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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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3月10日是个星期日，当天报纸上的头版新闻和脱口秀节目的话题都是阿富汗。塔利班已被废黜，崎岖不平的托耶巴德山区已布下天罗地网，开始追捕奥萨马·本·拉丹，代号“蟒蛇”行动。《华盛顿邮报》头版约一半的版面都被一幅大规模轰炸山区据点的照片占据了，还附有详细介绍行动进展的报道，并说明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伤亡人数总共为58人。这是一篇不可不读的惊天要闻。



　　在这份报纸的A12版上还有一篇文章，却默默地缩在那里很少有人问津。文章是关于该周参议院辩论的，辩论的主题是将汽油的英里数要求应用到休闲越野车上的问题。这些要求是继1973～1974年的石油冲击之后于1975年对轿车采用的，称为企业平均燃料经济标准。当时美国汽车每加仑燃料所行驶的平均英里数为13英里。该标准要求，到1985年，美国制造商新生产的小客车要达到每加仑燃料行27?5英里的平均燃料节约标准。轻型卡车到1979年要达到平均每加仑燃料行17?2英里。

　　最初效果十分明显。七年之内，美国新出轿车的每加仑平均行驶英里数便从 13英里上升到了25?1英里，1987年达到了每加仑26?2英里的高峰。然而，从那时开始，休闲越野车和皮卡就开始作为日常家庭用车流行起来了。到 2002年，数量已占汽车总销量的一半还多。汽车市场上这一变化使汽车生产商获利甚丰，休闲越野车和皮卡车的利润要比轿车高得多，但对节约燃料却造成了严重破坏。参议院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时，平均汽油英里数已经滑到了每加仑24英里。美国的汽油消费量和石油进口量都在猛增。为了努力改变这种状况，参议院正考虑通过一项将轿车的标准延用到休闲越野车上去的议案，目标是将全美休闲越野车的每加仑行驶英里数增加3英里，大约上升到1987年的水平。

　　《邮报》的文章引用参议院少数派领袖特伦特·洛特的话说，提高标准一事无法接受，因为“这里还是美国”。标准要是提高了，他就不“能再开车带孙子绕着牧场转了。”倘若这不是大肆夸张，那就是太不幸了，每个美国人听了都会心碎的。然而，洛特这番话与“蟒蛇”行动那篇头版报道之间的联系，却似乎无人看到。为了得到一桶油，好让我们能在牧场上转一圈，我们到底愿意牺牲多少条性命？当然，这个问题问得不大公平。但问题的结论我们却难以逃避。那就是，洛特认为石油就该便宜，因为这是美国，而美国有权享用廉价汽油。“蟒蛇”行动造成的人力和物力损失，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想法造成的结果，只不过这一点深藏未露而已。

　　在伦敦或欧洲的其它地方和日本，人们难得看到休闲越野车。主要原因是，在所有这些地方，加油泵里的汽油每加仑要卖 3?97美元（日本）到4?66美元（英国）。没有加税前，这些国家的费用要低得多。实际上，美国的税前价最高，为每加仑1?20美元，其它发达国家平均大约为1?10美元。但是，美国只加约38美分的税，其它发达国家所加的税比它高6倍还多。欧洲和日本生产的汽车能达到每加仑行大约34英里——或者说比美国车每加仑高10英里，真是一点都不奇怪。美国车如果能达到欧洲和日本车的节油水平，美国就根本不必进口波斯湾石油了。

　　节能方面的差异并不仅限于轿车和卡车。你如果从布鲁塞尔去巴黎，可以乘坐高速列车，坐日本有名的子弹头列车的欧洲改进型，大约1小时20分钟就能到达，距离大致相当于华盛顿到纽约之间那么远，可是所需时间只有乘美铁市际高速列车的一半。因此，乘火车从巴黎往返布鲁塞尔的人要比坐飞机的多。欧洲建了现代化高速铁路系统之后，大大降低了对节能较差的飞行旅行的需求，人们更偏好效率极高的铁路。

　　电价和汽油的价格一样，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同样较贵，难怪美国人均用电量比用电第二大户日本多一倍。事实上，日本很强调节能问题，他们可以用比美国少一半的能源创造国民生产总值中一美元的产出。当然，日本是一个小国，大多数人口和工业都集中在东京与大阪之间的狭长地带上，所以距离与气候的差异都不如美国大。但欧盟地域辽阔，气候与地形差异大，人口比美国多，国民生产总值与美国大致相当，但情况却与日本。要创造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一美元的价值，欧洲人只用美国人所用能源的2/3。假如美国像欧盟那样节能，它就可以不从波斯湾进口石油，连石油进口周期也可以没有了。这样，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1000亿美元，美元也可以不再通过中东的石油生产国再流去为恐怖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教的传播提供资金，并可以大幅度减少美国在波斯湾部署军事力量的必要了。这些兵力的部署每年要花费600亿美元，这就将海湾石油的实际成本抬高到了每桶大约200美元。世界各国的许多观察家都感到不解，为什么美国不纯粹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认真考虑一下防止浪费能源的问题。依我看来，个中缘由与美国的应得权利感有关，另外还牵涉到我们对个人自由的热爱问题。但这种自主换来的却是不自主。这种不自主会使我们很脆弱，而脆弱反过来又会导致战争、毁灭和死亡，最后便是提醒我们做深刻的反省。

布鲁克林区的弗莱特布什是19世纪90年代式的典型郊区，离闹市区曼哈顿有二十分钟的车程，街区短而直，有人行道；房屋密集得在凉台上就可以和邻居很方便地聊天；商店、学校和火车站就在附近。汽车在这里简直没有用武之地，事实上，只会因塞满街道而惹人讨厌。当初建弗莱特布什的时候，根本就没把汽车考虑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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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战后的繁荣，主要是因为建造了种类迥异的郊区而促成的。新的住宅区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在远离市中心区的地方。大多数人认为那里是乡下，可是这乡下形成了一种新型的郊区，街区长而弯，没有人行道，却有半英亩或再大一点的小块地，走着去哪儿都不近，附近没有商店或火车站。这些房子一开始建得就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娱乐室、乡村厨房和小巧舒适的书斋成了必备处所之后，房子就建得更大了。当然，这些房子全有温度、湿度控制，装满了各种最新电器。战争结束十年后，900多万人搬进了这样的郊区。到1976年，住在郊区的美国人要比住在乡镇或市区的还要多。

　　当然，所有这些人都得到某个地方去购物，郊区的沿公路商业区就此应运而生。这种商业区与老市区的商业区也大相径庭。代替一排排好几层楼高、面朝公用人行道商店的，是郊区分区法规规定在巨型停车场中间建立的一簇簇低层商店——常常盖得从一家店走到邻近的一家都很不方便。同时，市区的面貌也在变。由于很多人住在郊区，市中心区就成了高层办公楼群。不过，这些楼房并不是早期那种砖石结构的，而是闪闪发光的玻璃高层建筑，夏天像热水器，冬天像冰箱，只有装上温度与湿度控制系统才能住人。这些系统之所以能够存在，得力于廉价的能源。

　　起初，郊区的人口集中程度不足以吸引私营铁路线投资，但它们又在城市的管辖区域之外，没有建立公共交通的可能，所以去那里的惟一办法是开汽车。导致这一结果的另外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铁路线是由私人公司来投资、维持和交纳税收的，公路却属于由政府提供的公益事业，公路建设业因之随着住宅建筑一道兴旺发达起来了。这一切的典型例证就是洛杉矶。那里的公共交通系统刚见雏形就被毁掉了，原因是一家由汽车、燃料和轮胎公司组成的联营企业买下了市内有轨电车公司。他们关掉电车公司，将轨道拆除，把电车路线改成了公共汽车路线，目的是想为公共汽车、轿车、轮胎和燃料扩大市场。这个想法获得了成功。

　　1947年，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修建大型公路系统，该系统将连入整个地区的公路网。新泽西州紧跟着建了花园州花园州：新泽西的别称。——译者注风景干道和新泽西收费公路，其它州也大都很快跟进了。1956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州际公路法案》，计划建一个全长4?1万英里的全国超级高速公路网，从此拉开了最大公路项目的序幕。该项目主要是作为一项全国安全措施来搞的，它可以使人们在遭到原子弹袭击的情况下迅速撤离城市。然而，设法使这个项目得以通过的并不是军方，而是一大批来自汽车、石油、橡胶、房地产、货车运输和停车业的说客。艾森豪威尔说它 “将改变美国的面貌”，此言确实非虚。

　　人们不仅把他们的住所搬往郊区，连办公室也开始搬往郊区了。航空旅行的增加，使人们感觉办公室设在机场附近也很诱人。航路和机场与公路一样，也是由政府负责修建与维护的。由于喷气式客机大大减少了旅行时间，而且可凭借价格低廉的燃料成本降低票价，所以旅行者大批转向这种新飞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人逐渐对享有补贴的公路和航运渐生好感，公共交通和铁路日见衰微。

　　1975年，无论在规划上还是在建筑上，这个国家都是小汽车和飞机胜过火车和公共汽车，私人交通胜过公共交通。我们大都住在房距甚宽的大房子里，离工作地点、娱乐场所或其它有可能去的地点很远。价格低廉的能源给予我们的生活方式使我们再无选择：这个国家的结构布局要求如此。

　　造成这种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汽车——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于人们很多时间都是在车里度过的，所以把汽车看成自己个性的一种表达方式，汽车也因之变得车体更大，马力更大，而且更豪华了。尾翼和全框架镀铬金属保险杠，使车身增加到25英尺长的汽车愈加生辉。自动换挡装置和空调，与250多马力的V型8缸发电机一样，已成了标准配置。1973年，一般小汽车每加仑燃料只行13英里又有何妨呢？汽油不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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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汽油成其为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早在1943年，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就写过一篇题为“我们即将无油！”的文章。20 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发现没有重复。随着消费的不断增长，美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纯输入国。这种情况来的比大多数人所预料的要早——1948年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石油的进口超过了出口。自从首批移民抵达詹姆斯敦开始，美国就不曾对能源有过依赖性，而如今要开始了。



　　不过，这种转变除了标志着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外，并没有立即引起过多的注意。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维持价格稳定，用的是使实际产量远低于最高产量法。这种做法的一项副产品，就是在危机发生时可以使生产能力猛增。正是这种剩余生产能力，使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了胜利的余地。1948年至 20世纪60年代末，产量继续保持在日产几百万桶的水平。但是消费量增长得比预料的更多。由于欧洲和日本都已复兴，其它国家也开始工业化，所以消费量增长的不止是美国，全世界的消费量都增长了。1960至1972年间，自由世界的石油消费量从每天1900万桶攀升到了每天4400万桶以上。1970年，当美国的产量上升到了最高峰，达到每天1130万桶时，剩余生产能力下降到了每天100万桶，从此便一路下跌。1971年，铁路委员会批准全力生产。可是，进口量仍在迅速上升，从1967年的1天200万桶多一点，升到了1973年的600万桶，占美国消费量的35%以上。1968年，国务院通知在巴黎的合作与发展组织，日后万一发生危机，美国将无法提供剩余生产能力。世界和美国这时已十分依赖中东的产量，而且这种依赖有增无减，而中东则是世界上最不保险的地区之一。

　　尽管在古时候已有所知，但直到1900年，石油才成为中东商业兴趣的焦点。当时，一贫如洗的波斯国王想稳住他一贯朝不保夕的财政状况，便找到一位退休的英国外交官，探讨有无可能出售在波斯勘探石油的特许权问题。英国企业家威廉·K·达西在澳大利亚从事金矿开采业发了财，还做过多次投机生意，他买下了这一特许权，并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于1908年5月26日上午打出了第一口自喷井。1909年，威廉·达西的公司作为英波公司挂牌了，后来的美国企业家称之为“首次公开亮相”。在后来的五年里，由于英国与德国的竞争日趋激烈，英国政府在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强烈敦促下，把宝重重地压在了燃油的海军船只上，以代替烧煤的船只。国王陛下的政府继后于1914年6月购买了英波公司51%的股份，后来证明这是明智之举。在那年8月开始的战争中，英波石油公司生产的石油占国王陛下舰队所耗油料的20%。

　　中东大油田的发现与开发过程，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故事，只是说来话长，无法一一细谈，只好长话短说：达西在波斯发现了石油之后，竞争就开始了。中东各地一贫如洗的酋长，顷刻之间全成了西方寻求钻探特许权的企业家们所钟爱的对象。英国人依仗自己帝国的势力范围，得到了其中大部，地点在后来成了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地方。但是，他们不知怎么都弄得自己认为阿拉伯半岛没石油。所以，当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孚石油公司去拜访伊本·沙特国王，要求获得在沙特阿拉伯钻探的特许权时，有个英国外交官就劝这位不愿让外国人在他的王国内到处戳窟窿的国王，让他干脆把钱收下，因为那里本来就没油，这样他既可以拿到钱，那些外国人也过不了多久就得走了。然而，1938年3 月，达曼7号井喷出了石油，后面发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当时建议美国往这个王国派驻外交代表，美国政府认为没有必要。尽管如此，沙特阿拉伯的石油是一家美国公司发现的，这一点后来证明十分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中东，特别是阿拉伯半岛有石油一事已人人皆知。在战争进行过程中，起初认为那项建议并不重要的美国，却用租借资金支持了沙特油田的维护。不过，中东的石油产量在战争期间还只是具有微不足道的意义。

　　当20世纪40年代成为过去，50年代开始之后，这种状况迅即发生了变化。1946年，欧洲3/4的石油来自美洲。1951年，一半以上就来自中东了。向中东产品的转变，殖民主义的结束，该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以及以色列国的建立，加在一起生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其主题有两个：一个是产油国政府争夺石油控制权的斗争（注定要成功）持续不断，定价时抛开大石油公司另搞一套；另一个是抹去（仍未成功）或严格控制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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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石油危机开始于1951年，即伊朗（先前的波斯）将英波石油公司国有化之时。此举引起了一片混乱，英国实际上对新成立的国有化公司实行了贸易禁运，使它大幅度减少了中东石油流向世界市场的数量。不过，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手中依然很有意义的剩余生产能力，很容易地弥补了这个差距，消费者没有受到损害。第二次危机始于1956年。当时埃及领导人加麦尔·阿卜杜勒·纳塞尔采取行动，将英、法所有的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并控制了水路运输。英、法两国联合以色列做出反应，派部队去夺取运河区。这一行动的结果当然是运河被关闭，从中东运往欧洲的石油再次中断了。英国和法国本指望美国会支持他们的行动，不料艾森豪威尔总统感到十分震惊，认为这样做只能将阿拉伯人推向苏联，因此不但要求英国人和法国人撤走，还说不撤走就不给他们用作缓冲的石油。这一威胁起了决定性作用。入侵的军队一离开埃及，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再次出面保全了欧洲。

　　第三次危机源于1967 年6月5日开始的六日战争。以色列那天向威胁它的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发起了先发制人的袭击。有可能使用“石油武器”的说法在阿拉伯人的圈子里本来就已流传了一段时间，这时便剑拔出鞘了。6月6日，阿拉伯国家的石油部长们宣布实行禁运。6月8日，交运的石油量减少了60%。由于欧洲迅速增长的石油需求3/4要靠中东的石油来满足，所以形势十分严峻。不过，铁路委员会再度赶来救援了，它每天从剩余生产能力中拿出100万桶作支援。到7月份，“石油武器”显然变成了一把橡皮剑。

　　然而，1973年，世界石油市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美国再也不是什么最后可以依赖的供油国了，沙特阿拉伯才是，而且连美国都得靠它来获取最后一桶油了。1960年，石油出口国为了夺取收益和控制权同石油公司作斗争时成立的“欧佩克”，当时尚未家喻户晓。尽管它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市场上有余量供应的状况和美国的剩余生产能力不断削弱着它的努力。然而，新的形势激励着它在与石油公司的年度谈判会议上采取强硬路线。1973年的年会定于10月8日在维也纳召开。10月6日，也就是以色列的赎罪日，埃及领导人安瓦尔·萨达特

对占领西奈和加沙的以色列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在维也纳的谈判桌上，石油公司提出油价提高15%，上升到大约3?45美元1桶，欧佩克的石油部长们哄堂大笑。他们的回答是：要么加倍，要么免谈。与此同时，萨达特一边努力压美国和欧洲迫使以色列撤退，一边恳求他的阿拉伯兄弟再一次拿起“石油武器”。沙特阿拉伯感到左右为难，它既不愿意疏远美国，又在建立以色列国的问题上与其它阿拉伯人同样心有不平，不过几经犹豫之后还是同意了。10月17日，禁运正式宣布，这次“石油武器”证明是一把钢制的托莱多宝剑。

　　在我当时居住的比利时，由于汽油短缺，人们竟然把马和牛套在了汽车上。有一次租车去我们公司驻费城的总部，我还在车里备了书和杂志，以备排队加油时消磨时间。10月16日，原油的价格涨到了每桶5?40美元，12月中旬成了1桶17美元。在美国的汽油加油站那里，价格暴涨了40%。最后，亨利·基辛格终于通过谈判结束了这场对抗。萨达特这时也正盼着与美国建立新的关系，便呼吁阿拉伯人还剑入鞘，3月18日，他们收剑罢手了。

　　然而，禁运虽然结束了，新的势力结构却留存未去。欧佩克的黄金时代开始了。在其后的五年，市场复归稳定，价格却大大高出了人们的想象。继后，伊朗国王被推翻，阿亚图拉·霍梅尼崛起，1978年底伊朗的油田被关闭。石油价格再次暴涨，紧跟着又是一片恐慌。全球经济受到巨大冲击。工业国陷入大衰退，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6%，失业率翻了一番，上升到了9%。日本的经济增长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现停滞。那些本身不产油而且基本无力支撑高价格负担的发展中国家则境况更惨。在全球经济停滞之时，大批大批的钱哗哗地流进了欧佩克国家的金库，尔后又主要通过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以贷款给负债日益增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形式，重新输入到了石油进口国。全球的民众不禁要问，是否真就别无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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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三十年前其实就有人问过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的石油蕴藏量可能并不是无限的这一点越来越清楚，于是很多人开始探讨保证供应的替代办法。有些人主张和平时期增加进口，将国内的储备留作急用。这个想法非但没被采纳，反而为了使国内生产商获利，对进口实行了限额。从理论上说，开采量更加大了。在落基山脉有着巨大藏量的煤和油页岩的美国，似乎完全有能力建成可以无限期保障供应的综合性石油工业。1947年，内政部提出了一个100亿美元的曼哈顿式计划，打算在未来四五年内建成综合性燃料工业。该计划最后

得到了8500万美元的研究费，但由于综合性石油工业的成本比当时唾手可得的廉价外国石油高出许多这一点已很清楚，该计划还是夭折了。

　　在继后的二十年里，从处理早期石油危机的成功衍生出了一种安全感，是否“别有良策”问题就没人提了。艾森豪威尔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宣传州际高速公路项目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们肯定无人提起。这真是一大历史讽刺，因为该项目将严重加剧美国对外国石油供应商的依赖。前国务卿迪恩·艾奇逊在六日战争后撰写他的回忆录《创世亲历记》时倒确实说过，假如“我们从太空计划的投资中拿出一丁点儿用于在美国和欧洲发展实用的电气汽车和核发电厂，我们早就能很好地解决空气污染问题了，欧洲也可以从对中东的依赖中解放出来了，苏联也不必向其中渗透了。可惜没有引起注意。但现在这个问题又重现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紧迫。

　　东京和欧洲对1978年危机的反应迅捷而猛烈。日本颇有影响力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关掉了总部大楼的电梯，减少了冬季供暖量和夏季空调量。我记得那时候整个谈判会议期间不是大汗淋漓，就是在穿着暖和针织套衫的日本同僚面前瑟瑟发抖。这些措施当然是象征性的，但也表明日本能够采取强硬的新政策。在供应方面，日本搞了个建核发电厂的大项目，开发来自东南亚和俄罗斯的液体天然气，并尽可能让一些用石油的地方改用煤。然而，更富有意义的是，这个国家努力通过保护能源来减少需求。汽油税和电的价格也提高了。政府和业界都为创建更有效的工序和设备而努力。最重要的或许是，日本政府使公民确信，日本的未来有赖于保护能源，从而利用日本人那种传奇式的挖潜能力。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国际贸易与工业部开始制定规则，将日本的工业结构从能源密集型转向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领域。20世纪80年代，日本以此向美国发起了猛烈的挑战。当时国际贸易与工业部的副部长天谷直弘曾经对我说，整个事情一直可以说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减少石油用量与增加能效的政策，无疑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有效。1985年，日本每生产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美元，就少用整整 51%的石油。

　　这还不是全部，日本当局还对燃料和汽车课以重税，对能效高的车型实行部分退税优惠之后，他们的轿车和载重车的效率有了极大的提高。例如，日本所有出租车几乎都靠液化天然气行驶。丰田和本田两家共卖出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混合型车3?6万辆。这种车2002年在美国每加仑燃料行驶50多英里。与此同时，他们在全球的竞争对手却一辆也没卖出去。1985年以来，日本在整个能源需求中对石油的依赖已从近60%减少到了大约50%，它每一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用量是主要工业国家中最低的。此外，它的长期能源政策使它到2010年还能再提高30%的能效。

　　以法国为首的欧洲也效法日本，提高了本已不低的汽油税和电的价格。在核电方面，法国采取了极为积极的政策，比日本走得还远。欧洲人在强调保护能源方面也效法了日本的作法，而且法国又走在前头了。楼房供暖热度规定不得超过摄氏20度。为了保证落实到位，监督人员还常常不事先通知就到场检查。法国人甚至禁止有可能被看作是鼓励多用能源的广告出现。政府的计划以及相当高的能源价格，同时也加快了对北海石油的勘探与开发，促进了将苏联的天然气引入北欧的努力（美国激烈反对）。如同在日本一样，这些政策取得的效果比预期的更好。1973年，法国的电63%是由石油、天然气和煤共同提供的，如今75%的电是核电，石油发电所占比例不足1%。欧洲还将大多数汽车从以汽油为动力改成了以柴油为动力，并因此将新车型本来就很高的节油量从每加仑行驶28英里提高到了大约每加仑行驶35英里。欧洲本已相对较低的耗能量从每美元国民生产总值8400英制热单位稳步降低到了2002年的7400英制热单位。欧洲的人均耗电量一直保持在不足美国1/2的水平上。像日本一样，欧洲也有一个未来能源保护与多样化的明确计划，该计划同样十分强调开发非传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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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反应则是间歇性的，思路混乱，而且常常意见不一。1973年，尼克松总统宣布了一个“自立计划”：美国将以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的精神，到1980年获得能源自立。可是，尼克松不久即因水门丑闻销声匿迹了，这一计划落得连计划阶段都没进入。不管怎么说，它没得到多少支持。公众认为美国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威胁，当时的国会听证会使很多人以为石油短缺是那些大公司造成的。人们都希望华盛顿做点什么，但这点“什么”似乎意味着消除加油排队的现象，恢复以往的低价格，让石油公司付出代价。福特总统紧步尼克松的后尘，提出了一个十年计划，打算建200个核电厂，250个大煤矿，150 个烧煤的电厂和20个合成炼油厂。现代石油工业奠基人的孙子，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又将赌注提高，提出了一项 1000亿美元的计划来支持搞合成燃料和其它经济上无竞争力的能源。形形色色的反对派也没让其中任何一项进入计划阶段。

　　然而，尽管争议不绝，还是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一是批准铺设横穿阿拉斯加的输油管，这样就能开发阿拉斯加的油田了；二是燃料效率法得以通过，要求到1985 年新车平均每加仑行驶27?5英里。卡特总统1977年一就职，即把能源问题作为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并把自己的政策称为“战争的道德对应物”。有些人打趣说，这几个词的首字母缩拼在一起意为“喵”，而这场争论有时也确实听起来像猫叫。除了对汽车燃效的要求外，在能源保护方面没作什么强调，石油实际上仍在实行价格控制。为了迎合公众，人为地将价格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卡特把设法使国内石油上升到世界市场价格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不料却发现公众并不认为有危机存在。最终他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占了上风，却付出了高昂的政治代价。卡特的其它建议包括：对燃效确实不高的汽车征收“油老虎”税，对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高的汽车实行退还部分税款，增加汽油税，实行旨在促使转为烧煤发电厂的一系列税收优惠和规定，一项使能运行的核发电厂数目翻一番的计划，对太阳能设备和绝缘材料的投资实行课税扣除，将设备标准从自愿性改为强制性的，对新建楼房实行强制性性能标准，大幅度增加研究与开发资金和对再生性资源能源开发的优惠，消除公共系统网络中使用工业用电的障碍，建立可维持90天石油供应的战略石油储备，还有那个让人不忍放手的老计划，即最终从落基山脉的页岩里一天生产250 万桶油的那个200亿美元的合成燃料计划。

有趣的是，公共交通或铁路只字未被提及。即便提到了，也是在劫难逃。最后的结果是，国会删掉了汽油税和给高英里数车退还部分税款这两项。1978年三英里岛上核事故的发生，基本上堵死了发展核电力的可能。由于在环境方面有极其严格的新要求，在美国境内建核电厂成本高昂得无法承受，更不用说容易惹官司的事了。尽管如此，卡特的计划对高效能和从石油改用其它能源增加了大量优惠，而且确有成效。我和其他数百万美国人一样，利用课税扣除这项政策，将家里的绝缘材料增加了一倍，还装了一个太阳能热水器，我所在的纸业

公司也采取了增加效能的重要措施。汽车的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1985年翻了一倍，每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费从18400英制热单位降到了13400英制热单位（日本从5000下降到了3946）。与此同时，随着阿拉斯加石油的开始输送，供应量也高了。高油价及其它优惠措施促使美国发现了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

　　不过，里根政府的上台使美国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变得更加符合这个国家潜存的平民主义道德观念了。当时我担任商业部长的顾问。我还记得合成燃料计划等被放弃掉时的那份疯狂。在竞选期间，这份计划曾受到公众的嘲笑，被称为政府的大包袱。（加拿大这个石油出口国则坚持不懈地实行自己的计划，今天它出产的油中20%是合成油）。联邦政府对能源保护的资助削减了70%，能源研发被砍掉64%，对新车实行高节能标准的建议被删除了。强调的重点全都是供给方的经济学政策：用课税扣除和管制鼓励钻油，增加产量。供应量确有增加，不过主要是因为阿拉斯加输油管的关系，再就是沙特实行的将价格维持在低到非传统能源不再有吸引力程度的政策，另外还有北海、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墨西哥及其它地区产油量大增之故。

　　油价的下降，领导人对政府需要有工业政策的嘲笑，使得消费趋势开始发生逆转。随着老车逐渐被新车代替，以及新的建筑标准和新的工业流程不断在经济中发挥作用，生产国民生产总值中的1美元所需能源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在变慢，即便是在美国的能效处于远低于其它工业国家的水平之时。人均能源用量从1973年的3?66亿英制热单位，降到了1983年的3?14亿英制热单位，但1997年又回升到了 3?52亿——比日本和欧洲的比率高一倍还多，这两个国家分别为1?65亿和1?70亿英制热单位。新车、轻型卡车和休闲越野车的每加仑汽油行驶英里数 1988年达到最高峰，为25?9，然后又跌落下来了，因为1加仑汽油的实际零售价1972年为1?08美元，1981年升到2?05美元，1997年又落回到1?15美元。经过1977至1987这段时间的下降后，石油进口重新开始稳步上升，1997年超过了1977年的水平。新车的平均马力在1982 年后稳步上升。再生性能源的用量从1984年美国能源总消耗量的近10%，下降到了1997年的7?6%，而电的实际零售价，在1973年到1982年期间上升了53%之后，又于1997年回落到了接近1973年的水平。不管是不是偶然巧合，冷冻库在1972年到1993年间在节能上改进了294%，其后，一达到强制性标准，曲线就完全变平。1978年以来，没有订购过核电厂，现有的也在逐渐消亡。与此同时，战略石油储备从1985年115天之高的供应量，于 1999年底下降到了52天。总之，当美国迈进21世纪时，它的能源状况越看越像1973年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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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9月22日，欧佩克的部长们云集维也纳，为该组织当年晚些时候的二十周年大庆制订计划。庆祝活动预定在欧佩克成立的城市巴格达召开。可是，庆祝会没有开成。同天，伊拉克与阿亚图拉领导的革命的新伊朗之间长期隐忍未发的仇恨以战争的形式爆发了。伊拉克向伊朗的石油设施发动了大规模袭击。在萨达姆·侯赛因总统的领导下，（关于萨达姆其人，世界以后会更加熟悉）伊朗人预计能速战速决，不料战争却持续了七年之久，其间战争几乎将伊朗和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都从世界市场上抹掉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市场和危机处

理机制的变化，世界才避免了又一次恐慌，尽管价格确有上升。不过，更重要的是，美国被迫将美国的旗帜插上了科威特的船只，并为它们护航，为的是阻止伊朗——大撒旦的仇人——称霸海湾。伊拉克军队为了夺取优势，以便强制停火，1988年春使用了毒气（后被称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其时，无论是华盛顿、联合国，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发出强烈抗议。又一次石油冲击虽然被逃过去了，但这场战争却标志着美国海军部队在波斯湾大规模集结的开始。到1985年，仅仅为了使航路保持畅通，美国每年就要花掉大约500亿美元。

　　不过，五年之后，快乐的日子似乎又回来了。柏林墙倒了，石油价格也下跌了。美国人买汽油花的钱比20世纪4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少，长期的忧虑似乎一扫而光。世界石油供应量增加了约50%，从1985年的6000亿桶左右增加到了1990年的9000多亿桶。可是，却很少有人能留意到，石油储量的增加大部分发生在波斯湾的主要生产国。实际上，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当时的情况更像20世纪70年代，而不是80年代。全球的需求在迅速增长，美国消费图上的大部分曲线已上升。美国的生产在自由下落，没有大的非海湾石油资源有待打入这个体系。但是，偏偏没有人去仔细观察。然而，有一位关键的人物例外。1990年8月2日清晨 2点，美国昔日的盟友萨达姆宣布他要回来了，他要派10万军队占领前不久还在对伊朗的斗争中支持他的邻国科威特。两周后，虽出于巧合却发人深省的是，《华尔街日报》8月17日在头版刊登的一篇报道称，布什政府正拼命阻止进行大规模能源保护的努力，因恐怕提醒选举人想起卡特时代白宫的灯被关掉之事。

　　美国那时虽然只从海湾购买12%的石油，但萨达姆要是接管了科威特，就能直接控制世界石油储量的25%，从而对拥有世界２６％石油储量的沙特阿拉伯形成威胁。萨达姆接下去可能还会去找伊朗算账，而伊朗又占世界石油储量的9%。萨达姆对美国或其盟国虽然构不成什么直接威胁，而且不管怎样也得把石油卖出去才能获利，但布什总统却以最有力的方式做出了反应。他宣称，“如果世界上大量石油储备落入萨达姆·侯赛因的手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本身的自由以及全世界友好国家的自由，都将蒙受损失。”这位总统后来自然是召集了一支庞大的多国部队，发起了“沙漠风暴”行动。在这次行动中，50万军队在“风暴”·诺尔曼·施瓦茨科夫将军的领导下，100个小时之内就歼灭了萨达姆军队的大部，还科威特以独立，让海湾轻而易举地恢复了和平。令人惊异的是，多国部队仅伤亡６００余人就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场战争虽然花了610亿美元，但其中540亿美元是由日本和其它盟国出的，以代替它们的军队参战。当然，现在在海湾巡逻须更加警惕了。

　　以上这些均未使美国对能源的政策和态度有丝毫改变。消费图上的曲线不断猛升。国务卿贝克1991年 2月虽然告诫过参议院，“我们必须多加努力，降低能源上的依赖性，”但总统3月份提出他的能源新战略时并没有提及保护或节约能源问题。该战略计划要求在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钻探新的石油，但同时却削减了公共交通的开支，而且反对再提高汽车燃效的标准。克林顿总统虽然对于在北极的保护区和其它国家公园内钻井的努力有所抵制，并且对许多环境控制措施抓得很紧，但是他并没有显著地改变这个国家的能源政策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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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海湾战争却带来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一个叫奥萨马·本·拉丹的沙特阿拉伯富家子弟，对美国在沙特阿拉伯神圣土地上的利雅得南面设立庞大的空军基地和部署大批美军部队一事异常烦恼。他认为，这不仅是对阿拉伯半岛，也是对伊斯兰教本身肆无忌惮的侮辱，于是发誓要对美国发起圣战。即便是一个大豪富，似乎也不可能去想象他能够打败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可是，拉丹在另一场美国战争中的经历，却让他有理由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1979 年，前苏联入侵并占领了阿富汗。由于担心共产主义的影响传播开来，美国帮助组建并武装了穆斯林游击队，即上帝的伊斯兰战士。他们要对持无神论的苏共军队进行圣战，并且要在真主与美国的金钱和“毒刺”导弹的帮助下将他们打败。本·拉丹便是那些战士中的一员。他坚信，苏联后来的衰落是它在阿富汗受辱的直接后果。这使他进一步相信，只要真主与他同在，他就能所向无敌。因此，当他决定海湾战争一结束即与余下未败的那个超级大国较量时，他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了信心。

　　萨达姆这个不折不扣的无赖现在当然又回来了，或者可以说是我们又回来了，因为萨达姆从来不曾走开。不管怎样，我们都说目前的问题不是石油问题，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此话自然有它的道理，可你还得想一想，这个世界如果用不着拿对他手中石油的需求去填萨达姆的钱柜，如果他没有坐在世界70%的石油储量之巅或者是近旁，是否还有人拿萨达姆当回事儿。我们的态度使我想起了疯狂一词的释义——某个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相同的程序，每次都期望能得到不同的结果。由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及其众多的人口，都在搞能源密集型的工业化，预计在未来五十年内对能源的需求将是现在的三倍。与此同时，北海、阿拉斯加及其它地方的石油产量都在下降，而中东新近却有大的发现，说明世界对波斯湾石油的依赖性几乎肯定会更大。这预示着还要发生冲突，我们也还会继续卷入那一地区危险重重的政治纠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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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秋写本书这一章时，我的邻居刚刚发动起他的吹叶机，打算在感恩节之前把晚落的叶子从草坪上弄走。这位邻居有点大腹便便，耙耙树叶子或许对他挺有好处，可是用吹叶机却更容易，而且根本花不了几个钱。美国公众坚信，丰富的廉价能源属于美国与生俱来的权利，所以拒不对消费它的 “自由”做任何节制。他们不相信任何有关危机的暗示，也不相信需要对“美国的生活方式”进行哪怕是些许的改变。人均能源用量重新开始攀升，将美国在全球能源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又推了上去，使美国的石油进口量直冲1天1500万桶，相当于世

界上最大的两个生产国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石油出口的总量。美国的年度贸易赤字目前为5000亿美元，而且还在上升，已经变得越来越无法支撑，但似乎没什么人感到担忧。两个政党的领袖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必做的事情上，以便尽量长久地保持像现在这样正常运转。

　　因此，尚处在“9·11”袭击的余波中时，总统便新宣布了一份完全属于供应方的全国能源计划。该计划要求钻探北极国家野生生物保护区的石油，放松对于在其它国家公园进行开发的限制，在未来二十年内建1000个以烧煤为主的发电厂，并且对天然气的开发实行优惠政策。可是，对能源新技术的研究资金被砍掉了，副总统不赞成美国人能用更少的资源办更多的事这一说法。他还暗示说，保护资源也许是一种个人美德，但解决不了这个国家的能源问题。这个计划未包括汽油税、英里数要求或其它任何种类的资源保护措施。在计划提交期间，政府同时还在世界范围内增加美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波斯湾，因为需要保证石油来源的畅通无阻。

　　在辩论中，国会的意见也是同样。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巴巴拉·米库尔斯基说，爱看足球的妈妈们需要皮卡车，以防碰到路上有人发火时受到伤害。乔治亚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策尔·米勒说，“皮卡的后箱是有乡村特色的美国思想库，”干一天活儿下来，在那里解决的问题要比在华盛顿所有大厅里解决的都多。国会仿佛要设法支撑起米勒的准则似的，关于每加仑汽油所行英里数问题，它情愿顺其自然，并以压倒的多数投票授权总统跟伊拉克开战。

　　接下去的模式是，我们想用多少就用多少，能生产多少就生产多少，利用所需的一切军事力量为得到做这两件事的权利而战。当我们邀请盟友与我们共同参战时，我们把任何犹豫的表示都看作懦弱和反对美国。但是，我们的许多外国朋友都想知道，假如我们行事更像他们，而少像被惯坏了的无赖一些，是否还有打仗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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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说，美国对待能源的传统做法确实存在问题，给人的感觉像要变得无法负担了似的。想想全球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情况吧，当前世界约60亿的人口在2015年左右估计会达到93亿。人口的增长，加上全球工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将促使全球对石油的需要迅速增长，从目前的每天7700万桶增加到2012年的1?2亿桶。中东目前拥有世界石油储量的63%。若发现不了新的大油田，美国和北海产量的降低，会将这一数字在十年内推向70%。沙特阿拉伯一家即将拥有全球储量的25%～30%。因此，世界需求增加的部分几乎全部都要由中东，主要是由沙特阿拉伯承担。由于沙特阿拉伯是惟一备份能力雄厚的一方，所以它会像原来的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一样，在市场上起到巨大的杠杆作用。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曾称这种杠杆作用“相当于核武器”。日本早已完全依赖这种石油了。欧洲、美国、中国、印度及其它国家很快也将接近这种状况。

　　多年来，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沙特阿拉伯卖给美国的石油不仅每桶比卖给别人的便宜一美元，他们的油还用美元定价，这一点有助于美国使美元维持世界主要结算单位的地位。这是一种极大的优势。譬如说，假如石油以欧元定价，美国就得以欧元而不是美元付款，其含义对我们来说相当可怕：由于我们的贸易赤字数额巨大，我们手中的欧元很快就会用光。当美国在阿富汗组建穆斯林游击队或在尼加拉瓜组建反政府武装人员需要钱时，或者是为了稳定市场需要多出多少桶油时，沙特阿拉伯也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作为回报，美国一直在保护沙特阿拉伯，保证它有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

　　但是，将来中国人、印度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看到美国海军担任海湾稳定的主要保障者会感到舒服吗？请记住，出于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原因，美国可能会屡次发现自己与跟其它主顾关系极佳的原料供应国不睦。美国将来还能与沙特阿拉伯维持那种特殊关系吗？“9·11”后，美国人对这个王国提倡伊斯兰的极端主义，对它缺乏民主、妇女权利和宗教自由感到的遗憾，已经使关系变得紧张了。许多沙特阿拉伯人为美国人新表现出的敌意感到震惊，不管怎么说，资金大量流向可能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念相对的政权，总不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最后，在美国石油进口量2012年预计将达到的水平的压力下，美国的贸易赤字和美元的现值可能维持不了现有水平。当然，以上这些还不包括燃烧那么多石油对环境造成的后果。

　　因此，美国必须做出选择。什么都不做，意味着选择更高的贸易赤字，对一个把独立与自由看得比一切都宝贵的国家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要选择经济上和战略上更大的依赖性。为了抵消这一点，我们就得维持，甚至增加我们的军事力量，以便到最后迫不得已时干脆把我们需要的东西拿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会进一步卷入各种各样的圣战和与伊斯兰教的对抗，而且会深陷沙特阿拉伯王室那种宫廷政治的麻烦之中。

　　如果这种处境像一罐虫子那么麻烦，那么有两种选择：认真对待资源保护问题，或者认真对待以非石油为基础的能源开发。这两种选择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目前美国一样也没有做。


　　在能源保护方面，要做出任何认真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到美国能源密集型的基础设施，考虑到不止是美国人，而是全球经济都在依赖这种基础设施。美国的经济是驱动全球经济的惟一发动机。当你听到批评家们抱怨美国虽然只有世界5%的人口，却在使用它25%的能源时，恰当的回答是，世界 25%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是由美国生产出来的。如果将这一产量忽略不计，那么，世界上很多地方便几乎谈不上什么国民生产总值了。美国的大房子也许能效不高，但里面却有不止一台，而是两台，甚至于三台进口电视机、立体声装置、电脑和汽车。

这种生活方式突然发生任何变化，受到打击的不止是美国人，而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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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储备也许是在美国人的汽车、住宅、工厂和办公大楼里。这里并不需要搞什么缩小规模，以至于要重建。在参议院那场名声不佳的关于休闲越野车和燃料节约立法建议的辩论中，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约翰·克里提到，福特汽车公司有一则广告说，将来你可以拥有一辆这样的休闲越野车，凡是你想要的房间和电力，车中一应皆备，但耗油量却只有现在的一半。另外，他还引证了国家科学院进行的一项研究。该项研究认为，以现有的技术而论，在经济上不失去竞争力的情况下，休闲越野车和微型货车的汽油英里数增加40%以上不会影响到车的大小和马力。单是这种改进，即可将预计的美国石油进口量一天减少600万桶，几乎和沙特阿拉伯的产量一样多。更为重要的是，那种技术若能在全球广泛采用，便可使所有能源预测全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若能如此，电力在能源保护方面可能获益更为可观。首先，目前用电量最大的是耗损。电在通过高压电力网传输过程中损耗巨大。正如落基山学院的艾默里·洛文斯所解释的那样，疏散分布的微型发电厂可以大大减少这类损耗，同时还可以使电源被恐怖分子破坏的便利性显著降低。洛文斯引证的一个例子则更简单，更能说明问题。该例子对比了1990至1996年间西雅图和芝加哥的情况。西雅图年用电量的下降速度比芝加哥快近4000倍，尽管芝加哥一度电的成本要高一倍。原因在于西雅图的公用事业公司帮助人们省电，而芝加哥不鼓励人们这样做。洛文斯强调指出，十年前，美国有九个州鼓励那些帮助用户减少用电量而不是多卖给他们电的公用事业公司，如今很多州都不这样做了，但新英格兰则采取了一种地区性措施，要求公用事业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并对安装了能效较高设备的人提供部分退款优惠。这一措施的实施，防止了本来几乎肯定会有的灯火管制的出现。在英国，企业可以因节能投资而获得税金减免，就像注销浪费的能源一样。这种做法若用在美国，肯定能产生显著的效果。洛文斯还估计，美国若采用欧洲的方式，再加上热电厂，可减少美国燃料用量的1/3。可以引用的东西还很多，但问题在于，即便不采用严厉的措施，我们也能大大降低能源用量和石油的重要性，不仅是为了美国经济，也是为了全球经济。

　　再者，现在已有一些很有希望的技术，不用矿物燃料也能增加能源供应量。欧洲和日本已经表明，用核电可以做到既安全又经济，而处理核废料的新技术预示着可大幅度降低其危险性。丹麦已经可以从风力发电中获取近20%的能源了。欧盟计划到2010年至少 22%的电主要从风力发电中获取。风力发电亦可以用具有竞争力的成本满足美国很大一部分需要。近些年已有情况表明，转基因生物催化剂可以从几乎任何一种木本植物材料中生产乙醇。从发酵的农业和采伐废料中获取大量环保燃料的可能性的确存在。热解聚也可以将动物尸体和旧轮胎之类的废物转化成优质柴油。或许最引人注目的可能在于通过使用燃料电池从氢中获取能源。这种技术可以为工厂、楼房、住宅提供电力，也可以在轿车和卡车中代替汽油。有些城市的汽车已经像某些楼房（比如曼哈顿的孔代·纳斯特大楼）那样在靠氢运行了。所有汽车公司都在试用以氢作动力的汽车。通用汽车公司最近在巴黎汽车展上展示了一款样车，叫做海威尔。还是那句话，用技术可以做成许多事情，同时解决很多问题。尽管政府正在与汽车公司在燃料电池技术上联手努力，布什总统也刚刚拿出了12亿美元以示支持，但与我们最近集结的军事力量一对比，则是小巫见大巫。“9·11”事件发生后，国会立即通过了400亿美元的追加预算，其中很大一部分进了五角大楼。布什政府2003年提议增加460亿美元的国防费，是自1982年以来年度增加量最大的一年。我们花在执行波斯湾巡逻任务上的600亿美元亦将增加，理由是为了对付伊拉克。无论这一点的必要性有多强，我们总不是在开发非传统能源上花500或600亿美元。然而，这似乎是重新考虑历年来所提出的启动阿波罗或曼哈顿式能源计划的大好时机。当然，不管投资多少，开发某些像氢燃料电池之类的技术需要时间。但这正是我们应当现在开始的原因。与此同时，像混合型汽车这类过渡性技术应当更加大力地推进。

　　假如布巴不能改变他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良好的全球公民，他就有看上去显得更像他想惩罚的无赖之虞。

广陵散

高效,环保,节能

hwctl

佩服作者!!!衷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