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诉讼心态（转贴）

猛洞河

余秋雨先生近来十分健讼。中国文联出版社、古远清、萧夏林等先后被他推上法庭。作为文化名人，余秋雨的诉讼自然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这些年余秋雨可谓是出尽了风头，从《文化苦旅》到与余杰的“该不该忏悔”之争，余秋雨一直处在被簇拥、被赞美、被广为评说的亢奋之中。余秋雨也通过各种方式亲近媒体和大众，譬如担任歌手大奖赛评委、四处签名售书等等。在大众视野中，余秋雨无疑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名人，他的博学、他的文采、他的风度、他的游历甚至他的婚姻，都成为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

　　无限风光的余秋雨也因此获得了某种话语权力，他的论断越来越仓促和不加思量，如断定赵本山是伟大的喜剧家等等。这些缺乏论证的结论出自余秋雨嘴中，便有了独特的分量。但是，四处指点的余秋雨却很容不得别人的指点。他反击批评的言论是苛刻的，动辄就抛出个致全国读者书什么的。在争论中不肯让步的余秋雨，显然有失大家风度。在他声色俱厉的追究下，文坛关于余秋雨的评论热潮骤然退却，大家普遍感到无话可说。相当一部分批评者无力去触探这片雷区，去招惹莫名的火力打击。也有些个批评者在与余氏的批评交往中，尴尬地发现，自己不过充当了一场无聊炒作的配角和形象包装的下手而已。学院派的批评者几乎对余秋雨没有什么兴趣，余秋雨作品的美学意义和文学价值只是停留在《文化苦旅》对“文化大散文”提法的提出。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力是有限的。近年，李国文、李存葆等作家纷纷转向文化散文的写作，祝勇、王开林、张锐锋等年轻作家也锐势不减，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情感、思想深度还是语言和想像力，都是不俗的。当然，这得归功于余秋雨的开风气之先，但是，这也昭示了余秋雨写作的危机。

　　余秋雨出名之后，就似乎再也没有把心思用在写作上，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技术用在对自己名声的修辞和维护上。余秋雨在自我形象策划上面煞费苦心，虽然落得了个“电视学者”、“媒体教授”之类的称呼，但是，毕竟他掌握了大量资源和优势，这是书斋里那些默默无闻的学者所无法比拟的。诉讼对于余秋雨来说，是一种造势，也是一种炒作。诉讼只不过是余秋雨通过媒体发言的一种形式而已，他所制造的这些法律事件，已经毫不新鲜。余秋雨之所以乐意把自己打扮成“讨个说法”的受侮辱和受侵害者，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具备公众人物应当具备的起码的舆论承受力，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吸引大众的注意力。我们应当注意到，余秋雨在2002年下半年频频打官司的时候，正是他接近被文坛遗忘边缘的时候，这段时间，我们只看到他给人写的序言之类的应酬文字，或许他依然在写，但是，却很难再产生《文化苦旅》那样的效应。余秋雨起诉萧夏林是因为2000年第2期《书屋》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想必余先生应该在当年就发现了那篇文章，为什么事隔两年才提出来呢？得知余秋雨“旧事重提”，我翻遍书橱，才在一大摞书的底层找出那本旧杂志，那篇文章所涉及的“不实之词”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余秋雨打官司，不是媒体在提醒我“余秋雨又打官司了”，我绝对不会知道有什么“送别墅”的说法。我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是通过媒体关于官司的报道，才知道萧夏林那句“不实之词”的。余先生这到底是在辟谣呢还是传谣？

　　用非文学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文学声名，是得不偿失的。学术界早就有学术官司学术打的呼声。这倒不是开法治的倒车，而是因为正常的学术批评需要一个自由和宽容的心态，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健康的对话关系。巴赫金说：“思想只有同他人别的思想发生重要的对话关系之后，才能开始自己的生活，亦即才能形成、发展、寻找和更新自己的语言表现形式，衍生新的思想。”诉讼是一种学术外对抗，其结果必然导致思想对话关系的人为中断。余秋雨把批评者推上法庭，更像是杀鸡给猴看，看谁还敢对我余某人指手划脚、说三道四？这样一来，余秋雨可真是掌握“话语霸权”了。倘真如此，是文坛和批评界的大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