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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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

  
　　　　　　　　　　　　　　　　·常　静·

吃这一关，在我当年插队的东北，还真的不好过。主食是苞米、高粱；副食是白菜、萝卜、土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夏季零星的有些新鲜蔬菜外，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我刚下乡的头几天，见了从那硕大无朋的锅里烧出来的饭，就开始翻肠倒肚。终于狠狠心咬咬牙硬着头皮咽下去了，一眨眼的功夫就吐了出来，吃啥吐啥，一点不剩。吐到后来没有东西吐，就眼见着绿水儿往上冒。开始不懂，后来有人说，你那是在吐胆汁啊！原本就文弱的我，连着吐了几天，人走起路来都摇摇晃晃，就更别提顶着毒日头下地干农活了。

一天，村子里开会，我也像老乡一样，盘腿挤在场院的土炕上，老乡们手中大烟袋里的烟呼呼一个劲儿地往出窜，不到半袋烟的功夫就对面不见人了。我被烟雾笼罩著，人也开始飘飘悠悠如同腾云驾雾一般，眼前的人影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一阵气闷，我拼着命用手抓挠了两下喉咙，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人事不醒了。户里的同学和老乡见状，惊慌失措，手忙脚乱，又掐人中，又灌水的，总算把我从另一个世界又重新拽了回来。事后听户里的同学说，你当时看上去好可怕，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比白纸还要白呢。

后来，户里的同学把我搀回到集体户。户长用自己腰包里的钱，连着跑了几个老乡家，才买到了两个当时被视为很珍贵的红皮儿鸡蛋，一角钱一个。他在灶膛里塞了几把高粱秆，用那口特大号的锅煮了，还伴了两勺白糖，盛到一个缀着几朵小蓝碎花的粗瓷大碗里，递给我。当时，我手捧着那个豁了个口长得笨头笨脑的大碗，感动得噙着泪，吞下了他煮得半生不熟的鸡蛋。

这一生我吃的鸡蛋已无数，可只有吃那两个鸡蛋的情景，让我终生难忘。

在乡下待久了，我也渐渐地适应了当地的伙食。首先一大进步，是吃了东西不再吐了，而且开始慢慢喜欢上了刚刚出锅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苞米面大饼子。那时的伙食里，一点儿荤腥都没有，说白了，就是没有能挂得住肠子的东西，每天还要干繁重的农活。到了地里，挥几下锄头，肚里就开始唱空城计了。眼巴巴地盼着太阳落山，收了工，看到锅里的大饼子，就像见了亲爹。

记得每次回城探亲，我都会向爸妈吹嘘，说我贴出来的苞米面大饼子如何如何的香，他们听得半信半疑。为了证实，一次我特意用饭盒带回了两个大饼子给他们品尝。

可事后才知道，他们根本连碰都没碰，老妈把我风尘仆仆从乡下带回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扔进了垃圾箱。更有甚之，她竟连饭盒也一起扔了，说怕带回来那什么什么的菌。

其实，苞米对胃没有太大的伤害，据老乡说，还有养胃的作用呢。最要命最伤胃的是高粱米。一次，我被生产队选中当“民工”，参加全公社挖水渠大会战，连著吃了三个月的高粱米和豆腐乳，一点青菜都没有，连拉出的屎都是绿色的。第一次无意中发现，吓坏了，以为得了什么怪病，偷偷地告诉了很要好的朋友。她下次拉屎时，也特意观察了一番，悄悄地把我扯到一边，说，我的屎也是绿的呦！我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底。直到后来，每每见了高粱米，胃就开始条件反射。

下乡的第二年，队里分给集体户一小块儿自留地，情况开始大有好转。据我当时日记上的记载，户里的自留地里曾种了小白菜、生菜、香菜、豆角和大南瓜，都是我们利用收工后休息时间种的。可这些蔬菜也只能维持三两个月，天一凉，又回到了啃白菜萝卜土豆的日子。开了春，冬储菜吃光了，就只好把粗大的咸盐粒用刀背拍成细面儿，抹在苞米面大饼子上，才得以下咽。

我由于长期不吃青菜，下大田薅地，往地上一蹲，头顶晒，脚底烤，鼻血就会一滴滴流出来，浇到地上绿油油的小苗苗上，这一红一绿，也构成了一道风景。触景生情，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诗来。面对着大片大片的庄稼，感慨万分：我们洒下的何止是汗水，而是沸腾的青春之血啊！

几年后，集体户的同学都先后上学参军招工，离开了那个穷山沟，而当地的老乡们还要祖祖辈辈任劳任怨地生活下去，一如既往地吃着抹着盐粒的苞米面大饼子。一想到此，就感到这世道的不公。也许，这就是命？

三十年后，旧地重游，老乡的生活并无太大的变化。虽然也能吃上大米白面，可大部分的日子，还是以玉米为主，鱼和肉也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打个照面。

也许是怀旧吧。当肚子饿了，老乡问我想吃点什么时，我指名道姓地嚷嚷着要吃苞米、大葱蘸大酱。为了助兴，老乡还特意搬出来一坛子陈酿的高粱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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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辘轳井


  
　　　　　　　　　　　　　　　　·常　静·

走进座落在山脚下的牛家屯，最先抢入眼帘的就是那棵苍老的大榆树了，丫丫叉叉，盘根错节，以它特有的饱经风霜的蕴力和宽容俯视着整个村子。一口古朴的老辘轳井就默默地卧在它的脚下。

没有人记得这口老井的年龄，村里人早已习惯了它的存在。我曾好奇地问起过一位近百岁的老人，虽然她的脸上印刻着牛家屯的百年沧桑，但头脑里却没能留下多少对这口井的记忆。

这是村子里唯一的一口井，全村人和牲畜的用水都倚赖于这口井，三十几户人家与这口井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天每户发生的大事小情，闲言碎语也好，流言蜚语也罢，都会在这井沿上不胫而走。由井沿传遍全村的整个过程，也就是一两袋烟的功夫。

这口辘轳井，装着许许多多的故事，有的动人，有的委婉，有的悲壮，有的凄惨。如果有一天这口老井能开口说话，那肯定是一个要说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就在七十年代中期，从城里来了一帮像喜鹊一样唧唧喳喳的知青，打破了它多年来的寂默和沉静。此后的几年里，它就再也没有恢复过原有的沉寂。

村里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收工后，井台的前前后后总是蹲满了女知青。她们说笑着，打闹着，欢声笑语一浪高过一浪。一桶桶清洌甘甜的井水用辘轳把摇上来了，女知青们一拥而上，撒着欢地嘻弄着水，痛快淋漓地洗了脸，洗了手臂，冲了脚，有的把小辫子也打开用井水冲湿了。然后，拼着命地甩着一头秀发，像一只只欢快的小鸟扑簌着羽毛。

女知青们把从山上采撷来的红色的野百合，紫色的桔梗，黄色的蒲公英，还有许多叫不出名的白色的小花，浸泡在清凉淳美的井水里，使原本天然的色泽又鲜亮了许多。然后，经过一双双灵巧的手修整，色泽搭配有致地插在一个个罐头瓶子里，开在户里的窗台上，为平淡朴实的生活增添了无尽的生趣。

井边的小媳妇们会不断地发出啧啧的赞叹声，瞧瞧人家从城里来的丫头们，个个出落得水灵灵的，比她们手里的花儿还俊俏呢。听了夸奖，女知青们就会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抿着嘴偷偷乐。

一天的风尘劳碌被凉爽清澈的井水冲涤得无踪无迹。一阵近似疯狂的嘻水过后，井台很快又恢复了平静。

村子里炊烟袅袅，顷刻间土街上静悄悄的，家家户户都忙着抱柴禾、烧饭、喂鸡鸭鹅狗猪。知青们也赶着回到户里，盘腿围坐在炕桌旁，谈笑风生地吃着庄稼院的大锅饭。填饱了肚子后，集体户的房前屋后立刻被歌声、笑声、乐器声所包围。

这时，爱洗爱涮的女知青们往往三三两两结了伴儿，端着脏衣服再次涌向井台。村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也早早就散坐在井台边，手里忙着，嘴巴也不会闲着，东长李短地扯着那些永远也扯不完的家常话。小媳妇的盆里少不了有当家男人的汗衫；大姑娘的盆里偶尔也会有几件男人的褂子，一定是老爹或兄弟的；如果女知青的盆里也出现了男人的衣衫，多数情况下是那些懒惰的男知青死皮赖脸塞进去的。

记得我也曾给男知青洗过几次衣服，往往是为了回报。比如：张三帮我挑了水；李四帮我收了柴禾；王二在大田里干活时接应了我。有时，是我争强好胜跟人打赌，输了。赢家就会恶作剧似的还要顺手在你的盆里塞上几双臭袜子。碰到这种情形，只好自认倒霉。

隔一段时间，村里就会派人淘一次井。每次淘井，要连续不断一桶接一桶地用辘轳把往上绞水，直到把井水淘干，然后把沉积在井底的污物全部打捞上来，这种活需要很壮实的小伙子才吃得消。据说，每次淘井都会发现一只半只耗子或鸟儿的尸首。想想就要吐，可人毕竟离不开水哇！

三十年后，故地重游，那口老井仍在。只是各家各户都打了压水井，它早已被村民冷落，很久无人问津了。井台上爬满了荒草，辘轳把也残缺不全，井早已枯竭了，井口也快被枯枝落叶填满了。连以往常见的知了和麻雀也逃得无影无踪，只有那棵老榆树仍一如既往地与枯寂的老井相伴。

我轻轻地抚摸着残旧的辘轳把，脑子里闪过旧日热闹的景象，耳边回荡着当年的欢声笑语，斗转星移，人去井空。虽然正值大暑三伏天，我也还是禁不住打了个寒战。谁说井没有生命？它也曾年轻，也曾风光过，滋润了牛家屯一代又一代的人。可如今老了，人们不再需要它了，渐渐地被淡忘了。

我又一次陷入沉思。手握着辘轳把，只觉得心在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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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那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我也来唠一段曾经的知青经历。

我七五年高中毕业时、尽管家中哥哥姐姐都已经下乡、本来按照当时的政策我应该可以留在母亲身边、可是因为家庭成份不好、像我这种人是没有资格留城的。临毕业前人人都要写上山下乡表决心书、否则过不了关、本人实在不愿意写、只好称病在家不去学校、结果落了个政治不及格、连毕业证也没拿到、直到现在。所以严格来讲、我高中没有毕业。

虽然没有写下乡决心书，可是仍然逃避不了下乡的命运、毕业不到两个月、就被注销了城市户口。我们那时是按父母单位落实下乡，父亲已被专政、强制遣送粤北山区劳动改造、所以我跟了母亲的文教卫生系统，被分派到番禺县一个叫沙南的地方，那地方虽然离广州只有５，６０公里，可那时候交通极为不便，中途要转两次车，过一次渡，然后再坐船。在船上，听到广播：沙南站到了。　出来一看，船停在离岸２００米远的海面上，靠过来一艘能容１０来２０人的小艇，过了小艇让摇撸的人吱吱嘎嘎地把下来的人摇到岸上。就这样、短短几十公里的路要花６，７小时才到。

上了岸、登上海堤、放眼望去、长长的海堤一直向前延伸着、好像没有尽头。海堤外、是烟波浩淼、海天相连的狮子洋。海堤内、是一片片开阔的农田、远处、可以看到几个村庄散落在各处。

我被分配到沙南五队、一同去的还有三个男知青。那是个沿河而建的自然村落、一条河涌沿村而过，通向大海。村里人吃的、用的全是这条河水。河里的水半年流的是河水，半年流的是海水，因此我们有半年吃淡水，半年吃海水。没有经历过的人可能不知道，每天用海水可不是滋味，喝的水是咸的，用海水烧的饭很容易夹生，很难吃。用海水洗的衣服、干了也不爽。还有那时村里的房子绝大部分还是茅寮。这茅寮是撑一架子，地面用木条板作的，板与板之间的隙缝可以透过去看到底下泥地；墙壁和房顶用甘蔗叶子搭成。几年就要翻新一次。我们刚去时，男知青也住这样的茅寮。走进茅寮、里面昏暗少光、地板叽叽嘎嘎作响。这种茅寮据说是冬暖夏凉，好处多多，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一旦火烧起来，那一定是彻底完蛋，连渣都不剩。据说有过整个村子烧光的，我没见过。不过，村里的大娘大婶大嫂个个腰上系一条镀过镍的铁，铝链子，腰包拴在链子上，腰包里装的就是全家的银子财宝了。问缘故就是怕银子放在家里被火烧了。

那地方种水稻和甘蔗，冬天还种一季麦子。种水稻的事就不说了，单表种甘蔗。这种甘蔗的活绝不比种水稻轻松，从蔗苗种下到收甘蔗当中有很多工序，其中一道上肥，就是把沟里的烂泥挖上来，垒到甘蔗上，要垒个一尺半尺高，一根一根都要唔个严严实实。据说垒的越高，甘蔗长的越粗。干这活就变个泥人，收工后大家是先跳到河涌里洗了再回家，姑娘大嫂全一样，在河涌里洗了衣服洗了头，衣服湿湿腻腻的贴着身子走回家，反正大家都一样。更苦的差事是剥甘蔗叶子，那甘蔗叶子的边缘是锯子形的，叶子又干又硬，一不小心，就会割破皮肤，一天下来，这两双手跟手臂，就跟红色娘子军的吴清华被打的一样，伤痕累累了。到了收甘蔗的时候，用楸把甘蔗连根拔起，捆成７，８０斤，男劳力是１００多斤一把的扛在肩头，连续跳过十几，有时候是二十几个８０ＣＭ分到１米宽的沟才能把甘蔗卸到艇上。上艇时一块３，４０ＣＭ宽的舢板一头靠在沟边，一头靠在艇边，踏上去可真叫一步一颤，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中途掉进沟里或最后掉进大沟里的经验。

前面说到我们最发秫的是剥甘蔗叶子，不过这甘蔗叶子却很有用，主要是作燃料和建筑材料。我们那里没有山，缺少树木，烧饭全靠了这甘蔗叶子，易然火旺，确实好使。当建筑材料是因为甘蔗叶子是搭茅寮的主要材料。

那地方的另一特色就是蛇特别多，金环蛇，银环蛇，竹叶青，饭铲头（眼镜蛇），水蛇是不在话下。前面说的收工后跳到河里洗澡，有时候就会看到水蛇也在游泳。男知青们住的茅寮，晚上睡觉时听见房顶嚓嚓响，问老农怎么回事？被告知是蛇追吃老鼠，房顶就是战场。　我刚下乡时因为只有一个女的。被照顾分到一家新盖了砖房的老农七叔家实行三同。七叔给我一间一楼本用作放工具杂物的边间，约７，８平米，我在进门靠左边放了一张床，对门墙壁的地上垫了两边两块砖头、上面放个木箱子，一天收工回来，靠着床头刚刚蹲下，觉得有什么不对，猛一回头，看见箱子底下盘着一条银环蛇，正看着我吐舌头呢，吓的我一个箭步窜出门外，高喊：”救命呀！有蛇呀！”七叔的儿子阿秋跑过来，赶紧帮我去喊他阿爸，过了一会儿七叔走过来，见我还是一幅惊魂未定的样子，就满不在乎地对我说：”不要紧的。”言下之意含有瞧你那大惊小怪的样子。然后找了一根竹竿，往那环成几圈的蛇中间一穿、蛇就被挑上了竹竿、拿着这跟竹竿七叔把蛇挑到河涌里去了。这里的农民除非是专门的捕蛇手，一般不打蛇，据说是打蛇不死七世冤，蛇会找你算帐的。虽然七叔跟我说不要紧，把蛇挑走了，可我还是一个星期没敢在这屋子过夜。

第二年，又来了三个知青，二男一女，我们七人成立了集体户，不过其中一个断续只呆过不到三个月，所以实际上是六人的集体户。生产队帮我们盖了知青屋，大家轮流做饭。中午，晚上两顿。当值的不是不用开工留在家里，而是收工回来再为大伙烧饭。这可是苦差事，因为收工回来，一身劳累，还要为大伙做饭，可是更苦的差事是饭后收拾，吃完饭以后，饭气一上头，更是一动也不想动了。开头规定做饭的负责收拾，可是有偷懒的不干，留到明天，只好明天当值的来收拾。做饭不敢偷懒，收拾就打马虎了。因为谁敢偷懒不做饭，大家收工回来，肌肠咕噜没有饭吃，那可是犯众怒，要挨揍的。而饭后不收拾不同，饭后大家都没了斗志，只想早点休息，而且倒霉的只是明天当值的，不会引起公愤，因此饭后一片狼藉的事情屡屡发生，以至发展成为最令人头疼的矛盾。为解决这饭后收拾的问题，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之一绝招是　吃饭时，大家围在粪缸边上吃，谁最先熬不住离开了，谁洗碗刷锅。那粪缸是个一米口径的大缸，半截埋在土里，上面搁两块板，周围用甘蔗叶子搭起半人高的围墙，那粪缸里的蛆（我们那儿叫屎虫）成千上万，缸里缸外全是蠕动的屎虫。还有那味道，拿着饭碗往这粪缸边上一站，嘿！感觉好极了。就这样，那时候大家宁愿接受这般遭罪的游戏规则，也不愿意洗碗刷锅。那年头，可真够荒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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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从发端到现在，悠悠近四十载过去了。中国和世界都已面目全非，我也由一个十来岁的少年变成年届天命的半老头。

近来从网上读了不少有关文革的回忆文章。有些作者与我同龄。看了他们的文章，激起自己对那段‘峥嵘岁月’的回忆。受他们鼓舞，也想将自己的一些陈年往事记下来，以一个农村孩子的眼光和角度。

往事的确不堪回首，但那毕竟是我们的青春年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应该算是宗旨吧。

由于文革初自己年纪尚轻，许多所谓的经历只是道听途说。且无法印证。只能求抛砖引玉之效果，让当年真正的参与者们予以更正。刻不容缓啊！待我们这代人踏上黄泉之路，文革，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但愿是）绝后的浩劫，就将被彻底地遗忘了。呜呼哀哉。

（一）风起云涌话初年

文化大革命应该说从六五年尾就开始了。其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学校和班级都组织了批判三家村的会，人人都写了批判文章或顺口溜之类的诗歌。还记得这样两句：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合伙是一家。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正式始于六六年的五一六通知，那么此前的批三家村就是山雨来前的满楼风了。这一年有印象的事还有一件，我的一篇作文在学校的墙报上贴出来了。题目是‘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心里着实得意了一阵子。

五一六后就更热闹了。初中以上的学生都可以出去串联。我的一位表姐就去了北京。据说还见到了毛主席的身影，在敞篷汽车上一晃而过。即便是身影，也让她激动不已。当时有两句对联式的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觉主席亲’。本村一位初中生没去北京，却全国到处跑了一圈。临行前带了两块五毛钱，回来还买了一把雨伞。令没有去串联的人后悔不已。小学生则只能心里羡慕，不能出去见外面的世界。要知道外面的世界对孤陋寡闻的农村孩子吸引力真是太大了。串联尾期，一位读高年级的堂兄从校长那儿开到了介绍信，组织一个小学串联队去天门县城关。我因父母反对未能成行，心里憋气了好几天。长到十来岁，连县城都没去过，更不用说下汉口，看火车之类的事了。小时候喜欢看书，书中描绘的大城市，大海及坐飞机等对我吸引力最大。心里常叹到：这辈子能逛逛汉口就好了！这辈子能看看大海就满足了！这辈子能坐坐飞机死也值得了！七八年春去武汉上大学，时年二十三岁，实现了第一个梦想。八六年赴法留学，终于坐上了飞机，也看到了大海。

这期间，各种造反组织象雨后春笋般涌现。学校都以校，年级或班为单位，但不包括小学。农村则以生产大队为单位，且多是回乡务农的初高中生。开始还谦虚点，只称什么什么战斗队。后来级别越来越高，干脆都成了兵团，与大军区平级。兵团的名字也各种各样，多从毛主席诗词中摘录。东方红，井冈山最普遍。还有什么‘翻江倒海’‘全无敌’‘从头越’等等，不一而足。威风凛凛的红卫兵们戴着红袖章，前面的旗手举着兵团的大红旗，不知有多气派。文革初还没有红小兵，所以我只能当观众。套用江岩生的话，就是观摩。但我也有我的骄傲之处，就是我有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和一枚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以及一本红色塑料封套的毛主席语录。是一位在河北当兵的堂兄寄来的。毛主席像章挂左胸口上面，下面挂为人民服务，也够神气的。

小学虽没组织兵团什么的，但对学校走资派的批判还是免不了的。记得批判周元浩校长的会由一位刘姓民办老师主持。我因语文成绩较好且嗓音嘹亮被选为发言人之一。校长的罪状已事先拟定好了，分给我揭发的两罪状是：用毛选盖坛子和用领袖像垫床。会议开始，周校长先向主席像三鞠躬，次向革命师生三鞠躬，然后批判揭发轮流进行。我的发言稿事先已写好，并用毛笔誊写在一张大白纸上，当然经刘老师过了目。我也就照本宣科一番。其实周校长真是难得的好人。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对学生和老师们从未大声讲过话。若干年后在麻洋读高中时碰到已调动工作的老校长，仍然热情地与我打招呼。此后再没见过。老校长若健在，至少也有八十多岁了。

进入六七年，本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造反组织为了夺权而分裂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天门县的造反派称为‘红色造反者’，简称‘红者’。保守派称为‘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派’，简称‘无派’。县委书记孙连清支持‘红者’，县长都国伟支持‘无派’。都国伟这个名字很熟，因家父的一张奖状就是他签字的（父亲曾为模范饲养员）。区里的汪区长和公社的黄明玉书记也在‘无派’一边。说到黄明玉书记，还有一个小插曲。文革初，黄被打倒。我的一位读高中的表兄就将黄的自行车推回自用。有一天，表兄骑车来我们家，结果我们一晚没睡觉。三人（两位堂兄和我）学了整整一晚自行车。自行车被摔得鼻子不成鼻子，眼睛不成眼睛。表兄后来还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民办教师难转正）。

天门的所谓造反派保守派又都和武汉的相应组织挂钩。武汉的保守派名叫‘百万雄师’，主体是武钢武重武锅的工人。顾名思义，就知其人多势众。‘百万雄师’受到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支持。造反派则是后来有名的三钢（钢工总，钢二司和钢九一三）和三新（新华工，新华农，新湖大）。其中三新与钢二司为大专院校师生。钢工总和钢九一三则为武钢武重武锅的对立派工人。其实从中央到地方贯穿着两纵向主线。中央不是有二月逆流吗？中央的保守派大概是老帅，付总理们，造反派则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我虽然因年龄小未投入到运动中，但当过一次小交通员。邻村的张全环时任县妇联主任，被造反派‘红者’禁在家中，要写大字报，却无笔墨。学校里一位老师（也是本房兄长）站无派一边，便派我与另一位小朋友给张送毛笔和墨汁。这是风起云涌的文革初期我的一次真正参与，但并非有意的。当然，标语还是写了不少。打倒刘邓陶王（任重），彭罗陆杨，‘红者’和‘无派’均无异议。但对孙连清和都国伟就不一致了。往往一派写打倒谁，另一派就在前面加一‘不’，然后对方在前面又加一‘不’，双方不断加‘不’，以求否定之否定，负负得正之效应。加到后来，也不知‘不’的总数是单还是双。中央级的打倒人员中（王任重大概只属湖北或中南地区），对杨尚昆所知甚少。后来无事翻看毛选后面的注释时，才知此公资格可老。且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半个。

武汉的七二Ｏ事件后，周总理亲到北京机场迎接谢富治和王力。中央的表态，使武汉的‘百万雄师’顷刻间土崩瓦解。陈再道被指责兵变而失去权力。部队支左转向。造反派们夺取了权力，纷纷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并开始了对保守派的清算。至今还记得一次批判公社黄明玉书记的大会。会议开始，几声断喝：‘把当权派黄明玉拉上台来！’‘把保皇派涂ＸＸ（公社文教辅导员）拉上台来！’‘把小爬虫马ＸＸ揪上台来！’这位‘小爬虫’就是派我送笔墨的老师哥。那次批判会呼口号我没参与，或者只跟着举了一下手。

稍后，中央召开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批刘运动进一步推向广度和深度。农村除了刷上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标语外，还做了许多草人，极象孔明借箭的那种。草人一律大鼻子，影射为卖国贼。胸口上插上一树枝代替箭。其时，身为国家元首的刘少奇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来日无多了。中央不开除，他也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十多年后，这位已去世且被‘永远’开除出党的国家元首又恢复了荣誉。

（二）浪花淘尽英雄

新生的红色政权稳定了一小段时间，造反派之间的争斗又开始了。真正印证了毛大爹的话：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昔日同仇敌忾对付保守派的战友们，又开始了新一轮论战。而且这次不仅文攻，还有了武卫。也就是闻名的全国武斗。

武汉的钢派和新派翻了脸。据说机关枪迫击炮都发言了。我家附近有两集镇，均有三五千人口。也都在汉江边。上游的彭市成了新派，而下游的麻洋却与钢派挂上了钩。两镇之间常派人试探，我们在几公里外也能听到枪声和土制炸弹爆炸声。

武斗时期只有一事还有印象。当时，彭市镇革委会由田光头任秘书，掌管印把子。此人原是机械厂的工人，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因胆大好斗立了功，成立革委会时当上了秘书，各种文件均须由他盖章。有一次他的一位铁哥们写了‘与田秘书老婆睡觉’的字样让他盖章，他居然也给盖了。这位哥们顺手就贴在田光头背后，让彭市一镇人引为笑谈。田身为秘书，晚上多寝于革委会办公楼。有一次，麻洋镇派人夜袭彭市镇革委会，被田光头一人击溃。天明后，田逢人便说：幸亏我扔了一手榴弹，炸死炸伤多人，否则彭市镇就会被血洗。当时得意忘形，不料一年后深挖‘五一六’，狠批‘北决扬’，此兄早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根本不用挖！第一批进了监狱。据说‘五一六’是北京的，代表人物是王关戚，杨付余。在湖北武汉就是‘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派，扬子江评论的缩写），鼓吹钢（派）新（派）长期斗，破坏革命大联合。

待武斗渐次平息，老人家突然发现青年人呆在城里闹事生非。于是乎来一个战略大转移，干脆都去农村边疆。此举可谓一举多得：安定城市，巩固边防，甩掉经济包袱。还有一点，就是知识青年多少可以带点知识到农村去。虽然老人家只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但同一位老人家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记得刚来的知青与农民贫嘴时，相互就是背诵这两段语录作为武器的。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年这段最高指示下来时，我们公社正组织各大队文艺汇演。由于没通电，照明就用夜壶灯，即男人晚上用的尿壶，装满柴油，用旧衣服包破棉絮塞住壶咀，即为灯蕊。节目多是舞蹈和地主剥削贫农的短剧。中途突然节目暂停，公社革委会钟常委登上戏台，向全体观众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

下放到我们公社的都是青一色的武汉知青。除了少数投亲靠友的，绝大部分人举目无亲。先由公社分到大队，再由大队分到小队，结果我们小队没有！让我好失望。本打算队里来知青后，可向他们打听些城里的新鲜事或借点书看看，可这一愿望也没能实现。

虽然我们生产队没分来知青，但学校却加强了一位知青老师：杜欣平老师。其时我们小学早已毕业，但仍留在小学，称七年级。俗称小学戴帽。学校按军事编制，每班为一排，年级为连，学校称营。我被任命为营教导员。这是我毕生所当的最大的‘官’。据说大学本科毕业也只相当于连级。杜老师带我们的数学。个子高，白白净净，说话温和，当然一口汉腔。记得杜老师教我们唱过样板戏。早操后，全校集中在操场上，第一次学唱的好象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我因数学成绩好，特别是因式分解和列方程解应用题得心应手，很受杜老师喜欢（大概天底下没有不喜欢好学生的老师）。学期结束，为鼓励或奖励我，或两者兼而有之，杜老师送我一枚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和一本‘毛主席诗词’，红色塑料封套，封面上的字还描了金。就是这本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让我产生了对旧体诗词的爱好，此是后话。

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文化都革掉了，只有样板戏一枝独秀。农村各生产大队组织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排演歌舞，样板戏片断以及革命性极强的地方小戏。脸谱化是必然的，演员一上场，就知是好人或坏人。我们学校的胃口比较大，决定排演红灯记全场。农村孩子很少有会拉琴的，所以二胡京胡均由老师操，剧中唱段也由老师教唱。演员都是学生，我被选出演李玉和一角。白天要上课，排演总在晚上或周末。汇报演出后，全体演员照了一张化妆照，没有加洗送给我们，只放大一张挂在学校的显眼处。我提着一盏马灯（代替红灯），站在最中间。演员同学中，印象较深的是‘王连举’，和我同班。他本也姓王。后来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班主任安排我给他整理讲学讲用报告。为此他还和我同住了一晚，向我讲述他的事迹。无非是生产队里的田埂垮了，奋不顾身地把田埂重新修好，避免秧田里的水流失掉。其间当然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现在‘连举’兄仍在家乡，成为村的父母官。曾听说他当上支部书记时尚未入党，后来追补的。看来这位昔日的‘叛徒’在新时期逸闻还不少。演‘鸠山’的同学没从政，却经了商。大概也成了什么款。扮演李奶奶和李铁梅的两位女同学因是商品粮户口（同一集镇上只有三四家吃商品粮的），被城里的企业招工了。‘李铁梅’好象在武钢。我们这些农村户口就只能永远呆在农村，心甘情愿地修补地球。

六九年四月一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晚八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联播节目报道了这一消息。我们立刻聚集到学校，然后敲锣打鼓，红旗引路，从学校出发，到附近的小集镇游行了一通。沿途高呼口号，口号停歇时，听到其他地方的游行队伍也在呼口号，此起彼伏，好不热闹。直到午夜方回，竟然一点也不疲劳。四月中旬，大会又发布了一次重大新闻，我们又游行了一次。四月二十四日，大会闭幕。又是红色电波传来，我们仿照开幕那天，折腾了半夜。这期间，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都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致敬信。开头千篇一律：不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就是引用毛主席诗词：‘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九大后，各级党委重新运作。一批老干部也恢复工作。随着王关戚的失势，从上而下开展了深挖‘五一六’狠批‘北决扬’的运动。大部分进入革委会的造反派日子都不好过。有的上午还是座上宾，下午成了阶下囚，那里等三十年四十年才分河东河西。前面提到的我们公社革委会的钟常委就重新回家务农。可能反差太大太快，适应不过来，造成神经错乱。当年的水利工地上，我就经常见他演讲，而听众却当马戏看。有人还故意逗他，引观众发笑。钟是文革前的高中毕业生，在当时的农村至少也算个秀才。他的组织能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他确有演讲天才。若干年后，在巴黎地铁上见一神经失常者作滔滔不绝的演讲，就让我想到了昔日的钟常委。还有一位革委会付主任，与我有点间接亲戚关系。确是一位有才有能力之人，可惜文革初站错了队。一生抱负难施展，直到改革开放才有转机，但年龄已大。我并不为这些人辩护，可当初的造反派头头既非上级任命，亦非买官卖官，全靠自己的组织能力和演讲天赋取得群众信任。若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们中有些人或许是栋梁之材！人与魔鬼也就一念之差。只是在平和的环境里表现不出来。试问今日的贪官们，不也自称人民的公仆，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的利益吗？人耶？鬼耶？

（三）久旱禾苗盼甘霖

各级党委重新运作后，城市农村均趋稳定。虽然政治大国里运动是免不了的，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是过去了。沉闷的生活中，突然一颗定时炸弹爆炸，林彪出事了。

其时我正在麻洋上高中。麻洋中学在文革前只是一所初中。文革中普及教育，小学升格初中，初中就升格高中了（就象如今的中专改大专，大专变本科一样）。我们的文化程度如何，由此可见一斑。记得七九级以后的大学生常说：七七级的高考试卷太简单了！须不知，对我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林彪是湖北黄冈人。因重要人物多出自湖南，让一湖之隔的湖北颇觉惭愧。所以湖北出了一个身体永远健康的付统帅，小时候的我还是颇觉自豪的。虽然与万寿无疆的正统帅还是差一截子。

其实在传达文件之前，隐隐约约已有谣言在传播。先传达高级干部，然后县团级。先党内，后党外。先军内，后军外。层次相当分明，组织十分严密。但总有舌头长，嘴巴没上锁的。据说有些人因泄漏消息受到处分，比如开除党籍工作籍什么的。其实相差也就那么几天。真是‘祸从口出’。

当时传达的文件内容大多已模糊不清。只有两点还依稀记得一些。一是说三叉戟翅膀下有一洞，老人家却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让他去吧’。二是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就悲观失望，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批评他。六五年，林彪重上井冈山后，写了一首诗或词，其中两句为：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为自己翻案。由此我想到，诗和眼睛一样，也是心灵的窗户。人们常说，酒后吐真言，梦里发心声。看来诗里也吐真言，发心声。当然那些马屁诗除外。另一例证是，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文件里传达的江青的诗：

江上有奇峰，锁在烟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不满于自己文革前被打入政治冷宫。林彪江青尚且如此，看来诗里想藏尾巴也难藏住。

林彪折戟戈壁滩，自己一了百了，可忙怀了我们。所有红宝书中的再版前言，他的题词，讲话等均须去掉。他的头像也得销毁。林彪单独一个人的像还好弄，但他与毛主席有不少双人照，且离的很近，要把林彪剪掉，又不伤害老人家，的确不容易。此外，很多书甚至课本中都有林彪的影响。比如曾思玉所写‘踏雪访黄河’就收入了语文课本。总之，要把无所不在的林彪从生活中全部干净地清除掉，确非易事。幸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高度统一’，才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政治任务。

林彪事件后，政治风向开始转向。以前批判‘唯生产力论’，现在提‘抓革命，促生产’。并说工人不上班，怎能出产品？农民不种地，那来的粮食？教育战线上，以前批的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读书做官论’，白专典型，学而优则仕，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等等，等等。现在则批判‘读书无用论’，提倡又红又专，要有真正的革命本领等等。连外语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记得我们班还写了一篇批‘读书无用论’的作文。我在结尾里写道：革命是条船，学习就是帆。帆为船服务，船靠帆前进。老师用红笔画上波浪线，并在作文讲评会上宣读。

如果说我们中学阶段学了点东西，那就在七二年。可惜我们年底就毕业了。曾去过天安门广场的表姐听说我的成绩还可以，高兴地告诉我，大学可能直接从高中招生。我当时的确抱了一点点希望。幸亏所抱希望不大，否则失望愈大。一回乡就是五年，可通过高考入大学的事，却如泥牛入海，那里还有半点音息。且随着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教育战线开展了反回潮的运动。农村的干部们为推荐各自的孩子或亲戚已摆不平，需要干部们高超的政治智慧加以折衷协调。据说有的公社连八十年代的推荐名单都已拟定好。平头百姓的子女哪敢做大学梦呢。摘录我的几句顺口溜表达当时心情：

文革雨歇风稍停，大学初开尘封门。
无端英雄交白卷，高考入学梦不成。
五年农村干农活，泪水更比汗水多。
城里知青尚下放，农家子弟欲如何？

大学梦一直要等到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后才成为现实，此是后话。

七三年到七六年，虽在农村劳动，也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全国性的运动有批孔孟之道，几千年前的不为人知的少正卯突然平反翻案，成了反对‘克己复礼’的英雄。为胡适之‘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著名论断添了又一注脚。随后有‘评水浒，批宋江’。与农村有关的则有连年的学大寨，大干苦干拼命干，怎么也学不完，怎么也干不完。后来又添了一小靳庄，让农民夜夜唱歌，写诗。作为高中毕业生，除了自己写唱外，还要辅导其他农民，每晚子夜方睡，苦不堪言。好在只是一阵风吹过，农民们也不希望成为歌唱家或诗人，学小靳庄的活动也就不了了之。

这期间，有一项运动，我至今都不大明白。老人家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批资产阶级法权。生产大队开会传达文件，社员都要学习。毛大爹的原话我已忘记，只记得其中有一句：现在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说到这一句，还有一段笑话。我一侄儿其时正在小学读书，不知是自愿还是受学校派遣，他与另一红小兵一起，在通往集市的干道上设卡，要求每位过往的农民背诵毛主席批资产阶级法权的最新最高指示。大多数农民都背诵不出，他们也无奈，只好放行。这时来了有名的‘四喜哥’。何为‘四喜’？就是‘在家外人喜，在外家人喜，活着鬼喜，死了人喜’。在我们家乡，喜就是高兴的意思。可见这位老兄到了无人不厌的地步。侄儿知他难缠，本想放他过去。他却主动说可以背诵，但只记得一句。两位红小兵设卡多时也没碰到一位能背诵的主，此时也不免喜出望外。能背诵一点，也算进步。‘四喜’哥背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与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直把两红小兵听得目瞪可呆，却又无话可说。事后‘四喜’嫂埋怨他吃了豹子胆。他说：我一不是干部，二不是城里人，一个黄泥巴腿子，怕什么？谁还能取消我的农民资格？一副死猪不怕滚水烫的德性。回想起几年前在类似的场合，‘四喜哥’也曾大言不惭地背诵过‘老三篇’：人是要肿死的，但死的还不同意。中国古时候有个牵马的说过……老实说，‘四喜’哥还是有点才的，只是没有正常发挥渠道，就变歪了。

真的农民乐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只能甘居社会底层。这是怎样的弱势者与可悲者？‘四喜哥’只是不怕滚水烫，还有主动受滚水烫的。此人也是我们生产大队的。父母早亡，无人管教。平日游手好闲，被关进了监狱。布告上公布的罪行是奸污精神病人。刑满释放后，因总吃不饱，向公社要求重返劳改农场。值班的公社文书象听天方夜谭，跌破眼镜。七十年代初，我们那地方很多人确实饿肚子。家有老人小孩的，还能相互扯合。此汉单人独灶，人平每月三十多斤毛粮哪够吃。他这一荒唐的要求自然遭到拒绝。几次要求不果后，他就故罪重犯，终于达到了‘二进宫’的目的。据他讲，在劳改农场不仅能吃饱，每月还有十来块钱的零用。所以，他宁做饱肚犯人，不当饿肚农民。所幸绝大部分农民都拖家带口，没人仿效。否则，沙洋农场怕要人满为患。

转眼到了七六年。与往年一样，农民们又忙于冬季水利工程。一天早晨，我正督促民工们出工，上汉江干堤加固堤防（时为大队水利工程员，本无行政权力，但水利队长拉我当差），突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报道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此前的大人物去世，讣告中一般只称党的一个损失或重大损失，这一次可是巨大损失。我也隐隐为国事担忧。

那时‘谣言’和小道消息很多。都是赞誉周总理的。其一：基辛格曾问周，为什么美国人喜欢仰着走，而中国人却爱伏着走？取笑中国人都骑自行车，而美国人则开汽车。周巧妙地回答说：因你们走下坡路，不得不仰着，以求平衡。而我们走上坡路，就该伏行攀登。其二：基辛格问王洪文，世界上共有多少人？王洪文一时没有数据，面红耳赤，闭嘴不答。周代答道：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其三：邓小平带一兜苹果去医院看望周总理，周从中取出一小苹果让削。暗示将以‘小苹’开刀。等等。还传抄一首毛主席悼念周总理的词，还记得其中一句：巨星殒落大树倾，悲咽掩万家……也不知是真是假。

四月份，北京发生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无数的花圈，无数的诗词，无数的悼文……如此大规模的运动，自四九年共产党掌权以来，还是第一次。随后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报纸电台连篇累牍批判邓纳吉。聪明如邓公也成了‘二进宫’。

七月份又一巨大损失后（朱德），八月份唐山大地震。二十四万人一瞬间命葬残墙断壁。上苍似乎向中国人昭示着什么，可芸芸众生能懂得了吗？

这一年，湖北省撤区并社，彭市属新建制公社，没有旧区公所可利用，需修建公社办公楼。还是惯常做法，打人民战争，向各大队征调木工瓦工小工，作为水利工无偿摊派。此法自秦始皇修长城起，沿用至今。我也参加了基建办公室，任民工食堂伙食会计。九月九日下午三四点钟我为食堂买蔬菜，在蔬菜门市部得知毛泽东主席去世。一下子觉得天要塌下来一样。想起自懂事以来唱的那些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程’，‘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永远不落的红太阳也落山了。几十年来，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无时不笼罩在这一巨人的阴影下，而如今这阴影顷刻间消失。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种种的担忧一起袭上心头。

（四）沉舟侧畔千帆过

第一次看到‘四人帮’这个词，是在报纸上。人民日报通栏标题：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第四版刊登了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

按惯常说法，四人帮倒台标致着十年文革的结束。中国从此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如按这一划法，本文就该打烊了。不然的话，就是出题跑题文不对题，至少也是画蛇添足了。

诚然，历史阶段的划分总得有一个具体的年限。但真正的历史却不能割断。其巨大的惯性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消解的。可以说，文革的余毒至今也没有完全清除。有的还改头换面，被发扬光大。曾被中央定性为‘十年浩劫’的文革，时至今日仍是某种程度的禁区。难道文革的既得利益者们还把持着权力？

四人帮倒台了。但政治运动继续。在我们这个国度里，有些人不运动就寝食不安。年龄大点的人戏称自己为老‘运动员’。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批判胡风，高饶反党集团，除四害，反右派，大跃进，大办钢铁，彭黄右倾集团，社教，四清，直至文革。有‘幸’经过这历次运动的人，总应该炼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吧。由于年龄关系，我对大跃进以前的运动不熟悉。之后的历次运动，也只能称有些印象。这其中，我对四清颇有好感。记得当时大小队干部都集中在公社里，日夜‘洗澡’，下楼过关。各生产队推选几名社员代表（当然是贫下中农），与上面派来的工作队一起清帐。贪污挪用者罢官。我们大队的张支书就是那次下台的。换了一位姓王的。也有人说，因王家姓大人横，张家姓小丁微，换班是必然之事。四清后，大小队干部的作风焕然一新。群众心情舒畅，劳动热情高涨。六四，六五，六六三年，农村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真正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恰逢学雷峰运动，很多人争做好人好事。我祖父为生产队车水一晚上，还不让人知道。这三年，虽然是人努力，天帮忙，但四清运动功不可没。与如今的土皇帝们比起来，当年的贪污挪用简直不足挂齿。当年挪用几十元钱要丢官，如今逛红灯区，一夜花去老百姓上千血汗钱，官照当不误。

回到正题上来。不妨按文八股将过渡时期作一粗线条回顾。

政治上，深揭狠批四人帮。对帮派分子办学习班，人人说清楚。当时公社办公楼尚未竣工，剩下粉刷墙壁一项工程。正好用来隔离帮派分子。皮件厂有一彭姓工人，文革中为造反派，跳得很高。也被隔离在其中的一间办公室里。其时正值歌剧‘洪湖赤卫队’解禁，高音喇叭里整天都是王玉珍的歌声。这位彭姓造反派也在隔离室里唱。但他反复唱的总是那一句：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恨满胸膛。看来这家伙并不认罪。稍后我也参加了公社的清理工作队，恰好进驻皮件厂，与这位彭某斗争了好几个月，直至七七年首次高考。

思想上，冲破两个凡是与既定方针的束缚，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对毛泽东晚年（岂止晚年！）错误重新评价。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十年的压抑，人们开始感到心情舒畅。按官方的话说：一个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正在形成。

组织上，清除了帮派分子。关在牛棚里还活着的老干部几乎统统官复原职。有人上，就有人下。稍后，报纸上也看不到汪东兴，陈锡联，吴德和纪登奎等人的名字了。据说又出了小四人帮。包着羊肚巾的陈永贵伯伯据说回了山西昔阳。李素文大姐当然回原单位操起了纺织厂的旧活计。

经济上，城市里开始谈奖金了。甚至还挂帅了。利润也讲究了，还第一了。在农村，学大寨不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也不割了。有的地方甚至悄悄地干起了包产包干，打枪的不要。‘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关于万里，记得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也有一说：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看来老万还是适应农村工作，铁道部长不好当。

文艺上，刘心武的‘班主任’开了伤痕文学的先河。反思的作品接踵而来。可惜后来左病复发，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清除精神污染等运动也接踵而来。‘苦恋’遭批判了。‘假如我是真的’‘女贼’‘社会档案’等电影剧本也被枪毙了。据说后来台湾拿去拍了。不知确否。若如此，也就肥水不落外人田了。

科技上，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邓公提出：电脑要从娃娃抓起。蒋筑英的英年早逝唤起了社会对中青年科学家们的关注。但很快又知识贬值，‘原子弹不如茶叶蛋’‘手术刀不如剃头刀’。人们惊呼体脑倒挂。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矫往已经过正。今日的白领们，香车宝马，二奶小蜜，醉生梦死。对捡煤渣的老婆子当然管不了那么多。即使青梅竹马的黄脸婆大概也不屑一顾了。

教育上，恢复了抛弃十多年的高考制度。全国五千万人参加，争夺几十万个座位。实在蔚然壮观。也不知打破了吉斯尼记录没有？父子同考，夫妻双取传为佳话。我们班张大哥兄弟姐妹四人同年中举。虽然张大哥属扩大招收的走读生（走读生只召城里人），但毕竟实现了全家红。张家老爷子喜得合不拢嘴，连说祖上积德。张大哥与同班的李小弟的年龄之比，翻一翻，还拐一弯。七七级大学生中，相当一部分为农家子弟。真正是（或基本上）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今‘科举’制度虽还继续，但北京上海的录取分数就比某些省份低一百多分。省会城市也比其他地区低几十分。要知道，一分之差，可要管一批人啦！农民啦，就世世代代当盲流吧。

当时的教育部长刘西尧本打算上大学还继续推荐一年，原因是时间太紧，高考的各项准备工作来不及。不料邓大人发了脾气，说一天也不能等了。这就是七七级春季入学的原因。七七级与七八级属同一年入学，只差半年。却高一级，占了半年便宜。只‘可惜’地方干部们精心制订的五年或十年大学生推荐规划从此作废。

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正参加公社揭批四人帮工作队。进入皮件厂的工作队共五人，四男一女。四个男人借住在皮件厂一职工家里。白天晚上各种各样的会。那位彭姓造反派又特别的顽固不化。我只能晚上开完会后复习一下。十五瓦的灯泡虽不够亮，但比家里的煤油灯还是强多了。物理化学在学校没怎么学，当时称‘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农基’。也没复习资料，只把高中课本反复翻读。很快考试就来临了。物理化学一张卷，一看傻眼了。电光声热和有机化学无异于天书一般。语文中的语法也没学过，根本不知‘补语’为何物。更糟糕的是，作文题为‘学雷峰的故事’。一时间想不起以前学雷峰的事，又不会编造，情急中将故事写成了感想。只有数学和政治遗憾少一点。数学试卷中有附加题一道，要求用导数求极大值。当时虽有时间，却无半点头绪。及至上大学时学了高等数学，才知其实很简单。

考试结束后，一段时间情绪很低落，总觉得自己名落孙山无疑。不想居然初试合格，通知体检，直觉柳暗花明。七八年二月底，终于盼来了入学通知书。工作队也正好完成历史使命。女队长说，本该评我为先进队员，但考上了大学，已有一喜。先进队员称号就优先其他队员吧。先进没当上，感谢房东的信还得我来写。也是些顺口溜。记得有这样两句：

每记鞋袜没有收，回来已是墙头挂。
待我胜似亲儿女，多象当年沙妈妈。

后来听熟人讲，彭市镇上还有人专程去房东家看感谢信。并一致认定我考上了武大中文系。第一学期结束放暑假回家，还费了我不少口舌作解释工作。

大学梦终于做成了。一介农民进城吃商品粮。且每月还有助学金。对于一农家子弟，这是八辈子难碰的好事啊。去年写了一段顺口溜回忆当年情形。抄录几句：

峰回路转七七年，拨开乌云始见天。
垂头丧气出考场，蓑衣斗笠复耕田。
严冬过后春意阑，民工行装下武汉。
满手老茧初拿笔，一顿犹吃八两饭。

说到吃商品粮，还有一段笑话。我一邻居比我大十岁左右吧。文革中参加不少三线建设。什么远安，Ｏ六六工地等，一去几个月。因路远，无法带足粮草，就去转‘支拨’。也就是用自家的粮食去本地粮站换支拨证，然后凭此支拨证到三线建设驻地的粮站换回粮食。八八年我从法国回家探亲，这位邻居很为我在法国的粮食问题担心。问我是否也转支拨？我一时没有会过意来。待到明白他之所问，把我笑得差点闭气。

由此我又想到，中国的农民对国家的建设实在是功不可没。历年冬春两季的水利建设都是无偿的。当然对三线建设召的民工，国家还是付一点工资。每月十八元五毛。俗称‘十八块半’。工资虽低（相当于城里学徒工），且不管粮食，但对农民吸引力很大，尤其对尚未成家的年轻人。尽管通过支拨证，农民们拿去的是新粮，换回的是霉米。

（五）十年荒漠泪与血

既然题目是文化大革命，当然得专题谈谈文化。其实文化大革命应读成‘大革文化命’才符合实际。封（中国几千年）资（西方资本主义）修（苏联及东欧）统统一扫光。只剩下马恩列斯毛，还有霍查同志的著作。后来再加上鲁迅。正所谓：百业诸废唯政治，四卷雄文喂饥肠。（摘自本人顺口溜）

当年正是酷爱读书的年龄段，真象列宁所说，一个饥饿的人伏在面包上。可我们当时却无面包。只能给什么吃什么，找到什么吃什么。

吃传单

天门离武汉不太远，且交通还算方便。一夜轮船就到了汉口。文革初从武汉来的传单特别多。

其中经常看到一份叫‘红水院’的传单。专门揭露王任重陈再道钟汉华等省及军区领导并夏菊花等文化界名人们的‘丑闻’。也是从武汉来的传单上，我读到了当时我最喜欢的两首自由体诗：‘放开我，妈妈’和‘孩子，去吧’。大概出自‘钢二司’武大才子们的手笔吧。当时我就抄在自己的本子上，并妥善保存。后来‘深挖五一六，狠批北决扬’时，害怕引火烧身，悄悄地处理掉了。直到现在还后悔不已，因为再没找到这两首诗。虽然诗中尽是革命词汇，但当时确令我激动不已。凭记忆，现在还记得如下几句：

第一首
放开我，妈妈，
……

我不愿做绕粱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做暴风雨中的雄鹰，
去迎接……冲刷。
……
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儿愿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

第二首
孩子，去吧，
我不是一个糊涂的妈妈。
小小的雀笼怎能锁得住羽翼丰满的小鹰，
低低的羊栏怎能关得住四蹄翻飞的俊马。
……
董存瑞有爱子的母亲，
黄继光也有疼儿的妈妈。
……

真是无巧不成书。文革收场后，我考入了武汉水电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与教研室老师们聊起来，方知昔日的‘红水院’就是水电学院的造反派刻印的。水电学院在文革中也是风头出尽。就象北京的天派地派一样。

吃毛选毛诗词

其实文革中也不能说绝对无书可看，我们家就有毛选两套。当年请红宝书和毛主席的石膏像可是载歌载舞披红挂彩请回来的。而且免费，这对农民们至关重要。若要用卖鸡蛋的钱去换，恐怕母鸡们的屁股会肿大一截。免费固然好，只是那石膏像太容易碎。万一从神坛上摔下来，一家老小的性命……所以家家都捏着一把汗。

我因无书可读，阴雨天憋在家里，拿出毛选来乱读。开始顺着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然后跳着读，‘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持久战’‘别了，司徒雷登’……后来发现文章后面的注释包含的信息量很大，于是就专读注释。党史知识增加不少，可惜白费，一辈子没捞到党票，连入党申请书都没交过。记得大学期间，学生宿舍入门处的黑板上常有这样的通知：今晚党员同学与要求进步的青年学党章云云。所谓要求进步的青年就是写过入党申请书的。咳，当年不要求进步的青年变成了不要求进步的老年！

毛选翻完后，又无书可看。幸亏杜老师送我一本毛主席诗词。古典诗词以前从未接触。虽然后面有注解，但什么‘共公’‘不周山’，读来还是一知半解。但消化不良也不能不吃。越不懂越佩服老人家的博大精深。如今人届天命，从网络上读了一些古代的现代的诗词，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最近将毛诗词重新下载，重读一遍。其中两首较欣赏。一是‘忆秦娥·娄山关’，二是‘浪淘沙·北戴河’。此外，‘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及‘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等句我也喜欢。至于‘水调歌头·鸟儿问答’一调，七六年元旦播放时，我就大吃一惊。虽然我对旧体诗词的格律一点不懂，但该词中用语也太匪夷所思。

吃鲁迅

回想起来，文革中幸亏还有鲁迅可读。否则真是一遍空白。有人觉得鲁迅过于尖刻。或许与文人们论战时，确实有点。但鲁迅小说对国人的刻划，至今还有现实意义。‘故乡’和‘祝福’我特别爱读。儿时的玩伴中，我总看到不少闰土的影子。祥林嫂也不是绝无传人。另外高中时，课本中收入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一文，读后竟能一字不错地背出。如今也还记得不少。

鲁迅的旧体诗也是那时读的。记得老师教我们读‘挈妇将雏鬓有丝’中的‘雏’读音成‘ＣＨＯＵ’。前两年，我学作一首七律？赠留美同学，用了‘雏’字，造成出韵（也不知其他是否压韵）。其原因盖出于鲁迅的诗和我们的地方口音。抄录如后：

一洋难容两地愁，君留北美我滞欧。
壮志已随流年去，余生只剩两鬓秋。
故国长离非缘贫，他乡且住只为雏。
把盏江城应有日，黄鹤楼上两白头。

直到用中文之星拼音法敲字时，才知道‘雏’读音为‘ＣＨＵ’。一时间还真找不到什么字来代替，又不想改变原意，只好作罢。

鲁迅的诗中，除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外，‘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我也很喜欢。只是不知道后面这两句的出处了。

前些时看了黄宗英一篇回忆文章。记叙当年反右时毛主席关于鲁迅的一段话。大意是：鲁迅若健在，五七年要么当哑巴，要么进监狱。因有感，作一顺口溜，也抄录如后：

钦定旗手骨最硬，匕首投枪伴一生。
阎罗晚召二十年，头号恐非章伯钧。

果真如此，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恐怕就难以横空出世了。

吃堂兄课本

三位堂兄中，大堂兄初中读了一年便缀学。二堂兄坚持读完初中。一箱子书放在楼上。我因无书读，便打了这一箱书的主意。农村的阁楼上仅靠一片亮瓦透点亮，让我想到一句谜语：凿壁偷光看夜书，孔明。书箱上满是灰尘，大概堂兄回家务农后从没摸过。堂兄的课本保存得很好。我选出自然，地理，历史和语文课本，一本一本地读。我们的初高中没上过自然，地理，历史等课，我的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就是从一片亮瓦下读来的。也不知眼睛近视了没有。农村人哪管这个。

八四年我已留校任教。记得在Ｙ老师家看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各国运动队出场时，其英文国名我一下子就能用中文说出来。连留美的Ｙ老师也感惊异。这些地理知识就是从堂兄的课本上读来的。当时虽属顺口说出，但有不少自我表现的成分。现在回想起来还有些脸红。

杂吃

文革中的报刊除了‘红旗’外，几乎都停刊了。报纸还有些。但从中央到省市都是党报。我对报上的诗歌比较留意。那时的诗歌都洋溢着革命激情。除了读以外，特别好的还抄在本子上，印象就更深刻些。现在对其中两首还有些印象。

一首题为‘毛主席去安源’：
你胸中滚动着世纪的风云，
脚下踏着崎岖的山冈。
……
象春雷回响在人们的耳边，
象春雨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象春风吹绿千里沃野，
象春汛掀起万丈狂澜。
……

另一首题为‘长城颂’，好象是一位徐姓诗人所写。只记得一句：月黑风高，鼓楼上你警钟长鸣。

因这一句常让我想起‘月黑杀人夜，风高防火天’，故此记得。

初中语文老师也教过几首诗。其中的‘某公三哭’和‘老虎贴告示’属政治讽刺诗，当时都能背诵。现在虽还记得一些，却无论如何也背不全了。

此外，老师还让我们抄了些警句。如‘大海之所以那样宽阔，是因为它处在江河湖泊的最下面’‘柔软的沙发容易使人昏昏入睡，但崎岖的山路却能使人精神焕发’‘熬过寒冬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渡过长夜的人最懂得光明的可贵’等等。

除了喜欢读诗，自己有时也乱写一气。也是初中时，老师出一作文题，两节课完成。作文题目已忘记。当时我怎么也写不出。并且越急，脑子越不管用。临放学时，写了一首诗交差：

天边乌云闷雷响，杨柳低头泪汪汪。
咬断笔头捅破纸，坐在学室思断肠。

本以为闯了祸，不想老师反而高兴。称为打油诗，并读给同学们听。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打油诗’这个词。

高中阶段，有一次作文要求写诗歌。题目是：纪念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这首诗很长，只记得开头几句了：

大海鼓起百万排浪花，
长空布上美丽的图景。
东风牵着喜信奔走相告，
欢乐的节日带着千万朵红花翩翩来临。
……

老师给的评语是：情文并茂。又让我得意了一阵。

高中阶段还写过一首长诗，题目是‘小英雄’。不是作文，是我为表扬好人好事写的稿。以我们班上一同学为原形。现在一句也记不起来了。大概都是些肉麻的话。一次无意中发现邻桌同学的本子内抄录了‘小英雄’。书写相当工整。看来还是作为好诗抄下来的。

总之，文革十年，我们吃狼奶长大。除了些革命语汇，腹中空空。更惶论中华文化的底蕴。前几年作文革反思，写了几句顺口溜：

青春年华遇文革，十年荒漠泪与血。
往事如烟成惊梦，羊毫在握重如铁。

pallet

今夜如此寂寞

光说不练

沫儿

一洋难容两地愁，君留北美我滞欧。
壮志已随流年去，余生只剩两鬓秋。
故国长离非缘贫，他乡且住只为雏。
把盏江城应有日，黄鹤楼上两白头。


xug原来是武汉人？

zztpal

文革的岁月真是磨练一个人的品质啊！
尽管我是出生于文革后，但是我很羡慕知青的生活，
因为它丰富了人的生活及阅历。

thbeforedo

那是新中国不堪回首的年代.虽然那个年代造就了很多今天的栋梁

天涯刀客

讚，是個人物

Jobsz

小说和电视剧,其中的很多清节还印在脑海里.

尤其是电视剧的主题歌<<一只难以忘怀的歌>>

sevencolor

了解那个时代的事，很有味道

qiming421

知青的一些小说是我最喜欢看的，可能是由于那时候的小说戏剧冲突较大吧。叶辛的《磋砣岁月》及董立勃的《米香》是我最喜欢的，不知大家看过没有？有时间的话，值得一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