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奥委会：中国是我们的榜样 (单磊)

今夜如此寂寞

很多事只是一个征兆

仗剑江湖

终究还是成交了：（

superchen

如果改变不了事实
但可以让自己拒乘

blackwhite

好像xinhua没有发中文的文稿吧？

bestmaninworld

照抄

xiaxiaoyun

对，希望祖国越来越强！

xlxia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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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应以弄金牌的方式去造东西

这次奥运会中国共32块金牌，而美国是35块，也就是说，中国再有3块金牌就和美国平齐了。考虑到这次在跳水，羽毛球，举重，体操等方面的失误，如果中国运气再好一些，金牌数也就超过美国了。

此外，正如某些网友们指出的，国外的一些金牌获得者是业余起家的，或者说是社会自动产生的，而中国的则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由国家的强力支持和发展计划导致中国成为奥运强国。

照我看这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反而要强化这一点，就是说，对于落后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那些发达国家才有可能更多地从民间“自动化”地产生一些东西，而对于已经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正确的追赶路线只能是通过国家机器的支持来追赶。至今基本上没有过任何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国家支持的情况下，由资产阶级个人自动化地产生了某种追赶的效果。

因此，中国获得这么多的金牌，完全是中国现政治制度的结果，即是中国共产党下决心要在金牌方面有所突破，它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说，用金子能够堆得出一块块金牌。这也不容易，也并不是说，只要有金子就一定能够堆得出金牌，如果缺少正确的技术路线，缺少一个有效的系统工程，有钱也不一定就能够出金牌。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由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国家机器，在为达到某个目标的时候，比如多夺金牌的目标，是可以组织一个有效的系统工程来达到目标的。既然如此那就这么做，而无须理会右派的汪汪。

但本贴子再进一步主张，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就应当理直气壮地象构筑弄金牌的系统工程的方式来造东西，比如说，组织一批人，花上一批钱，尝试造出先进的打印设备，先进的操作系统，先进的CPU，先进的大型客机，等等，而且造出来的东西能够拿金牌，即处于世界一流水平。

既然我们能够在奥运会上把原来中国的弱项，如网球，皮划艇，田径等项目弄成世界一流，则只要国家进行干预，也就能够制造出世界一流的数码相机，CPU，打印设备，大型客机，等等硬件产品。我还是认为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看这个国家能不能制造这些个玩艺儿。如果能够制造，那就现代国家，如果不能够制造，那就不是现代国家，再有钱也没有用。

因此，建议组成制造各种产品的由国务院直接支持的“国家队”，这样的国家队能够从各个企业中选拔最优秀的设计制造人员构成优秀团队，向高精尖产品进行冲击。

“国家队”选拔设计制造人员应当是不论学历资历职称，不管职务高低的，可以包括全国第一流的技术工人，如第一流的车工，焊工，等等，这样来组织一个一级棒的队伍来填补我国制造业方面的空白。

xlxia

[数学]

本贴子是对赵晓的贴子《我们为什么要向日本学习？》提出不同意见。

我以为，一说到学习，首先必须有一个“可学习性”，如果可学习性存在，则讨论是否应当学习，如果可学习性根本就不存在，则就无法学习。

比如说，某甲比某乙个头高，那么，这可能是遗传基因决定的，则某乙无法向某甲学习，只能够发挥自己个头矮的优势或者其它优势。如果某甲学习比某乙努力，这是可学习的，某乙学习也可以努力一些。

赵晓的贴子一开头说：“那天，中日决战亚洲杯。朋友说，希望中国队赢。我也希望是这样。不过，我希望中国队靠实力来赢。恰恰就在实力方面，中国队与日本队差距明显。日本足球走“脱亚入欧”的路线，请进来、走出去，把包括中国队在内的亚洲各队一天天甩在后面。结果当然不出所料，在这场比赛中，中国队坐守主场优势，最后还是输了。 ”

我是觉得赵晓好象没有看那场球赛似的，照我的看法，日本人象是买通了科威特裁判，否则的话那场球是不见得能胜的。另一方面，日本队现在存在着一些球员，明显不是日本种族，比如说完全就是个黑人。那么，我认为日本人之所以雇用这样的“外国人”，原因很简单，就是本国本民族自己已经培养不出来优秀的人才，否则的话，何必去买“外国人”？

也就是说，日本人在自己培养自己民族的优秀人才的技术上是不行的，自己也认同了这个不行，这才大举购买外国球员，包括购买中国球员，如乒乓球。那么，在培养自己民族优秀人才方面，中国似乎是不应当学习日本的，要学习的可能只有教训。

中国是否有必要向日本人学习，比如说把一支巴西球队给买下来让他们加入中国籍后作为中国队出战？我觉得没有多大意思。

赵晓在后面则列举了一系列的现在的数字。来说明日本人现在的生产力有多么高。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日本现在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暂时和日本的差距很远，所有的生产力的差距造成的其它方面的差别我也都承认。即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这是否就是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理由？在这里我就又要提出的，就是“可学习性”的问题。

比如说，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尼，都是发展中国家，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些发展中国家可一直是美国的势力范围，可是这些国家为什么人均产值不如日本？他们为什么不努力向日本学习？比如这个印尼，也是岛国，为什么就不能够制造出大量的高技术产品，至少能够和日本在世界上分一杯羹？关于这一点，赵晓能够回答我吗？回答一下试试？哪位网友如果有观点也回答一下试试？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泰国，缅甸，菲律宾，印尼，不能够向日本人学习？甚至欧洲许多国家，为什么不能够向日本学习？

对于我的这个问题，相信许多人都能够回答出许多答案。但是我认为不管你怎么回答，答案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和种族有关的，比如说，认为菲律宾等国的种族和日本人相比就不行，因此搞资本主义就搞不过日本，也学不了日本，而一类和种族无关，即菲律宾等国赶不上日本并非种族不行，而是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有错误。我把这两类答案，分为与种族有关的和与种族无关的，称作第一类答案和第二类答案。你不管怎么回答总要归为一类嘛。

那么，假设与种族有关的答案是对头的，即菲泰印等国学不了日本是因为它们种族的问题，甚至也可以认为中华民族学不了日本也是因为种族问题。既然如此，谈何向日本学习呢？可学习性已经不存在了嘛。既然认为日本种族是一个优良的种族，正如当年希特勒认为日耳曼民族是优秀的种族一样，那我们还学个什么劲？再谈向日本学习就是荒谬的了。

那么，如果答案是与种族无关的，即菲律宾或者印尼确实存在着一种方法能够赶超日本，照我的看法，这种方法也许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至今为止，全世界赶超日本最成功的国家是哪个国家呢？是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如果赵晓先生不同意我的这个意见，就必须指出一个国家，说那个国家赶超日本最成功，是哪个国家呢？

当然，既然赶超，也还是没有追上，是由于历史原因，而且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原因。成立以后，前三十年年增百分之七，后二十多年年增百分之九，中国国家统计局现在的观点就是这样的，赶超是一直在进行中的。

赵晓给出的现实的差距是荒谬的，是因为没有考虑到历史的因素。就是日本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就能够造航母，而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开始学习造汽车。两辆汽车，一辆已经先跑了许多个小时，另一辆后起步，速度一直不慢，这后一辆有何理由要学习前一辆呢？至于追到现在还没有追上前面的车，那有什么呢？莫非你赵晓有什么办法使国民经济年增百分之二十以上？但这是不可能的，违反经济学发展常识的。

既然就经济学发展的规律而言，我们年增只能是百分之几，那我们就要有点耐心，一点一点地，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地追，不要胡扯说有什么办法年增百分之二十几。还是毛泽东的说法有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既然历史上差得远了，就要有耐心一点一点地追，不要去想年增百分之二十几的事，小日本也没有年增百分之二十几的办法。

此外，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在于，日本是岛国，而中国则有西部和东部，而且大量的人口在贫穷的西部。资本主义的办法，至今为止，有任何成功的把一个贫穷山区变成了现代化工业地区的例子吗？没有。就说美国附近的墨西哥，哥仑比亚等国，那些国家的山区，资本主义也没有什么办法使之现代化。因此，资本主义的技术即使使东部的三亿多人口的生产力能够与日本抗衡，也无法将西部的十亿人口生产力迅速提高。资本主义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

只有将中华民族的十三亿人口的生产力整体提高，才能够构成对日本的实质性追赶，而要做到这一点，可能还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因此在这方面还是学不了日本。

此外，一些日本民族性的问题，不学也罢。比如说，我就认为盘子没有什么必要非要洗七遍，洗干净为准，而不是非要洗七遍。此外，抽水马桶要清洁干净我同意，但是象日本人那样非要从抽水马桶中舀一杯水出来喝，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舀水出来喝是一种测试手段，用来测试马桶是否干净并不是一种好的办法，还不如用其它的监测手段。如果非要用人喝来监测，这人得病了证明马桶没有冲洗干净，没有得病才认为马桶冲洗合格，这种测试也不人道。

中国要追赶日本，请注意是要追赶，即原来落后了现在要赶上去，就非要有和日本不同的办法和手段才行。完全模仿当然是追不上的。比如两辆汽车，一辆已经跑在前头，后面那一辆制造得和前面的一样，也还是追不上前面那一辆。

因此，中国要追赶日本，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好东西。毛泽东思想让我们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比如说技术，就只能一点点追。说是向日本学习，日本也不会白给我们技术，因此也是学不成的。

xlxia

作者：老田

常常见到中国的精英们抱怨谁谁谁是义和团，说这些个愚民表现不好，影响了他们在洋大人跟前的地位，担心因此被洋大人瞧不起。

老实说，我对中国的精英们犯这样的错误很是痛心，这不，那些个“一夜美国人”和那些认为“友邦惊诧就必须改革”的自由派大腕们，他们在义和团问题上就完全分不清什么是负担和拖累，什么是资源。我怕中国的精英们下次还要吃亏，不知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所在，所以就写这篇文章来提点一下他们。

由于义和团的暴烈反抗，使得洋人们觉得自己亲自控制中国庞大人口的成本太高，风险也很是不小，因此就想着中国的精英们还有利用价值。我们都知道一句话是“老百姓怕官、官怕洋大人、洋人怕老百姓”，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中间，就蕴涵着中国精英与洋大人的交易空间，洋人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与中国精英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之间的落差，就是中国精英们可以指望的利益空间。义和团的反抗越激烈，洋大人感受到的风险和成本越高，给中国精英们的利益空间就越大，精英们就越发多了与洋大人交易的筹码。

综观整个近代世界历史，本来英国早期的对外扩张，至少是直到控制印度为止，都是选择以自己直接控制为主，从而在特定地区和市场上通过“非市场手段”去直接排除竞争者的威胁，独占剩余提取机会和资源开发空间，这样一种直接政治军事控制方式，就是旧殖民主义时代的典型特征。英国到中国来的时候，就基本上放弃了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手段，改而采取攫取势力范围为主，因此中国的精英们还有些当官做老爷的机会。

直接控制手段在中国遭遇到的高成本和风险，就是义和团的暴烈反抗而设定的结果，实际上也是世界实现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转换的制度创新的全部契机。这个制度创新的光荣，除了要感谢义和团的尸骨和鲜血之外，还要归功于美国的精英们。在20世纪初起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企业规模和竞争实力都已经是世界第一，美国虽然也有机会通过武力夺去英国的殖民地，以旧殖民主义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但是由于义和团的鲜血和尸骨的贡献，美国看到了直接依托强大的工业竞争力，通过改变旧殖民主义的排斥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为了实现美国利益的最大化，美国以总统威尔逊的名义去进行外交理论创新，搞什么国际关系学的理想学派，其实是为了新理论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和更快的传播开来，这就跟毛泽东以国家主席之尊还经常领衔发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国侵略柬埔寨的声明一样，大官出来说话都是为了加强宣传效果。

除了在理论上提出所谓的理想学派之外，美国还在一战之后的巴黎和会前公开提出十四点计划，在外交实践中间美国总是拼命反对秘密外交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惯常方式，不再采用直接控制势力范围并排斥竞争者的方式进行，希望把殖民地地区的资源分配规则进行更改，而要求改用根据市场竞争规则来决定资源流动份额，这样美国就可以依据工业竞争力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美国总是宣称要尊重主权完整，竭力推行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政策，反对旧殖民主义的直接控制和排斥竞争，目的都是依托美国的工业竞争力去攫取最大份额的好处。

由于列强们在中国遭遇义和团的阻击，因此列强们都看到了直接控制中国的风险和成本很高，结果就增加了美国交易资本，想要借此去促进旧殖民主义向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这集中表现在1921－ 1922年的华盛顿公约谈判过程中间。日本由于工业竞争力不行，无法在新殖民主义制度里面捞到多少好处，因此就拼命修改资源分配和流动规则，英法的态度与美国相反，特别是英国的态度与日本最接近，德国与美国的实际立场最接近。中国的一些著名的精英们，都是希望接受新殖民主义的控制模式，这样至少还保持着官僚精英群体的面子，保证当官做老爷的职位，好在中国老百姓跟前作威作福，所以顾维钧、王宠惠等人，就拼命配合美国的精英们，在华盛顿公约谈判期间搞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

重大资源分配份额的调整，最终是无法在谈判桌上完成的，这就是为什么顾维钧们在美国的努力没有效果的原因。规则的变换意味着全球资源分配份额的重大变化，这是需要在战场上分出胜负，直到失败的一方失去了反抗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新的规则才得以确立的。对于这一点，美国素所深知，也从来不像中国精英们那样抱有幻想，旧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的制度转换，最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的。大战的双方并非是所谓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的较量，而是新殖民主义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较量，最终是要决定殖民地资源和剩余提取与分配依据什么规则来进行，在特定规则与国家工业竞争力相适应的情况下，再决定全球资源分配份额。在这个意义上，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创新，也只能是在“战争是流血的政治”中间，去改变全球资源流动规则和分配份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美国的胜利，意味着中国社会剩余的提取，从此要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原来流入日本的资源现在要转而流入美国，如此而已；因此二战的胜利，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无关，只有共产党革命的胜利，才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毛泽东坚持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战略，就是阿明竭力倡导的“脱钩发展”，中国的资源和社会剩余从此不再按照列强的需要流出国界，而是要按照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福利需要来运用。

由于各国工业竞争力的不同，因此各国的追求就很不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上，是日本希图确立旧殖民主义秩序，排斥新殖民主义秩序，在自身工业竞争力不足的情况下，保证自己得到最大份额的资源和提取亚洲国家的剩余；在欧洲则反过来，是追求新殖民主义制度的德国，要以武力打破旧殖民主义帝国的桎梏。

同时希特勒德国战争机器，还要承担另外一重战略使命，就是要以战争手段毁灭欧洲的工业竞争力，以保证战后的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中间，美国拥有无可置疑的主导地位，保证美国在新殖民主义秩序下实现利益最大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回顾美国反对法国出兵莱茵，从而在政治上帮助希特勒渡过重大危机；同时在经济上还通过扶持希特勒德国的道斯威计划，帮助德国战争工业的扩张。希特勒手上的杀人刀如果不够快，显然就无法很好地实现美国的理想。

虽然二战的战线不那么特别壁垒分明，战争阵营与各国的世界秩序追求完全一致，但是形势比人强。而战争需要的效果则决不含糊，如果日本和英国不失去反抗能力，新殖民主义制度和世界秩序就肯定无法确立。如果英国和法国不在战争中间充分被削弱，美国在战后的优势就不会那么明显，新殖民主义世界秩序的确立也就不一定那么一帆风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最终打垮日本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的牺牲和美国的钢铁的成就，打垮英国法国是希特勒德国的功劳，而打垮德国的主要成绩属于苏联，最大的得利者就是那个产生理想主义学派的美国！孙子曰“以有虞备不虞者胜”，信夫！

新殖民主义制度设计的提出，就是中国义和团们的反抗带来的成本和风险感受，新殖民主义制度建设的完成，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国的精英们还被洋大人需要，还能够当官做老爷，其依据在于中国精英们可以帮助实现低成本控制中国，保证中国的剩余和资源顺利流向列强。没有义和团，洋大人不见得肯把在中国榨取的剩余，留下一部分给中国精英们享受了，说不定要安排中国著名精英蒋介石汪精卫下煤矿去了。

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有权利说义和团不高明，可以抱怨他们盲目排外和牺牲得没有价值，但是中国精英们就不能人云亦云，要知道这可是你们的宝贵资源，如果中国没有了义和团奋不顾身的牺牲，洋大人就肯定早就不再需要你们了，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个人网页： http://laotianlaotian.yeah.net

二○○四年七月三日

xlxia

[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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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角度谈国企改革的问题

我就不明白，现在好象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反对国企改革，或者主张暂停国企改革，而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人倒是主张国企改革。

我这个人实际上是喜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在这论坛上也已经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进行过一些问题的分析，本贴子也还是这样。我已经多次说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都是我的最爱，而且我更喜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觉得我在此论坛上写的有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文章要比我用马克思主义写的，要好一些。本贴子还是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我国的国企改革问题。因此，在本贴子中不要假设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要搞共产主义革命或者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什么的，我在本贴子中完全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的立场上分析问题。

那么，既然我站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看问题，当然人人就都是经济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我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不假设有人大公无私。

我站在这个立场上看国企改革，一般而言，我是赞成这样的操作，就是暂停国企改革，除非社会获得共识。

为什么？首先，谁有权进行国企改革或者不进行国企改革，当然是有权力的官员们，或者也可以叫官僚阶层。注意，我即使说到官僚阶层，也并不是一个道德的指责，或者认为官僚阶层都是坏蛋。不，我认为他们都是经济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任何人持经济人的立场都是无可非议的。

那么，既然有权力的官员们也是经济人，立即可以推断出，他们改革或者不改革的标准，是看这个改革是否使他们的利益增加，如果增加，他们就会推动改革，如果减少，他们就不会推动改革。

那么，站在我个人的立场上为什么不喜欢已经存在的国企改革呢？我作为一个经济人要计算我在这个改革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比如说，我就希望，国企改革后，更能够让我自己能够“感觉”到国企是有我的一份的，是真正体现了宪法中规定的“全民所有”的定义的。比如说，改革之后，我更能够感到中国电信有我的一份，中国银行有我的一份，大庆油田有我的一份，我有我的十三亿分之一的权利来左右我的这些财产，我会拥护改革。但事实上我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反对这样的改革。

当然，改革之前我同样也没有这种感觉，同样也不知道是怎样体现了我有中国银行的一份，中国电信的一份。但是，宪法中还是规定了我有那么一份，那么我盼望着将来有机会体现这一点。但是现在上面趁着还没有体现这一点的时候，把理论上属于我的那一份财产给卖了，则我将来都没有这种机会了。至少卖出去的那一份是属于别人的了。

比如说，现在报纸上大骂中国电信的合同中有霸王条款。我会怎么看？一方面我是中国电信的消费者，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不喜欢霸王条款，但理论上我又是中国电信的股东之一，从这个角度上讲霸王条款很好啊，霸王条款能够侵犯消费者的利益来获得企业的利益，而企业的利益有我的一份啊。

那么中国人民中还有穷得根本就装不起电话的穷人，那些人就只是中国电信的股东而不是中国电信的消费者，就更拥护霸王条款了，因为再霸王也侵犯不着他们，反而使他们受益，何乐而不为？但是报纸上全部是富人的声音，穷得装不起电话的人，是没有声音的。

其实，我上面说的这些话都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我是没有权力的，中国的穷人也没有权力。但是下面我要劝说官僚集团的人，或者不喜欢这个词我就劝说有权力进行改革的人，在改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不是小心什么“人民革命”之类的，是要小心“稳定压倒一切”这件事情，尤其是，要注意到官僚集团内部的利益均衡问题。你侵犯了我的利益，侵犯了穷人的利益，我有什么办法？什么屁办法都没有。但是，如果整个官僚集团内部利益均衡问题不解决，有可能造成管理上的崩溃。

比如说，某个国企改革之后，那个企业的头儿当了董事长，拥有相当的股份，成了亿万富翁。这个老百姓是没有什么办法。

但是如果有一个市公安局长，或者一个人民解放军的旅长，出来说话，说凭什么这家伙能够当亿万富翁，我就不能当？这才是一个严重问题。

如果说奥运冠军收入特多，大家也没有多少话可说，因为世界冠军嘛，就是说某一项技能是六十亿人类中的最优秀者，有种你也拿世界冠军啊，因此没有什么话可说。说是说拿金子堆起来的冠军，但是你拿金子来堆我，就是把我堆在一座小山上我也拿不了田径项目的任何冠军。

但是你一个国企的头儿何德何能就能够一下子拿一亿多元钱呢？回答就是说这个头儿不容易，有特殊的办法，能够把企业搞得好，能够盈利。这算特殊的技能吗？但是公安局长说了，我搞全市的治安，要破获复杂的案件，业务同样非常复杂，我为什么不能够拿一亿多元的薪水呢？那解放军的旅长也说了，一个现代化旅也有几万人，有许多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操作起来技术同样非常复杂，我又为什么不能够获得一亿元呢？

因此，官僚集团就必须找平衡，比如说，把各师长旅长公安局长的薪水也提得很高。但这样一来就立即遇到国家的财政赤字的问题，还养得起养不起？如果平衡被打破，则管理一崩溃，整个国家就有可能垮。比如说，治安队伍消极怠工，就会导致黑社会组织和反政府武装的泛滥。

所以我认为，任何改革的设计者，在每改一步的时候，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尤其是上层的利益平衡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国企的改革已经到了这一点，就是不改不行了。下面我要评价一下“不改不行”的观点。

其实，“不改不行”这个观点来是来自于右派，比如说二十几年前右派就鼓吹“不民主不行了”，结果二十年过去了，中国还是在发展。

打个比方吧，一个病人得了蘭尾炎，医生对他说，你这个病不手术是不行了，这是可以的。医生这样说，也是因为给蘭尾炎是相当成熟的技术，可能医生们也都有共识，也都知道应当怎样做，比如先麻醉，再消毒，再剖开肚子，等等一系列的程序。

但是如果一个人得了一种怪病，医生之间的观点还都不同，这个时候一个医生出来说“你这个病不手术是不行的了”，如果同时还有另一个医生说根本不对，如果手术了死的更快，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病人，你相信哪一个？或者说在诸位医生还没有取得共识的时候大家却认为不管怎样，手术还是要进行的，先剖开肚子再说，能这样吗？

一些经济学家说，国外的董事长薪水都是挺高的，相对而言，国内的老总们拿得太少了。你怎么不说国内的工人们拿得太少了呢？怎么不说国内的警察，国内的军人拿得太少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