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姆伯恩斯说：张艺谋完蛋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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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0 10:32:18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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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伯恩斯: 张艺谋完蛋了

　作者:　发表日期: 2003-11-16 09:57:08 返回《记者的家》快速返回
　

张艺谋的电影，我一度也非常喜欢。但是，现在，我觉得他已经是过了气的人了，成了过期的罐头，而且发出不良的气味，已经不再能让我感兴趣了。

不再喜欢张艺谋，是因为他新近拍的所谓巨片《英雄》。《英雄》在我看来，愚蠢无比，从对话到表演、到导演思想、到故事主旨、到故事的叙述方式，都愚蠢拙劣得无以复加。

一度非常喜欢张艺谋，觉得他的电影在铁桶一般严密的专制之下，能够委婉曲折的表现个人价值。也就是说，他的电影跟他在其中生产电影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审查制度之间有一种张力，一种紧张关系。

除了最高领柚可以拥有绝对白由（可以自由为虐）之外，其他芸芸众生都应当是国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这种野蛮、落伍、非人道、非理性的意识形态，在号称（并被外界普遍夸赞的）实行「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依然被官方公开宣扬。

去年十月访问中国，下飞机住进旅馆，打开电视首先看到的一个节日，就是一个老模范工人如何勤恳为国工作几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她不断遭解雇（用中国话说就是「下岗」，听上去好像是下班，可以回家喘息休息，而不是断绝生计的坏事），但是她都没有抱怨，而是继续勤勤恳恳，自谋生路，不给国家找麻烦。

当时看到的第二个电视节日，是台湾游客到中国大陆旅游观光，他们如何跟大陆人唱起歌来，大唱「我们都是一家人」说实话，我对电视向来反感，认为电视是败坏脑子的蠢物，我在美国也很少看电视，也反对家人、孩子看电视。但是到了中国，看到这些比美国电视还愚蠢的电视节目，看着这些愚蠢得无以复加，赤裸裸的政治宣传，我很为中国人悲哀，为中国悲哀。

在中国，千百年来，从焚书坑儒到「菜根谭」，百姓有意无意的接受、或被迫接受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鸡蛋不能碰石头，百姓应当服从皇帝或最高领袖，逆来顺受是百姓的最高美德，个人是无足轻重、无关紧要的。把这种蔑视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推到了极端，要百姓不要看重自己的个人价值，自己的福祉，自己的生命，不许老百姓从个人的生命价值、福祉、尊严出发对当局提出质疑。当牛当马几十年，我就可以终身生活有保障。为甚么在我即将进入老年，在我最需要生活保障也理应享受生活保障的时候，要抛弃我不管我的死活，非要我在风烛残年的余生自谋生路呢？

● 张前期划电影颠覆价值

在中国这种完全蔑视个人价值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环境中，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试图伸张、鼓吹个人的生命价值，因此，他的电影就显得有趣，因为有张力，有紧张。

换句话说，张的这些电影所表现的对个人价值的尊重，是跟抹杀个人价值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或相对抗的，是对价值观的颠覆，有可贵的颠覆性。作为消遣的文学，跟作为消遣的许多体育活动或游戏一样，必须有对抗才有趣，才值得看，值得玩。

顺便说一句，这里所说的颠覆性，是一个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概念，文学理论概念，不是法律、政治概念，尽管任何专制国家，文学和文学理论跟政治和法律是划不清界限的。毕竟，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而辉煌的文字狱历史的国家，直到今天，在中国大陆还是不断有人因为文字而入狱。

在西方，文学的颠覆性，文字的颠覆性大致指的是对强权、对现成观念、强势理念的颠覆，反抗，突破，人的思想可以借以活跃起来，保持新鲜，不至于僵化。用中国老话翻译来说就是「突破巢臼」。

文学艺术的突破巢臼，不一定非要跟官方对着干或惊世骇俗。关键在于文字或艺术作品的生产者是否有心。从美国文学来看，也可以举出很多颠覆性的文学例子。举一个我所熟悉也喜欢引用的例子来说吧。当年的奴隶贩子从非洲劫持黑人到美国来，让他们充当会说话的牛马。奴隶主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原始宗教，接受基督教，让他们相信，他们天生只配当奴隶。黑奴们不肯放弃自由的希望，高唱基督教的圣经歌曲，表面上是对奴隶主的服从，顺从，甚至还好像是哀求，但是，他们的歌实际上表达了他们的「心怀不轨」，他们不肯乖乖就范，甘当奴隶。对基督教灵歌如此利用，就是对奴隶主所强加的基督教的颠覆，是对奴隶主的价值体系的颠覆。这样的颠覆就是上好的文学。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的价值。

我们所看到的张艺谋先前的电影所具有的力量和价值也是这样。例如，电影《活着》表面上是遵循、服从中国执政党有关政权历史问题的评价标准，只是对「解放」后的某些过火的、荒谬现象进行批评、讽刺。但是，《活着》也很容易让人看到，生活在蔑视公正、蔑视个人生命和个人价值的政权下，活着是多么艰难。这无异是对「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颠覆，是对政权存在理由的颠覆。

张先前那些比较好的电影，剧本也很好，人物对话常表现出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幽默。我本人最喜欢的一句对话是电影《活着》当中，一个好心的街道干部说到一个被镇压的所谓的恶霸：「他家的房子用的木料真是好，大火烧了三天才烧完。」（不妨也可以用这句妙语概括中国两千年来的文明史。）

● 张艺谋想拿奥斯卡奖是无知

但是，电影《英雄》则让人大失所望，因为它成了沆溪一气的宣传。影片力图展现暴君秦始皇如何富有人性，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富有雄才大略（他焚书坑儒则一字不提），而反抗秦始皇的人也是从维护文化的大义出发进行反抗。个人的生命价值成了不值得一提的东西，或可有可无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东西。当然，电影里面也有爱情，但是，爱情在里面完全是拙劣的多余佐料。

让张艺谋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电影《英雄》的首映式，也多少说明了一点问题。政权大约是希望人民体谅它的苦衷。至于国家统一是为了甚么，国家政权稳定是为了什么，谁若胆敢询问这些问题，一定是图谋不轨。

看了张艺谋的《英雄》，我觉得他完蛋了，已无甚可观了，我今后再也不要看他了，因为不必看，他已经黔驴技穷了。他试图用《英雄》角逐奥斯卡奖，我看也显示了他的无知。得奥斯卡奖的电影固然不一定都是十全十美的佳作，但是，至少是到目前为止，奥斯卡奖评奖人还无意自贬身价，为那些给强权歌功颂德的宣传性作品加冕。

我觉得，假如要用一句话来笼统总结所有的奥斯卡得奖电影，大约可以说，这些电影都表现的是个人，个人生命价值的可贵，跟《英雄》的价值观是南辕北辙的。其实，岂止是电影，当今世界得到普遍推崇的文学作品，无一不是力图表现个人，表现个人价值，而不是为当局、为抽象的国家统一之类的大义辩护。

或许我是一个很政治化的人，但我并不主张在评价文学艺术作品的时候，应当奉行政治标准第一。然而，我不能放弃我的文艺作品评价标准，这就是文艺首先是为个人的，而不是为当权者歌功颂德或为他们开脱罪责的。

● 梁朝伟有天真无知的价值

我说这话，我相信没有丝毫冤枉张艺谋。《英雄》的男主角之一，香港电影演员梁朝伟在《英雄》公映前后在香港说XX事件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所迫不得已的。在招致港舆一片声讨之后，梁又发表声明，大意说他是个天真无知的电影演员，不是政治家，所以说话难免说错。

其实，梁的价值和可爱之处就在这里，他确实是天真的，对政治外行，所以把话说错了。他的话引起了无益的争议，妨碍了力图以喜闻乐见的电影形式对人民进行思想灌输的计划、图谋或努力。

张接受了政治，必然导致了他在艺术上的破产。他的政治和艺术的破产是互为因果的。艺术家固然不必是精明的政治家，但却必须有敏锐的感觉。张政治上糊涂，对人心和周围世界失去了敏锐的感觉，也就注定了他弄不出让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作品。

这也是所有的宣传性作品的共同致命伤。《英雄》虽然场面庞大，但是，看了半天，我没有看到一个让我感动的镜头。所有的演员，从陈道明到李连杰表演都死板僵硬，了无生气。他们的对话也是笨拙有加，根本不是人话，当做鬼话又不够警辟或不够古怪阴森。

悲夫。几年间，张艺谋由一个相当有成就的艺术家转变为宣传机器的马前卒，由一个有新鲜思想和新鲜感觉的艺术家转变为一个精神奴隶，御用导演。据说，他还要导二OO八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闭幕式。政治的力量，御用文化的力量实在强大，实在可怕。

从某种意义上说，由张艺谋来导演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可能是一个非常恰当的选择。他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一定会跟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的庆祝仪式一样规模庞大，大而无当，乏味无聊，催人昏昏欲睡，但绝对在政治上保险，即使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挑不出任何反意。

假如说当局觉得《英雄》很不错，值得动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神圣殿堂来给他举行首映式，那么，我们也就不妨把《英雄》看做二OO八年的北京，大致知道了它是甚么东西。到时候，我们与其守候电视机看那种无聊乏味的东西，还不如走出家门，到前院或后院种种花，拔拔杂草。

（汤姆．伯恩斯：长住北京的美国人，有很高中文造诣，本文是作者亲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