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退民进”之痛：资本主义那边都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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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水暖] 于 2004-08-23 21:58:28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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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之痛：资本主义那边都看不下去了！


伟人邓小平说“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 ‘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

总设计师设计的是一幅“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宏伟蓝图，一再强调是一个必须坚持的方向。可是，随着一种叫做“国退民进”的口号及其配套行为，堂而皇之地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以来，一股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采用各种“高明”或不高明手段的、表面“合法”地甚至非法地将大量、巨额国有资产揽在少数私营企业手里的“财富圈地运动”，已经不知道鲸吞了何其巨大的国有资产，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毅中的说法：“现在全国的一些县级城市有的是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了，造成不仅没有国有企业，而且没有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地市一级中60%-83%卖掉了国有企业。”（《经济观察报》），共和国50年来、特别是前30年靠最广大人民群众节衣缩食、流血流汗积累积累起来的国有财富，据说有11万亿之多，如今还剩几何？

结果是什么？社会畸形地迅速“崛起”了一个只占人口总数千分之四的百万、千万和亿万富豪，按照外国机构的统计，这个比例还要小，“美林投资银行和凯捷资讯公司发布的《2004全球财富报告》表明，截至2003年底，…中国内地的富豪总数已达23.6万人，”（《北京青年报》），只占万分之二左右，何其小的一个数字。按照邓小平的设想，中国的富裕人群，应该是靠“诚实劳动” 来积累财富的，而在“国退民进”中迅速膨胀起来的中国亿万富豪们，有没有一个人胆敢把他们“诚实劳动”的过程袒露在阳光之下。最广大人民群众由于缺乏必要的信息、专业、话语平台，整个社会基本上成为这一小撮饕餮怪物们天马行空的场所。这个时候，有良知的，坚守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公有制原则的、既有专业素养、又有话语权力的、更有决策参与资格的经济学专家们，就显得特别关键。必须有人来坚守保卫国有资产不被非法侵占、不会流失殆尽的底线。

可是，我们近年来所见所闻的，却是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专家们，都在为“国退民进”狂热呼号，甚至为“财富圈地运动” 中的财富权贵们出谋划策，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把持住中国经济学界的绝对话语权，甚至在国家相关决策、咨询机构担任要职，他们有的人甚至顶着“共产党员”及 “领导干部”的称号。由他们“创新”出来了林林总总的理论，什么“冰棍论”说国有资产不卖就会像冰棍那样“化掉”呀；什么“靓女先嫁论”说国有资产要卖就赶紧先卖掉优质的部分，免得以后没有人买呀；什么国有资本要从所有竞争性行业领域退出呀；什么私营股份制形式也是“公有制”即“新公有制”呀，什么叽里咕噜呀。总之，国有资产要赶快卖、彻底卖，卖它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无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占主体的内涵的底线，还是从专业人士应该有的学术、道德操守的底线，顶着“社会主义”的红帽子，吃着社会主义的“俸禄”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们，本来是“守土有责”者，怎么会变成这样。

在庞大的国有资产流失面前，在少数人的鲸吞行为愈加肆无忌惮的面前，有人痛心疾首了，有人大声呼喊了，有人孤军奋战了，奇怪的是，这是一个生活在“一国两制”中的资本主义那一制的、靠教授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为业的知识分子，就是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郎咸平先生。社会主义这一制底下的专家教授们狂热地为“国退民进”推波助澜，而资本主义这一制底下的专家教授却看不下去了，说明什么，说明这根本就不符合“社会主义”专家教授们成天挂在嘴上的、需要我们去学习的所谓“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形式”，是一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打着所谓“改革”旗号进行的对国有资产的强盗掠夺行为。郎咸平先生没有靠什么上层的“背景”，没有靠什么“内部”的信息，就靠在这些“国退民进”行为中冠冕堂皇地公布出来的，力图证明国有资产在公有制底下如何“不堪经营”，在私有制底下又如何“蒸蒸日上”的那些“报表资料”们，就已经把这些国资大盗的画皮剥得七零八落，不成形状。当然，郎咸平教授未必是同意社会主义制度的，但是，他从一个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角度，本着专业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学术道德，依照对中国社会公平和进步所应该有的起码的良知，他看不下去了。郎咸平教授是有勇气的，他所解剖的，都是在中国的经济活动领域最炙手可热的个例，有标准的私营，有正在发生根本性嬗变的“国有企业”空壳，有已经闪亮登场的“改制” 新星。郎咸平教授首先对准的目标之一，是最近几年无比耀眼的“资产经营之神”之一的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从一滴水可以见太阳，郎咸平教授解剖了二三只 “国退民进”的“麻雀”，我们却从这些典型事例和自身的感受中，看清了在国企“改制”、“资产重组”等外衣下的一系列罪恶。

第一、以小博大，“空手套白狼”是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财富弄潮儿们成功地聚集个人财富的“高招”之一，也是某些经济学家们所竭力推崇的所谓“资本运作能力”的体现，按照郎咸平教授及其学生们统计的结果，“从格林柯尔年表中加总可以查证的顾氏直接参与的投资和收购活动，包括收购科龙、投资南昌工业园、收购美菱、投资安徽格林柯尔、收购亚星、收购襄轴，顾雏军花掉了41个亿人民币。…顾雏军用于他的‘收购风暴’的资金其实只有9亿多元人民币，而这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阿基米德有一句话，‘给我一个支点和一个无限长的杠杆，我可以撬动地球’。顾氏就用这区区9亿元撬动了100多亿国有资产。”（《新浪财经》），在“国退民进”的风暴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光中央电视台揭露过的就已经令人惊叹不已，比如桂林铁合金厂的3亿国有资产被私人3千万“买”下，但是，比起顾雏军先生的“9亿元换回来的是一些响当当的企业，资产总值共计136亿”的“壮举”，还是小巫见大巫。

第二、先搞“死”，再搞“活”，“郎咸平指出，顾雏军收购四家公司时，均以公司大幅度亏损为由，压低收购价格。实际上，这些公司的大幅亏损都是顾雏军一手制造的。顾雏军在完成收购前，一般会提前进驻被收购企业、担任董事长，公司的大幅亏损报告都是在他任董事长之时出台的。比如，2002年5月，顾雏军完成对科龙的收购，但早在2001年11月左右，顾雏军就担任了科龙的董事长，在收购美菱、亚星、ST襄轴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东方早报》），手法之狡诈无耻，极其可叹，“郎咸平指出，顾雏军制造亏损的手法就是大幅提高企业运营费用。以收购科龙为例，科龙此前的运营费用为其营业额的10%左右，顾雏军当上董事长后就将其提高到20%。这些企业的利润率一般不过5%，大幅提高费用必然导致巨幅亏损。…在完成收购后，顾雏军又将科龙的运营费用比例降到零，制造接手后即大幅扭亏的假相，强化了外界的‘民企神话’。”（《东方早报》），看来，所谓公有制是“落后”体制、“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而民营企业的经营效率高，推动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论，是建立在一系列卑劣的对国有资产的掠夺和国有企业的“假死”的谎言之上的，多少个国有企业，就在内外勾结，官商勾结之下被公私易手，财富“神话”，私有制优越的“神话”就这样炮制出来。而国有企业的“假死”，又往往牵涉到地方政府官员、原企业经营者对国有企业的疯狂吞噬，把企业掏空后，形成经营管理的“困难局面”，再贱卖了之，在“解脱”了系列债务纠葛和个人、地方小集团与顾雏军们双双获利，皆大欢喜之后，损失自然落到国家、银行和小股东们（如果是上市公司）头上。

第三、暗渡陈仓，郎咸平教授还分析了中国大名鼎鼎的国有上市企业海尔公司，对优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们，在“国退民进”的大潮面前，一种无法遏止的要将国有资产收入囊中的强烈冲动。因为既然准许私营企业如此猖狂地吞噬国有资产，那么手中握有庞大而经营状况良好的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没有理由在“反正都要私有化”的形势相逼之下“坐以待毙”，让利益旁落他人手中的，反正都是一个“私”，你能够“私”我为什么不能够“私”，于是，海尔集团在一个欣欣向荣的外衣掩盖下，在悄悄地发生质变。在海尔，一个张瑞敏为首的员工团队，在1999年成立的代表自身利益的持股会，尔后，以中国持股会为基础，组建了一个海尔体制内的“海尔投资”公司，而“海尔集团目前在海尔中建持有的 29.94%股权，是来自海尔集团在香港的全资子公司富东直接持有的19.67%和海尔投资直接持有的10.27%。而一旦注资完成，海尔集团成功借壳，海尔投资直接和间接的持股将达到35.84%，是最大的持股者。”、“海尔投资正是海尔集团海外资本运作的主要平台。而这间公司98.6%的股份由青岛海尔集体资产内部持股会（持股会）持有。”、“海尔投资实际上是在替持股会绕过政策障碍，实现资产运作的一个“硬壳”。至今，海尔投资已经实际控制了海尔集团650亿元资产，而在幕后，这笔资产的实际控制人是持股会内部的海尔高管以及员工。”（《财经时报》），在静悄悄之中，大型国有企业海尔的650亿资产，已经几乎落入“海尔高管以及员工。”之手，据说目前正在“等待最后一公里”，政府对注资行动的认可。于是，“郎咸平抛出四条尖锐质问,矛头直指‘海尔职工持股会’。郎咸平认为，海尔此举，是为了完成借壳和实现国有股权稀释。”。可以说，海尔职工持股会这样的伎俩，在全国各地颇为普遍，都以各种类似的形式存在，比如职工“集资”办一间“私营股份制企业”，企业管理层以绝对多数股份控股，然后慢慢把主体的国有资产掏空注入子体，最后在国有企业“假死”的状态，出面低价“收购”甚至“零收购”主体。原经营者摇身一变又成为“新主人”。

无论什么样对国有资产的吞噬行为，都是在一个大背景底下衍生出来的，就是从理论上、舆论上、环境上打造一个“国退民进”的氛围，上下其手、内外其手，荡平“国”的大厦，扶起“私”的高楼。正如郎咸平教授所指出“一度摇摆的‘国退民进’政策一朝开始急风劲吹，这带来两个方向的变化，一个是长期滞后的产权改革可以大规模突破。一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打着新‘洋务运动’旗号，中央和地方大规模重复技术引进、组建家电企业所导致的群雄割据历史可以终结。‘民企参与国企重组’一时成为主流的话语，体制变动突然带来饕餮盛宴。”，但是，这样的行为当中不断翻新的对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疯狂占有的花样们，也在堂而皇之地动摇着我们“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郎咸平教授不无悲愤地说“我们看到的则是在国退民进大潮背景下，一个长袖善舞，精于运作的顾雏军。难道顾雏军模式就是我们经济改革十于年来所期望的‘民营企业家’吗？如果顾雏军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范，那我真要为中国的未来而哭泣了。”（《新浪财经》），而且在这其中，获得利益的，不仅仅是顾雏军们，而是一个顾雏军们与原经营者、政府相关官员相勾结的利益共同体。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除去这个来自资本主义一制下的经济学家的显得有些单薄的诘问，我们社会主义一制下的经济学家们却显得如此冷漠和傲慢，他们甚至不屑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或者他们明明看出了问题，却因为要坚持自己设计的“国退民进”的“理念”而故意看不见，我不相信，如此明显的问题，郎咸平教授看得出来，其他人却一无所知。倒是有几个帮闲跳出来打圆场，比如《南方都市报》上就有人撰文，一叫人们 “不要误读了郎咸平”，郎咸平只是“纯学术意义的讨论”，不要加上“好与坏”的“价值判断”，郎咸平并没有说国有资产流失“不好”，只是因为“我们认为不好”所以才“下意识”地说不好。二说 “国有资产与其坐失，不如流失”云云，把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不看成坏事，认为不必惊诧，甚至认为是“好事”者，丧失了起码的是非观，他们故意不提及的是，酿成“坐失”者和策动“流失”者，往往是同一伙甚至同一人，按照帮闲们的逻辑，与其劳强盗、小偷、骗子们来谋，不如早点主动拱手奉送给他们。还要指出一点的是，热衷于推动“国退民进”的某些社会主义经济学术权威们，明里、暗里已经跻身于这个“财富圈地运动”的既得利益者的行列，只要数数有多少个经济学家在担任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就不难理解他们的立场之源。

郎咸平教授呐喊道“…这一事实再次表明，现在进行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真正使国企走上正路，而只是民企瓜分国资的一场‘盛宴’。…他强烈建议，停止以民营化为导向的产权改革。”（《东方早报》），已经有人在以“正统” 自居开始反击，但是，谁也无法否定“国退民进”中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之痛，只不过以什么“非主流现象”之类的说辞来搪塞。“国退民进”之痛，资本主义那边都看不下去了，社会主义这边呢。

广陵散

杀鸡取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