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专家谈中国经济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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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经济专家认为，中国难以维持眼下的高投资率；投资增长今后几年将放慢脚步，引发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减缓，同时导致更多坏帐出现。他们还建议中国采取渐进的方式，调整人民币汇率。 *投资比例无法长期维持*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克拉斯·拉迪说，中国经济里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居高不下，今年预计将会达到45%左右，出现1993年以来的又一次高峰，从而导致大规模资源分配失调等诸多问题。这样的高投资比例是无法长期维持下去的。

拉迪说：“有些人认为，中国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能够支持中国持续的高投资率，但是从东亚其它经济体，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经验看，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韩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来没有成功地维持在40%的水平上。”

*投资增长率将逐渐放缓*

拉迪说，中国上一次的投资高峰出现在1993年，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达44%，从93年开始逐年下降，到99年才降低到合理水平。根据上个周期的经济数据，拉迪预计中国今后几年的投资增长率将逐渐放缓，直到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维持在可以持续的水平上。

为了降低投资过快的问题，中国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加强对货币信贷的限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表示，中国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抑制，信贷总量的增长势头开始减缓，说明宏观调控政策已经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宏观调控尚未结束，还处于关键时期。

*信贷紧缩会引发中国GDP下降*

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迪警告说，由于投资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了很大的比例，所以信贷紧缩肯定会引发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下降，在未来几年内会在目前水平的基础上下降四到五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的下降，又会对中国的进出口状况产生影响。

他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减速，很可能会伴随著进出口增长的减少，而且是出口增长减少规模小，进口增长减少规模大。”

*长痛不如短痛*

拉迪还补充说，中国人民银行现在面临的一大困境是，如果任凭投资在现在的高水平上继续增长，将来就会遇到更大的问题，但是实施紧缩又会造成经济增长减速，呆帐和坏帐增加。拉迪说，想给经济降温又不想增加坏帐的两全之策是不存在的，因此长痛不如短痛。

随著美国贸易赤字的持续攀升，要求人民币升值，与美元脱钩的呼声越来越大。美国、日本等国家认为中国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从而不公平地增加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在刚刚举行的中美经济联委会上，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做出承诺，要继续推行人民币汇率的机制改革，向“以市场为基础的，更有弹性的汇率体制推进”。不过，他们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时间表。

*人民币升值利人利己*

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姆斯提出，中国政府让人民币升值，不仅有利于纠正世界经济存在的不平衡状态，也会给中国自身的经济带来好处。

他说：“中国经济现在存在过热的问题，提高人民币的汇率，不仅能对经济降温有帮助，而且有利于中国的发展项目，让他们不要把资源浪费在累积低利润的美国国库券上面，而是把这些资源用来增加投资，或是扩大消费。”

*别取消资本管制*

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藤指出，人民币汇率机制需要调整，但是不能听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七国集团和美国财政部的错误建议。

他说：“这些人建议中国取消资本管制，实行人民币浮动汇率。这种建议首先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的银行体系过于脆弱；其次，这样做还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如果直接取消资本管制，则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证券资本调整，短期内削弱人民币，让世界经济调整的局面进一步恶化。”

*向浮动汇率渐进*

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威廉姆斯建议，中国可以学习波兰、以色列、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家，采取渐进措施，首先让人民币升值15%到25%，然后建立灵活程度有限的货币机制，逐渐向浮动的人民币汇率体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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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10月5日报导，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分析师谢安迪(Andy Xie)表示，他忧心中国正吹起一个超大的房地产泡沫(property bubble)经济，而它将在几个月内破灭。

谢分析师说：「依我看，全世界正坐在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房地产泡沫之上，这个气泡大部份是由中国与美国所吹成的。」他表示，如果泡泡开始是因为美国太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形成的，那中国拒绝随通货膨胀来调升利率的作法，又使情况更加恶化。

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5.3%，远高于1.98%的存款利率；结果，市场上物价节节攀升，银行存款反使民众财产贬值，迫使民众提款购置房地产以抵挡早被海外投资不动产的中国人所炒热的通货膨胀。

JP摩根分析师吴向红(Grace Ng)亦表示，若利率无调升的迹象，更多的可供贷基金(loanable funds )将流出银行，因存款人将另寻途迳以作投资或出借。吴分析师解释说：「这种情况不仅会导致整体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它还会将宏观政策(macro policy)置身失败之险境；因为它将使得货币转移的机制更趋复杂化，而令当局更加难以使用经济紧缩指标来判断政府政策的实效。」

吴分析师指出，当2004年前8个月间银行固定投资(fixed investment)的贷款额减少20.4%，但自行筹资型基金(self-raised funds)则成长了37.9%。

在中国的温州等经商区域，非正统的融资方式(informal financing)占有不少比例，只有在存借大笔资金上才会找上银行。据经济专家指出，温州的路边钱庄(kerb market)的利率已升至15%，而官方所规定的年营运资金利率(one-year working capital loans)仅5.31%。

中国政策决定者希望通货膨胀能早日衰退，而放出风声说近期不会调升借贷利率。若过低的利率维持太久，拥有可观存款的家庭户，由于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挡通货膨胀，可能会为通货膨胀之缓解投下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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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表示：“目前2/3国家和地区正面临房地产泡沫危机，而即将到来的货币政策调整，将为全球房地产和世界经济带来更巨大的风险。在所有房地产泡沫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第一。”其中，“上海和北京因占中国销售量的14%，且房价涨幅最大而将首当其冲”。
　　　　
　　报告显示，由于中国紧收银根，加上美国再度升息，使中国房地产市场看似接近爆炸边缘。

　　点评：曾经一片大好的上海楼市行情扑朔迷离起来，持币观望者越来越多，新房销售不畅，部分区域楼盘开始下调房价，二手房市场交易连连下跌，挂牌价也开始调低。但是，也依然有楼盘在涨价，有排队买房的现象，到底上海楼市前景如何，似乎令人颇费猜疑。



民营经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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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显示，二００三年的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榜首地位仍以房地产业莫属；整体来说，中国房地产已经陷入「越亏越涨、越涨越亏」的恶性循环，不能解脱。
　　北京青年时讯报导，根据富比士「二００三年中国内地富豪榜」，涉足房地产的富豪多达三十五人，与其他行业相比，遥遥领先。

　　统计显示，二００三年上半年，中国商品房价格平均上涨达百分之九点二；作为中国商品房指标的北京商品房，第三季价格又上涨百分之十三；许多地方的房价上扬幅度更高达百分之二十，创历年记录。

　　报导表示，房价快速上扬，使原本远远脱离一般民众收入水准的房价更加居高不下，而且这并非商品房旺销的标志，实际上是房地产商人为弥补过高空置率造成的亏空，缓解银行还贷压力的无奈之举。

　　报导更表示，中国房地产可说已陷入「越亏越涨、越涨越亏」的恶性循环，不能解脱。房地产价格已经到了「上涨不需理由」的地步，不论好消息或坏消息，都是房价上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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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富豪云集房地产业
最近，２００３年中国获利产业的两个排行榜问世，一个是“十大赢利行业”排行榜，另一个则是具有道德贬斥色彩的“暴利行业排行榜”（“２００３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青年时讯》２００４年１月２日），列于两大排行榜上的行业有所不同，但房地产业却都高居榜首。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一般都在５％左右，而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则在１５％以上。而中国的大富豪栖身的行业亦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在中国福布斯２００２年度公布的１００名富豪中，竟然有４０多人涉足地产业。此后虽然不断有从事房地业的富豪身陷囹圄，但在福布斯《２００３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还是高达３５名，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的富豪之多，遥遥领先。仅此一端，足可证明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房地产业仿佛有点金术，在短短２０多年内，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太多的亿万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从“一穷二白”状态起家，而且很多人有着和亿万身家极不相称的年纪。２００３年，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跌下来的刘晓庆、杨斌都曾从事过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目前正在接受审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钱永伟、许培新也都是通过房地产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很多是房地产贷款造就”，《世界经理人》，ＷＷＷ．ＩＣＸＯ．ＣＯＭ，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３日）。

与这一中国特色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５００富豪只有３０人左右是地产商。这就让人不由得产生疑问：中国房地产业何以能够维持如此高额利润？难道中国的房地产业真成了点金术？

二、房地产业缘何产生高额利润？

据多年来观察分析，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第一，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第三次“圈地”就发生在２０００年以后。根据笔者对中国近１５年来几度形成高潮的“房地产热”的观察，房地产业的暴富流程如下：制定圈地计划→贿买政府土地批租部门（国土局）→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利用承建单位资金开发→贿赂银行主管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其中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与政府官员合作。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进入“城镇化（即城市化）高潮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化当作大生意，与一些“社会能人”和利益集团进行权钱交易。这些“社会能人”凭借其参与城市建设这一机会，成为富商巨贾，少数人还能够继续赁借其财富优势，控制当地的城市规划，让地方政府为其服务，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的局面，而官员们的私家住宅也往往由“能人”选择好地资助建造。这样一来，“能人”与政府官员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所作所为受到保护，成为地方的“老大”。城市垄断经营的公共部门，建造基本的道路、水管和供电设施，地方政府反而要求当地居民出资（“城市化陷阱：警惕地方政府傍大款”，房地产商既然能够成为巨富，帮助房地产商成为巨富的地方官员当然也肥得流油，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仅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交易）成本就高达地价的３０％左右，这点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３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１６．８万起，７３８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１３４人追究刑责（即坐牢，“土地审计风暴，２０４６个开发区卷入，近千人受牵连”，《北京娱乐信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政绩推算，每一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责任人，也该有１６．８万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１％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说明腐败获益的违法成本相当低微。官员们只要付出如此低的“违法成本”，就可以获得相当高的腐败收益，这种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发动几年一度的“大清查”，于惩治贪腐自然毫无阻吓作用。

第二，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

据《房地产导刊》披露，开发商绕过国家规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达１０个，其中就包括城市中的“危房改造”土地。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额“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而各地的拆迁户分散无助，加上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于是中国近十年来，城市拆迁户们在暴力拆迁过程中，纷纷失去安身之所。据中国国家建设部统计，２００２年１至８月份受理来信共４８２０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２８％。上访１７３０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７０％；在集体上访的１２３批次中，拆迁问题占８３．７％（“拆迁十年悲喜剧”，《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可惜的是，拆迁引发的公平和稳定的问题，并未引起中共最高当局重视，处于放任状态，以至后来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拆迁，发生许多恶性事件，如辽宁省拆迁户胳膊被砍断等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在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因抗拒暴力拆迁引发的冲突越来越多，最著名的是２００３年８月南京拆迁户翁彪被迫自焚事件。

２００３年一年内，在中共统治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发生了十余起自焚事件，其中几位自焚者就是因征地拆迁导致家破人亡的苦主。面对中国百姓这种悲惨的最后反抗，中国政府不但不秉公调查案件背后的冤情，反而将自焚者作为危害社会治安者加以拘禁，并将为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投入监狱。所有这一切，彻底表明中共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威权政治。

各城市的拆迁工程早就已经成了官商勾结、无耻掠夺拆迁户私有财产的丑恶戏剧。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２日南京邓府巷拆迁户集体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也不得不承认：“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现在已经成为‘沙滩流水不到头’的两大问题”（“一个城市拆迁的标本审读”，《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新民周刊》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１日）。所谓“沙滩流水不到头”，指的是政府虽然规定要给拆迁户补偿，但用于补偿的金钱在各个环节都被贪官污吏们拿走了，最终拆迁户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从各地城市拆迁户的惨烈反抗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房地产商腰包里哗哗作响的金钱，凝结着无数城市拆迁户的血泪。

第三、掠夺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中国２０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让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允许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最后导致县、乡、村三级政权的官吏们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农民土地被低价征用的悲剧不断在中国上演，就在今年一月，《南方周末》还登载了一篇题为 “别夺走我的麦田”一文，记述了山东齐河县农民失去土地的悲惨遭遇（《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

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之一在于土地权利的贫困，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农村土地最后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掠夺的对象。浙江师范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１１省１３４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发现拥有土地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８４．５％。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１３．７％的农民无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１９８７至２００１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占地约为４０７４－４４２０万亩，按人均０．８亩计算，失地农民总数约在５０９３－５５２５万。这些失地农民的血泪故事，只有少数能够见诸于媒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之穷，就在于私权不明确以及政府的高度腐败。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中国公民与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博奕机制。

第四、大量偷漏税。

据报道，九成房地产企业严重偷漏税。２００３年，南京市地税局稽查分局耗费半年时间，对２００２年度纳税额较大的８８户房地产业企业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竟然发现８７户有偷漏税问题，涉税金额高达５０３１．６６万元。据报，这种现象在中国相当普遍，多数赢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或者“亏损”。不过税收是抽象的“国家利益”，在房地产商那里获取了利益的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并不积极追查（“２００３年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信息时代网站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

第五、榨取购房者。
房地业的“黑”一直是中国消费者设诉的一个主要问题，不少欺诈都发生于房地产预售中。

房屋质量往往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于牛毛，还有少数开发商连地价都未交清，导致购房者拿不到房地产证。针对消费者投诉，中国声称要在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国房地产揭黑维权行动”（“２００４年中国房地产揭黑维权行动”，搜房网站，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

这种榨取激化了社会矛盾。据统计，２００３年前１０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２４７０元，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房价则高达每平方米６０００多元以上。而２００２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７０００多元。以一家三口计算，全国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和城市平均房价比在１：１２左右。再考虑到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这一因素，可知一般城市居民购房相当困难。房地商的不诚实欺榨，导致无力购房的贫民怨气积结。

三、房地商的巨额投资从何而来？

最后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富商在进入房地产业前，大都是没有多少钱的“丑小鸭”，通过投资房地产业，他们才成为万人瞩目的“天鹅”。那么他们投资于房地产的巨额金钱由何而来？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是他们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来源。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开发之初，普遍都面临自有资金不足的困境，必须从中国国有银行“借鸡生蛋”，从开发资金到建筑企业垫付的工程资金，几乎都依赖于银行的信贷资金。这一过程充满了房地产商与银行官员的权钱交易，加重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近２０年来，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已经变了６次，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是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３日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这一政策刚出炉时，在房地产企业中曾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房地产商认为，这一政策切断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将导致５０％以上房地产企业破产，７０％以上楼盘因缺少资金而被迫停工。这种“恐慌感”充分说明了房地产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但半年多以来，这一通知并未真正起到作用，因为贷款难度加大，只使银行管理贷款的人多了一项索贿的资本，并没有真正切断房地产商的资金血脉，中国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政府的“软政权化”。

在房地产业几近疯狂的扩张背后，潜伏了大量风险。据统计,１９９８年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２６８０亿元，２００２年已经高达６６１６亿元，年均增长２５．３％（“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很多是房地产贷款造就”，《世界经理人》，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３日）。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还设有融资中心，当时融出的许多资金，现在都成了不良资产。据央行有关人士透露，央行融资中心融出的资金，有８５％最终转化为广东、海南的房地产（“央行铁腕清收千亿不良再贷款”，《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０３年２月底，央行发布《２００２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部分城市商业银行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９月３０日发放的房地产贷款的检查结果：违规贷款和违规金额占总检查金额的２４．９％。如果这个检查结果在中国有代表性，即意味房地产贷款中有近四分之一是违规贷款（“央行房贷调查：４５００亿元贷款违规？”《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3年６月１９日）。银行主管之所以愿意违规放贷，当然是为了个人谋取私利。事实充分说明，被同时列为中国最盈利行业与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业，完全是开发商与政府官员及银行贷款主管密切合作，共同掠夺中国公共财与百姓私产的高腐败样本。

这样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将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何种“贡献”？笔者认为，除了让一批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成为富豪之外，还将导致两个严重的社会恶果：一是政府财力弱化，从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劣化。因为政府手中最主要的资本“城市土地”已经通过“城市开发”转移到了房地产商手里，政府将无力提供公共产品的建设与服务；二是激化社会矛盾。由于中国公众没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正常管道和解决诉求的机构，强制性的城市拆迁与征用农民土地，逼得许多平民走投无路，必将成为累积社会矛盾的火药桶。中国政府再治国无术，大概也没幼稚到指望受冤无告的老百姓只会选择“自焚”这一方式倾泻他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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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3月下旬，一资深房地产策划人李丁（化名）告诉记者：“这些都是表象，房地产商有着自己的生存逻辑，而且从房地产在中国兴起的那一天就开始了，黑幕层出不穷，生生不息……”在得到不透露姓名的承诺后，李丁点燃了一支香烟，在烟雾缭绕中，他向记者描述了真实的房地产界。

我从来没有在正规渠道批到过地皮。"李丁说，"谁不想光明正大挣钱？实在是弄不到手。"征地是开发楼盘的第一个环节。按规定，房地产开发商具有相应资质就可以申请地皮，但实际操作却是另外一回事。

“地皮早就被有关系的人瓜分了，他们神通广大也胆大包天。比如几年前深圳宝安土地分局的一个负责人（事发后畏罪自杀）独自一人就把城区的土地卖光了。” “一开始，我的报告总是被挑三拣四，批评得一无是处，不是达不到要求就是已经规划完毕，没地方了。三天两头修改，他们总能挑出毛病。最后，我弄懂了，找到国土局办公室的一个秘书，通过她牵线搭桥和局长见了一面，然后专门到他家里拜访了一次，地很快批下来，而且土地出让金可以先欠着，'赚了钱再说！”

记者：”没人查？”

李丁：“谁查，他能查自己吗？”

按照李丁提供的信息，只要贿金及时交上，至于国家的土地出让金，可以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很多地方制定了若干土地优惠政策，至于如何优惠就看官员的脸色了。“他特别提到他所供职的公司有个秘密账本，里面记录了所有见不得人的开销，”他们的嫖娼费也记在里面，这些费用我们要列入楼盘开发总成本的。“权钱交易成了楼盘开发的第一块基石，由此衍生的地下土地交易市场，”在每个城市都存在，凡是大权在握者基本上都握着几张紧俏批文，即使手头没有，他也会通过一些渠道弄到手。为了印证他的说法，记者查阅了几年来关于贪官的近百篇报道，发现几乎每个贪官都与房地产腐败有关，而所谓的阳光拍卖“不到10%。”

据权威资料，1999年以前，90%的土地实行的是非市场价格的协议出让。如此大的“空白地带”自然成了“寻租”的沃土。其中的典型莫过于前广东省副省长于飞，他利用职权为女儿的皮包公司（用 9998元港币在香港注册）批地3500亩，一转手，狂赚2800万元人民币。“这件事是在于飞倒台后才被曝光的。”要是他没有倒台呢？记者不敢深想。

银行，银行，我爱你

记者：“多少钱可以操作一个楼盘？”

李丁：“一个号称总成本1亿元的楼盘，开发商的实际总成本不超过1000万元。有背景的人连这1000万元都可以不用出，他们自有办法。”

拿到批文后，开发商开始到银行融资。“我们的成本和外界所了解的成本不一样，对于一个开发商，他们的实际成本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公关费和关系，二者缺一不可。”其它成本如何解决？“银行贷款。”

为了鼓励投资，国家金融政策曾对房地产大幅倾斜，但这种政策倾斜成了房地产商投机的最佳途径。按规定，银行贷款的前提是开发商前期投入25%的资金，但“他们才没那么傻。”

一房地产公司副总告诉记者，银行的人会对开发商进行指点。比如向开发商透露只有银行内部才知道的“打分制度”，这是对开发商资质认定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允许向外透露，但"我们会先打听谁是经办人，然后通过特殊渠道把他们请来。他们会告诉我们分数是否达标，并指导如何修改资产负债表以提高分数便于贷款。这样，我们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资产优良的公司。

“这个环节最关键，一旦打通就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开发商通过抵押批文和楼盘从银行获取建设资金后，接下来就是用“假按揭”套取更多资金。其典型操作手法是，搜集员工的身份证或一些不知情的人的身份证，签订虚假售房合同，然后和真合同混在一起从银行获得按揭贷款。

记者：“银行不会怀疑？”

李丁：“说句实话，所谓无商不奸。我们这套把戏他们清楚得很。但'拿人手短'，只要能骗过国家，他们自然会睁只眼闭只眼。一个楼盘如果运作顺利，一般两年半就可以卖完。随着销售结束，这些见不得人的东西自然烟消云散。”

对此，记者采访了银行界有关人士，并梳理了一下房地产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楼盘销售实际上在"假按揭"阶段就已完成。先期的抵押贷款可以让开发商的资金退出来，而按揭贷款则让他们提前获得利润，后期销售不过是把银行的贷款填平而已。买方和卖方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悄悄发生了转移，而建筑成本和楼盘风险实际上由银行承担，这就是房地产商津津乐道的“空手套白狼”.这也不难解释诸多房地产老板为什么能够"携款潜逃".

“如果销售不理想怎么办？""抵押给银行，按市价评估。”

据了解，西部某城市一银行支行行长是个中高手，她和开发商串通一气疯狂贷款，短短几年，违规贷出资金几个亿。事发后，她迅速和开发商达成攻守同盟，补办抵押手续，对抵押楼盘高额评估，结果抵押的楼盘价值高于贷出资金，该行长毫发无伤，甚至要求"官复原职"！

以上违规操作的后果是：银行的呆账，房地产开发商欠款曾在其中占了24%，与之相比，老百姓按揭欠款只占了0.4%.如此巨大的落差只能用机制缺陷来解释。

媒体：地产商的吹鼓手

"媒体靠我们养着呢！"谈到媒体，李丁流露出一丝不屑。

楼盘开工后，开发商开始策划包装上市。李丁向记者展示了周末的时间安排：上午接受某新报记者采访，中午和某时报房地产专刊主编吃饭，下午在某咖啡厅和某电视台广告部主任喝茶，晚上则和某晨报副主编共进晚餐，"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广告。"

按规定，楼盘必须具有"五证两书"才能销售，但媒体的眼睛"似乎突然出现了盲点".据一份媒体研究报告，2001年房地产广告占了媒体全年广告量的55.67%以上，相当多的报纸都有房地产专刊，"我们是他们的米饭班主，他们敢说什么！"

媒体炒作的花样很多，"阳光、绿地、海景，污水四流的地方可以被说成天堂。"李丁说，"开发商都培养了一些记者，形成一个内部圈子，他们定期写吹捧新闻，制造概念。"比如最近报道的北京的一条臭水沟居然被说成水晶楼盘。

在媒体与房地产商的合作中，最具影响力和最有效的莫过于明星楼盘评选。"明星楼盘是媒体的绝妙发明。看起来很堂皇，很现代，实际上，一样见不得人！"

李丁说，明星楼盘评比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广告投放量，昆明某报的十大明星楼盘几乎就是广告投放量排名。一般而言，省级明星楼盘的标准是50万元，国家级明星楼盘的标准是200万元。"10个明星楼盘加上若干推荐楼盘，粗粗一算就是上千万纯利润！"

冠名"明星楼盘"后，灰姑娘往往变成金凤凰。"昆明某楼盘参加明星楼盘评比前，几百套房子只销了70多套，评上'明星楼盘'后，不到一个月只剩了几套，开发商脸都笑歪了。"而与之对应的是北京美丽园刚刚评上明星楼盘就因楼板裂缝被告上法庭，"把这种楼盘评为明星，媒体是不是应该负误导之责？"

同时，媒体的过度竞争也给房地产商带来相当大的压力。李丁表示"铺天盖地的房地产专刊让我们不得不上，媒体是公信力的象征，如果谁缺席了他们的评比，几乎等于自动放弃了市场。"如此一来，媒体的利益和开发商的利益紧紧捆绑在一起，"他们能公正吗？"

据调查，一个楼盘的广告投放量从50万元～500万元不等，占开发商实际投资的30%～40%."现在的房地产公司太多，广告效果相对于几年前大打折扣，惟一的办法是加大广告投入。"

开发商的资本以关系和贷款为主，但广告却需要现金投入，"媒体不是傻子，没钱想上广告或评明星楼盘，门都没有！"因此，开发商只有将后期建设资金投入广告窟窿。"很多楼盘出现配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在这里就埋了病根。从某种角度而言，房地产广告繁荣是以透支楼盘质量为代价的。"

地产商：如何洗刷自己的"原罪"？

洗刷"原罪"

记者："炒地皮、骗贷款、虚假广告、偷工减料……这么多问题，开发商不怕法律惩治？"

李丁："这些隐患是开发商挥之不去的阴影，惟一的办法是洗刷'原罪'，物管公司就应运而生。物管公司一般建立于楼盘建设尾期，这个期间也是前期积累问题的集中爆发期。"

按常理，物业管理是开发商吸引业主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成了开发商的替罪羊。李丁认为："如果按正常程序运作，物业管理由开发商负责可以让业主得到更多的实惠，开发商对小区的建设理念和社区理念可以得到很好的贯彻。但实际上，物管公司成了开发商的挡箭牌。开发商故意混淆开发商和物管公司的关系，看起来是同根所生，实际上并没有隶属关系，但楼盘问题的实际责任承担人却张冠李戴到了物管头上。"

记者查阅了最近关于房地产纠纷的报道，发现物管和业主的冲突成了主流，而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开发商却置身事外。"他们早开溜了！开发商一般在交楼后期就逐渐从楼盘中淡出，把问题全甩给物管，从而轻轻巧巧把自己的'原罪'洗刷了。更有甚者，他们还反过来谴责物管公司，简直是贼喊捉贼！即使业主把开发商告上法庭，他们也会想办法摆脱纠缠，尽量把问题推向物管，而法院怎么判还很难说。法制不健全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真是房地产界一道奇异的风景。

记者："另外，质检部门为什么放水？按照规定，完工的楼盘必须经质检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交楼。"

李丁："检查的人就是给我们发开工证的人。楼盘封顶后，我们会请领导剪彩，至于问题，你觉得他们会说吗？他们大权在握，谁敢追究他们的责任！"

谁来惩罚

所有问题都在一系列暗箱运作中产生，业主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等到他们发现自己的房产问题百出时，会突然发现"居然找不到任何一方承担责任。只有受害者，没有肇事者。"

物管公司没有这个义务，房子不是他们建的；开发商早已人间蒸发，即使还"健在"，也多半是个空壳；向媒体索赔？"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况且，他们对财神爷负责还是对小业主负责？告职能部门监督不力？"那更不可能。"

记者了解到，目前流行的解决办法有两种：对于大公司，他们为了维持品牌和信誉，一般会给予一定赔偿，操作方式是和业主达成和解协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小公司，他们的做法是破产。先将资金四处转移，然后资不抵债，宣告破产。"总之，损失不会由开发商承担。"

由此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破产的房地产公司还能不能开发新的楼盘？答案是肯定的。李丁说，昆明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一个楼盘出了质量事故后，照样在另外一块地皮上开发楼盘，"只不过换了名字而已。"有业主发现这个玄机后曾向有关部门举报，但举报信如石沉大海。"开发商都是有背景的人，和一些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谁敢查！"

由此可见，官员的腐败使得惩罚机制缺位，而惩罚机制的缺位意味着开发商违法违规的风险降到极低。做了坏事而不受惩罚，这种机制的缺陷和房地产的暴利怎能不让众多开发商趋之若鹜！

李丁认为，目前的房地产已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怪胎，政府腐败官员、银行、媒体和开发商共同促成了它的繁荣，他们从中获取利益，反过来，他们也成了房地产怪胎最好的保护伞，"保护他们就等于保护自己！"

这就是房地产业的生存逻辑，让人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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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上海房价涨跌走向问题，要有个时间限制。分析一切经济现象，
必须要先设定时间前提。时间长短，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比如现在很热闹的
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比较议论，没有时间设定，便等于大家都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如果从中短期来看，中国会优于印度，但从十年、二十年的角度看，中国便很可能
突然落后印度。因为，印度的增长是真实、稳步的，它的增长并不积累崩溃性因素
；而中国的增长则日益积累着崩溃性因素，极可能在某一天发生坍塌，一当坍塌，
原来的优势就会失去，成为落后者。这一点，在欧洲与美国的比较中可以得到印
证。十九世纪以前，美国落后于欧洲，但是，美国没有崩溃性因素，其增长是非常
稳定的，欧洲则不断积累崩溃性因素，经过两次大战的崩塌，便彻底落后于了美
国。苏联也是这样，曾经成为了超级大国，但它崩溃性因素的积累终于导致了突然
的总崩溃，俄罗斯在经济上沦落为了一个三流国家。这就好象长跑、短跑，从短跑
者来说，长跑者是太慢了，但从长跑者来说，用短跑的方式跑，除了起跑阶段赢得
外行的欢呼，最后结果只能是退出比赛。我这样说，并不等于完全赞赏印度，印度
的高文盲率将会成为限制其经济长远增长的致命因素。
　　
　　上海房价的涨跌，以整个中国的经济为背景，但又跟整个中国的经济
不同，在某个阶段，甚至会发生逆向运动，即整个中国的经济或房地产下坡，而上
海却强劲上坡。一定要弄清上海经济与整个中国经济的一致性以及不一致性。那么
，上海经济的特殊性在哪里呢？举个例子：1949年解放军占领上海，物价特别是米
价飞涨，新政权采用了两手解决这一问题，一是用政治手段打击所谓的“投机倒把
”，抓一批人，打击一批人，把他们的物资释放到市场上；另一方面，即使解放区
为支援前线已经被盘剥到了极点，但仍然以极其严厉的手段征收了大量粮食等物资
，“源源不断”地供应上海市场。这样，上海的物价便得到了平抑。这一点，一直
被看作是新政权伟大的经济成就，并成为了中国控制、调整经济的绝对经验，其基
本思路至今没有变化。
　　
　　一，上海被看作是中国经济的龙头。虽然上海经济总量在中国所占比
重已经今不如昔，但这一看法并没有发生变化。十多年来，这一看法由于另一个因
素而得到了强化，即上海对中央来说的面子性。仅仅这样还没有什么大的关系，问
题在于，中国决策者的哲学思维一向是以功利主义、机会主义为特征的，是非科学
的决策思维，具体说，就是所谓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次要矛盾方面
，通俗的说法就是毛泽东的“纲举目张”，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军事经验习
惯（对科学的思维来说，每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都是重要的，是互相关联的，必须
在所处系统与其它诸因素实现平衡）。有了这一非科学的决策思维，上海就成了中
央决策的维护重点，通常说法是什么地方都可以乱，北京、上海不能乱。在房地产
问题上，就形成了对上海房地产进行保护的决策倾向，是什么地方的房价都可以跌
，上海的房价不能跌。而上海的地方决策者也深知这点，便放大了胆子维持上海房
价的上涨，反正，上海自己要是没有能力托盘了，中央也会托盘的。至于泡沫，从
中央到上海，从上到下，谁的心里不清楚？但是，这个泡沫是无论如何要维持、保
护的。在这种情况下，上海房价的中短期趋势，只会涨，不会跌。这不仅是理解上
海房地产走向的要点，也是理解整个上海经济走向的要点。
　　

　　二，由于上面的原因，上海房地产的泡沫就成为了美丽的泡沫。投资
者都知道是泡沫，但深知这是个安全的、不会破灭的泡沫。这样，内资、外资，都
被刺激得十分兴奋，纷纷向上海房地产市场涌动。最近周正毅被轻判，对上海房地
产市场来说，是进一步宣扬了投资、炒作、投机的法律安全性。这种刺激将变得日
益疯狂，也就是说，当中国其它地区房地产越多呈现出风险、危险因素时，反而越
突出了上海的安全性，从而进一步吸纳投资。在整个中国，只有上海、北京具有这
种“优势”。其它地方，是地区政治的地区优势，反过来就是地区政治的地区劣
势。
　　

　　三，左右上海房价上涨的另一个非常重要原因，是上海土地的人口有
限性和资本有限性。所谓土地的人口有限性，是上海土地总面积、可供建筑的土地
总面积与总人口及其增长（包括在上海比较长期工作、生活的所谓“外来人口”）
之比，在总趋势上呈现为土地日趋有限。所谓土地的资本有限性，是上海土地总面
积、可供建筑的土地总面积与总资本及其增长、资本结构变化之比，在总趋势上同
样也会呈现出土地日趋有限的特征，但是，资本结构的变化会导致土地供应更复杂
地波动。资本结构与土地供应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理解。比如，由于上海
一直是工业中心，工业资本的变化对房地产有着非常大的影响。1990年代后期，由
于工业结构的调整，市区出现了大批空置土地。今后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由于
上海一直没有摆脱工业中心的思路，始终大面积增长着工业用地，大量工业产业的
产品市场并不在上海，上海的急功近利也失去了品牌优势，因此，工业用地的脱壳
一定会经常发生。
　　

　　四，置业无风险攀比心理和金融支持、泡沫宣传刺激置业热潮不能冷
却。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与人们收入之比，客观上排斥了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进行置
业，这样就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但是，由于对GDP目标的疯狂追求及其需要，
解决这一问题恰恰不能通过平抑房价进行，而是进一步进行泡沫宣传，为市民描绘
一个美妙的蓝图，并提供置业首付低比例的金融支持，以鼓励普通市民进入置业大
军。而上海普通市民虽然贫穷，却有着强烈的地区优越感，坚信上海经济不会垮，
也不敢垮，这种优越感造就了他们置业的无风险心理。而房价的上涨又为他们现实
地增长了置业后的“数字化”资产，早早地购房、多多地购房几乎成了所有自认为
有头脑的市民的共识，并越来越进行相互的攀比。比如我看到一个案件，犯罪嫌疑
人根本没有能力购置第二套房子，他购置第二套房子每月还贷后，几乎没有了生活
费，于是便走上了犯罪道路。政府达到了两个目的，一是刺激了房地产的增长，使
偏远地区的房地产也成为了热点；二是“解决”了普通市民的住房，为自己的全部
政策构造了人心基础。由于普通市民为置业的负债增长，反过来就不允许房价出现
下跌，以避免社会性崩溃，因此，便需要进一步提供金融支持，进行泡沫宣传，刺
激置业热潮升温，构造盛世景象。
　　
　　以上是我分析的上海房价在中短期内仍然将持续上扬的基本原因。
　　
　　但是，这一上扬的时间越长，幅度越大，对中国的经济来说，伤害的
程度也就越大，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烈度也就越强。
　　
　　一，上海，以及北京，以及其它中心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扬，是以中国
经济及社会的阶梯式破产为代价的。我所说的阶梯式破产，是指中国从内地而沿
海、从农村而中小城市而中心城市的破产进程，经济学家们说是地区差异、地区性
贫富分化，这只是表象，实质是破产。由于破产，内地、农村的人口、资金（特别
要注意，资金在总体上是跟着人走的，而走出的人口又是相对高质量的人口）向中
小城市并中心城市进而上海、北京阶梯式迁移、累进、聚集，从而提高了中心城市
特别是上海、北京的房地产总需求。这一过程是非常残酷的，甚至可以说是血淋淋
的。举一个例子说明：上海是较早老龄化的城市，这种老龄化按照上海的真实劳动
生产率，不仅是已经失去了经济发展的人口动力，而且更应该是发生了彻底崩溃，
但是这并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是“外来人口”。“外来人口”的主体是正当年
龄的高质量劳动力，他们并不是以老、中、青、小的完整家庭形式进入上海的，也
就是说，当上海吸纳1000万“外来人口”时，则意味着内地减少了1000万正当年龄
的高质量劳动力，从而，上海实际上反而从老龄化城市转化为了年轻化城市，而内
地则演变为了绝对老龄化社会，上海的老龄化衰退灾难转移给了内地。上海房价的
不断上扬，导致了对“外来人口”的不断盘剥，从而也是不断促进内地破产；而由
于户口限制，即使已经在上海购房的“外来人口”，在上海也仅仅是二等市民，他
们对上海的相关政策没有“市民”发言权，注定了要被终身盘剥。因此，上海房价
上涨的时间越长，内地破产得也就越深刻，从而导致整个中国经济的崩溃积累得越
强烈。
　　
　　二，对上海龙头地位的维持，越来越会走向神经质脆弱的程度，即几
乎经受不起上海经济包括房地产的滑坡，将会越来越使用一切行政手段维持其增长
，这种增长必然会以损害其它地区的利益为基础。比如用电，上海人几乎没有缺电
的概念，在上海投资办厂也几乎不用考虑会不会正常供电的问题，那么，有多少电
是上海自己发的呢？被迫向上海输电的地区缺不缺电呢？一个浙江，要是拥有象上
海这样的供电能力，上海的经济包括房地产在浙江人面前还能说多少话？为了上海
人肆无忌惮地用空调，周边地区少办了多少厂、关掉了多少厂？因此，上海的泡沫
是以伤害周边地区和内地的发展为代价的。这种伤害必定导致地区间的矛盾冲突，
并埋伏下经济崩溃的种子，典型的例子，便是江、浙两省与上海在集装箱码头建设
上的冲突。但是，更体现出的一个问题是，上海的龙头地位也同时是泡沫化龙头，
其它地区不得不向上海这个龙头看齐，也拼命追求泡沫，以阻止上海的泡沫吸引走
更多的人才、资金和项目。大家都是泡沫，总有实的地方，这实的地方就是内地、
中小城市、农村的人口资源、人文资源、自然资源等的被全面掠夺和衰退。这一实
际又不能表现出来，必须要掩盖，因此，就做假，就也用泡沫形式打扮自己，以至
越积越累，遇到契机，就总爆发。
　　
　　三，在上海经济包括房地产泡沫被美化、进行金融强行支撑而人们的
风险意识被消解的情况下，上海经济包括房地产就把自己置于了一个非常脆弱的地
位，将越来越缺少经受风吹草动的能力，以至政府不得不设法掩盖上海的一切症结
，甚至连经济学家们也必须要隐瞒或阻止其良心发现。但是，并不是一切问题都能
掩盖的，更不是能够长期掩盖的。掩盖的结果，是积累出随时因为一个偶然因素（
包括非经济的政治因素、社会因素、法治因素等）而发生总爆发。比如，上海房地
产泡沫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从而就把金融推到非常危险的地位，而金融机构的这
种付出必须得到相应的非正常回报，从而就刺激出金融黑幕，其中的循环必然导致
金融的恶性走势，一当不能捂住的时候，也就是全面崩盘的时候。
　　
　　以上可见，上海的经济泡沫因其龙头作用，实在是中国经济的一大肿
瘤，而上海的房地产泡沫则是肿瘤中的肿瘤，在长期性上，不是一个价格下跌的问
题，而是一个全面崩溃的问题。
　　
　　有三个问题一定要认识清楚：
　　
　　一，一些人认为，上海房产价格会受普通市民收入限制，其上涨会因
此形成封顶。这种看法不适用于上海。前面已经说了，对普通市民来说，购房的眼
前根据不是收入，而是金融支持和“数字化”赢利。普通市民的低收入只是把他们
逐步排斥出了市中心和良好地段。最贫穷的市民阶层赖以实现购房的机会，是动拆
迁，遇到动拆迁获得一笔现金，然后去边远地区购房。动拆迁越早，离市区越近，
“数字化”赢利率越高，因此，上海普通市民总体上是盼拆迁，拆迁越早越开心。
那么，市中心的房子卖给谁了？除了本地高收入阶层外，便是大量的内资和外资购
房者。房价越是稳步上涨，泡沫就越是华丽，就越是吸引内资、外资。因此，房地
产价格与普通市民收入间巨大的差距无关，不受其封顶。
　　
　　二，有经济学家说房子建筑面积达到一定时，需求就会受到限制，因
为人们不需要使用太多的房子。这种经济学家属于书读呆了、对人心一无所知的类
型。从使用而言，上海老百姓有句话，叫“票子永远缺一张，房子永远缺一个平方
”，在总体上，人们对房子的占有是呈无限需求态势的。更何况，购房还存在着强
烈的投机、投资赢利倾向。因此，上海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不受人均住房面积增长的
限制。由于政府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解决市民的住房问题，而是充分支持房地产对
GDP增长的贡献，并从其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更加上巨大的腐败黑洞驱使
，因此，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可能出台限制购房面积或套数的政策，而是会越
来越起劲地采用非市场手段刺激房地产泡沫的增长。在中国，即使不是上海，只要
拥有市场腹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反而会更刺激需求，从而刺激建筑面积的增长。
仇和在宿迁，可以把市场价400元左右/平米人为提高为800元/平米，反刺激了宿迁
的房地产热，原因即在这里。海南房地产价格低迷，原因就在没有市场腹地。
　　
　　三，很多人会想：涨到了赶超香港，总没办法涨了。这是对大陆政治
和经济按正常道理的理解。但是，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运动，总是会创造“奇迹”，
会给善良的、讲正常道理的人们一个响亮的耳光。中国只有一个经济学家似乎看出
了真实情况，他在南京说中国房价还会涨五倍，但他讲的中国缺少土地的理由是荒
谬的，或许，也是他无奈找的理由，不敢说出他已经看到的真正原因。他的结论被
很多人嘲笑，但他确实说出了荒唐但真实的“中国特色”。我前面已经说了，房地
产价格的上涨与人们的收入、生活的经济实用无关，它既是政府倍感头疼的问题，
但更是政府的需要。这就象道岔扳错的两列火车对开，又没有了刹车功能，虽然人
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结果，但谁都没有能力阻止它们，于是大家就只能闭起眼睛拉
倒。千万不要把政府决策者看得很聪明，在强大的眼前利益驱使下，在行政的巨大
惰性面前，他们经常会是国家最愚蠢的人。曾经，中国的当政者们会你死我活地讨
论粮食亩产多少斤，其判断力连任何一个不识字的老农民都不如，为什么？因为，
至少在精神上需要粮食亩产越高越好，从而可以证明人民公社就是好呀就是好。中
国要短期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人人知道荒唐，但可以证明中国教育就是好呀就
是好。上海、北京乃至其它中心城市房地产价格赶超香港，可以证明上海就是好呀
就是好、北京就是好呀就是好、大陆就是好呀就是好……。至于崩溃，很简单——
有些问题我们这代人不好解决，就留给下一代解决；这一届不好解决，就留给下一
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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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香港市面谣传人民币可能升值，但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首席经济师费安道今天表示，中国大陆政府在未来一年都不会让人民币升值。
     费安道表示，大陆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曾承诺在二００六年底前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因此，他相信大陆政府在期限前会加快消除对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干预，其中一个途径是放宽大陆居民到海外旅游及大陆企业到海外投资。 (博讯 boxun.com)





    费安道又指出，大陆经济过热是因为资本投资增长过急，当中七成半的投资，都是由中央政府或政府所控制的机构所投资。他认为，大陆政府只会采取宏观调控手段来遏止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而不会选择升息来冷却经济，以避免打击消费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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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波宏观调控中，银行对民间企业贷款趋紧。不过，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陶冬最近前往江浙地区考察，却发现民间企业并不缺乏资金。他推测，民间企业的资金来自于黑市，估计全大陆已有一千亿到一千四百亿元人民币流入黑市。他认为，这已打破宏观调控的部署。
「二十一世纪经济报导」报导说，四个月前大陆刚实施宏观调控之际，陶冬曾前往江浙考察，当时无论民企或国企都出现资金断流。陶冬因此推测将会有企业倒闭，甚至可能出现大量三角债。不过，此次陶冬再次前往江浙，却发现虽然企业不是完全不缺钱，但是却好像都不缺钱了。

陶冬认为，民企现在多少拿到了资金，主要来自于民间的融资，包括企业对企业之间的融资、企业向民间集资、地方政府居中撮合。换句话说，由于宏观调控对民企信贷紧缩，造成了「去银行」现象，就是资金在银行体系外循环。陶冬从七、八月份的金融数字推测，体外循环资金大概有一千亿到一千四百亿元。

陶冬分析说，由于储蓄利率是一％，通货膨胀是五％，而民间集资利率在七至九％；因此，老百姓用脚投票，现金就不存银行。而资金在体外循环不但打破了宏观调控的部署，将经济和投资重新推向高涨期，同时，其中隐含的社会、金融风险也很大，这种去银行现象比先前大陆出现的银行过度借贷更危险。

至于解决资金体外循环的方法，陶冬建议，利率可以一时不升，但是所带来的资源错置和潜在金融风险，会随着资金价格的扭曲而加大，最后会有市场因素做出调整，去银行化就是反应之一。因此，宏观调控应该从数量调控转向价格调控，这就需要升息，升息幅度还应该比较大，至少两到三个百分点。调整汇率也未尝不可，对实际经济的影响和副作用会相对小一些。

此外，陶冬也认为，随着石油、原物料、电、水、运输成本、劳动力价格上涨，大陆的通膨已从粮食价格推动转为成本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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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公司中国经济学家梁红近日发表最新报告透露，尽管经济实体、货币供应、信贷的增长速度都在放慢，但中国仍处于宏观调控的关键性阶段，但近期中国对利率与汇率做更有效调控政策的转变可能性还很大，但若政策调整被长期拖延，明年与后年中国经济增长与通膨风险都会大增。
此外，亚洲开发银行近日也发表「二零零四亚洲发展展望更新」研究，显示中国经济增长将放缓，并预测二零零四年中国经济增长百分之八点八，从二零零五年开始将放缓到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