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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有熟人好办事,现代干什么都讲究关系,可《道德经》云: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为什么?很简单,当你杜门谢客的时候,你才能静下心来做你的事业和学问,这样则事业有成,学问有成,而朋友多,则忙于交际,则可能一事无成,空有浮躁而以。
外国哲学家说,哲学思想有“隐晦教义”,有“显白教义”,有微言有大义,普通民众只适合显白教义或者可以让其懂得大义,但隐讳教义和微言只适合懂得哲学道理的哲人来理解。当你有很深的哲学思想后,如急于传道,则可能道不行,自己碰壁,甚至“香消玉损”,如孔子,周游列国取传道,结果四处碰壁,连他的学生都开始怀疑他,最后老先生气急败坏的说道:“我的道不行我知道的,但岁月寒冷的时候才知道松柏的气质。”最后孔子还是以教书的方式和写书的方式才不急不慌的将其大道留给了后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有价值的思想会将一个哲人同普通民众拉开了距离,这样如果一个哲人要对普通民众传道的话,首先没有起码的共同语言共同关切,这些普通民众也包括一些诸侯等世俗化的官员,因而这样交流十分吃力,因而碰壁是十分常见的事,遇到一次这样的情景则不以为然可以理解,如果这样的情景多了,哲人自己将失去信心,刻毒的观众还会免费送一个“神经病”的称号,这样哲人名誉每况愈下,哲人自己则灰心丧气,传道将化为泡影。恰恰相反,哲人退一步想,:我不急于传道,我的思想能留下来就成了,有书藏之名山,待后人逐步去认识和发现,这样会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哲学,则大道成矣。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写出来后几年没有人能读懂,后来才慢慢认识到康德的革命性的哲学思想,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刚开始出版的时候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好长时间才出售了不多几本书籍,才到弗洛伊德的晚年才认识到《梦的解析》的价值,这时弗洛伊德才名声鹊起。但问题是哲人不能忍看自己的学说没有人承认,花费的心血没有得到任何报酬,所以,急于传道也在情理之中,但在知我者希之后,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首先我不急于传道,而先分析那些人有素质有能力有兴趣来了解我的思想?虽然这样的人是少数,甚至希缺,但这样的人一点就通,何这样的人交流不但自己的思想得到承认而且还会得到支持,这样大道行矣,是故,知我者希则我贵矣。
其次,对普通民众来说,其适合选择自己最适合的生活:比如追求物质生活,但选择接受哲人思想后,则高不成低不就,谋生不成,谈哲学更不成,造成一批问题民众,就像哈耶克说:社会的危险没过于造就大量的有知识的无产者。这不要说朝廷瞪眼,社会也扰的人心惶惶的够挠心的,所以,民众宜培育生命树上的果子,不宜吃智慧树的果子,难道这不是愚民政策吗?这不破坏思想自由吗?这不是愚民政策,并且这里也支持思想自由,但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每个民众都有职业后他愿意学什么思想就什么思想,这没有什么无可厚非的,学懂了没有坏处,学不懂也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而在社会失业严重,矛盾重重的时候,思想传播和动员很可能产生一些虚无主义泛滥现象,这则加重社会危机,社会的无序中一般是强力胜利机会多而不是智慧胜利的机会多,当然不能一概而论,这只是说侧重,所以,这个时候还是知我者希则我贵矣:一个稳定和良性发展的社会必定是思想丰富和活跃的社会,适合于大道传播的社会,而一个矛盾重重的社会产生的一般是暴力和仇恨,这不是用道理说话的环境。那如何才能代表人民利益呢?那就让利益来说话,让常识来说话,所以,一个社会的经济是社会稳定之本,法制是社会稳定之经纬,思想必须在支持这样的框架下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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