDP數字被誇大了。而國務院副總理曾慶紅在中央党校培訓班上提到﹐中國領導人現在也承認﹐將GDP增幅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目標的確有“不容忽視的缺陷”。將來﹐官方的GDP數字甚至有可能被人為地拉低。下調GDP增長預期也表明﹐政府承認目前的增長水平難以持續﹐而且造成了巨大的浪費﹐並導致能源﹑交通﹑原材料等供應短缺。

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馬凱3月8日曾向記者透露﹐雖然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在全球增長總量中僅佔4%﹐但中國消耗的水泥﹑鋼材和煤炭分別佔全球總消耗量的40%﹑27%和31%。他說﹐中國仍保持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粗放增長模式。但馬凱補充說﹐儘管如此﹐中國仍會力爭在2020前將經濟規模再翻兩番。

根據中國的新戰略﹐中國希望在繼續吸引外資的同時﹐也能注意在內部增長和對外開放之間保持平衡﹐溫家寶在中央党校講話時也提到了這一點。這一立場較以往強調沿海地區吸引外資﹑以出口推動增長的政策已有所轉變。這種轉變將解決中國經濟領域的一個不正常現象﹕一方面﹐中國歡迎外國資本投資航空﹑製藥等領域﹐但與此同時﹐中國又不允許民營資本進入這些行業。這種做法與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相抵觸。

實行新戰略是為了迎接外資漸行漸遠﹐中國由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的那一天。溫家寶向高層官員表示﹐必須將不斷增長的國內需求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提升消費需求的關鍵在於基本尚未開拓的廣大中國農村市場。經過多年的發展﹐多數耐用消費品的城市市場已經飽和﹐而許多農村地區仍然面臨收入匱乏﹑基本公共設施（公路﹑水和電）落後等問題﹐導致這些地區消費疲軟。

3月5日﹐溫家寶承諾逐步削減農業稅稅率﹐每年削減1%﹐在5年內取消農業稅。幾個世紀以來﹐這項稅收一直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組成部分﹐上交“皇糧”義不容辭的觀念深深根植於中國農民的心中。但是﹐隨著農業佔農村收入的比重越來越少﹐而農村工業和外出打工收入的比重逐漸增大﹐徵收農業稅所付出的政治和經濟代價遠遠超過了所獲利益的影響。世界銀行(World Bank)的資料顯示﹐農業人口仍佔中國人口的一半﹐但對GDP的貢獻只有14%﹐低於1982年的33%。

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Agriculture Ministry's Rural Economy Research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姚監复表示﹐據他所知﹐中國是最後一個還在徵收農業稅的國家。他表示﹐下一步是對城鄉居民實施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率。

另一個變化是﹐據政府媒體報導﹐全國11個省份今年計劃對鄉鎮政府進行整合。這將會使地方官員人數減少﹐從而使當地財政負擔有所減輕。

要保證這一新戰略穩操勝券﹐許多方面都需要沿著正確軌道運行。赤字負擔沉重的政府必須為新的經濟側重點尋求融資渠道。幾十年來﹐中國政府都是吸收農村資源來扶持城市發展。而要想在不惹惱城市居民的情況下掉頭來扶持農村發展﹐這並非易事。

還有政治權利的問題。農民要終結二等公民的地位﹐必須獲得和城里人相同的政治權利﹐特別是組織起來捍衛自身利益的權利。這似乎是超出了本屆政府想要達到的目標。但是﹐在今後幾十年中﹐以後的領導層也許會想要承認﹐或是不得不承認這些權利。

在政府換屆期間﹐去年固定資產投資攀升27%﹐這種情況絕非巧合。GDP增速﹐而非群眾認可﹐依然是目前衡量官員政績的一個主要指標﹐因此這種眩目增幅的背後常常是政治根源。匹茲堡的羅斯基說﹐他相信人們已經開始意識到﹐以政府官員擁有監督控制權的統計數字來評估他們的政績是一個壞主意。

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打算調整公務員工作的考評基準。例如﹐四川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Development and Refor commission)主任翁蔚祥表示﹐四川省省將於今年推行新標準﹐將環境保護﹑就業﹑城鄉人均收入等因素綜合在一起進行考量。他補充說﹐四川還計劃實行新的GDP統計方法﹐將環境退化成本從中扣除。

翁蔚祥向《遠東經濟評論》(REVIEW)表示﹐坦率地說﹐實際操作起來可能會比較困難﹐或許還會遇到阻力。因為﹐以GDP增長作為成功準則的觀念已經牢牢地扎根在官員們的腦海中。他們認為﹐任何事情都能夠通過加速經濟增長來解決。增幅上去了﹐他們就會升職。

政府機構已經開始叫停一些官員為盲目追求GDP增長和升遷所興建的毫無意義的項目﹐包括數以千計的開發區。各地政府藉此徵用農田來建造別墅﹑高爾夫球場和度假村﹐導致農民喪失了賴以生計的土地。去年11月份國土資源部(Ministry of Land Resources)的一份報告顯示﹐各地政府已經將開發區數量由5,658個削減到3,612個﹐並凍結了新開發區的審批。

隨著市場經濟初見規模﹐政府能夠重新致力於提供基礎服務﹐而將經濟中更多方面交由市場力量決定。溫家寶在向人大代表發表講話時稱﹐中國將把撥給基建項目的國債規模削減25%。

政府資金更應該用於修繕農村校舍﹑支付農村教師的工資以及失業人員再培訓等方面。在經濟改革之前﹐中國大力普及鄉村赤腳醫生和掃盲運動﹐為改革時代的初步成功奠定了基礎。但是此後﹐教育和醫療保健事業漸被忽視。中國必須重建這些體系﹐以迎接新發展階段的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