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视角与人民的视角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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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4 19:38:12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读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一书，特别是将这本书翻译出来以后，觉得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犹豫了很久，因为一直没有理清思路，怕话说不清楚，也就一直没有说。其实最开始吸引我的是这本书的副标题《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因为这个副标题至少在两个方面引起了我的共鸣，首先是承认许多抱着好意的项目是失败的，不仅是失败的，有许多更成为人类的灾难；其次探讨为什么这许多项目都失败了，就其原因在哪里。
19～20世纪是人类最为辉煌的时期，人类的能力被各种科学大大地扩张了，他们不仅不断地征服自然，也在不断地征服自己。但是到了20世纪末期人们突然发现，在那些引以为自豪的项目背后，居然是人类巨大的灾难。斯科特在这本书中阐述了许多失败的项目，从德国的科学林业到苏联的农业；从巴西的城市到坦桑尼亚的村庄，每一个项目都很辉煌，但是带给人们的却是巨大的灾难。项目可能是一个很含糊的词汇，斯科特在书中用了另外一个术语——社会工程——更直接地传达了这些项目的特征。

为什么是灾难

我们可以从身边看到这些灾难的发生。斯科特在书中举了许多国家的例子，但是却没有讲到中国的大跃进，他说他希望中国的学者会深入地研究这个问题。大跃进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因为大跃进具备这些社会工程几乎所有特征。
首先，大跃进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状况。从一开始，大跃进就承诺给中国人一个高速实现共产主义的梦想，也就是要改善人类状况；其次，大跃进是政府设计并通过国家权力贯彻实施的，尽管表面上可能是各个地方政府放卫星，但实际的动力来自于高层政府；再次，大跃进之所以能够被推行，是因为农民被组织进人民公社中，这一组织结构保障了大跃进被实施；最后，大跃进也反映了人类的狂妄，相信人可以主宰自然。灾难性的结果是有目共睹的，死亡了数以千万的人口，农业生产遭受到严重的损失。这些都是当时就可以看到的灾难，还有很多灾难过了几十年才缓慢地显现出来，比如当时许多森林被砍伐，到了1990年代，生态上的灾难才逐渐显示出来，出现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
因为有太多人陷入了饥荒，所以大跃进很快就被公认是一场灾难。但是有更多社会工程并非如此快地显示出其灾难性后果，比如作者在书中讲到德国的科学林业。为了能够增加财政收入，从德国起源的科学林业开始用人工种植的单一树种代替，尽管一些灾难已经开始显现出来，比如病虫害增加，生长速度减缓等等，但是科学林业的灾难需要2个世纪才能完全显现出来。中国的人民公社也是经过了20多年，才被作为一种错误的选择被放弃的。
这些社会工程的失败往往是逐渐显示出来的，认识这些社会工程失败不会象识别大跃进那样容易。它们更多的时候显得非常辉煌和富有成就。比如，在书中提到的坦桑尼亚乌贾玛村庄，从表面上看可能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正像尼雷尔总统所说的，只有将散居各处的农民集中在一起，使他们生活在村庄中，才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医疗和教育。这样的想法似乎没有错误，但是乌贾玛村庄化却受到坦桑尼亚农民的普遍抵制，因为被组织进入村庄以后，农民进入了一个不熟悉的环境，从是他们不懂的耕作。村庄并没有为农民提供医疗和教育的便利，反而威胁到了农民的生活。村庄中的农民不知道在新的环境下如何从事农业生产，村庄化带来了坦桑尼亚的粮食危机。
斯科特在书中还讲述了城市建设，随着城市功能分区，人们的工作、购物和居住被分割在不同的城市功能区，城市的不同部份被宽阔的公路连接起来，宽阔的公路上奔跑着各类汽车。街道越来越整齐，广场越修越大，城市的空地被种成草坪，看起来非常漂亮了，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城市的进步。但是在斯科特看来，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是失败，因为社区的功能几乎消失了。原来那些看起来混乱和狭窄的街道给当地人的交往长社会生活提供了便利，在那里，人们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引述了人类学家贾科布对整齐划一的街道的批判，认为这样的城市是缺少活力的。在他们的观点中，甚至贫民窟都有其独特的作用，因为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穷人首先实在贫民窟中积累了社会资本，从而才开始他们在城市的生活。
当我们说这样的城市建筑和农民组织是失败的时候，他是从市民和农民的角度，特别是一般的农民和市民的角度看的。
当我们谈论一个社会工程是否是失败的时候，有着两个不同的视角，一个是国家的视角，从国家的视角来看，书中所讨论的项目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因为这些社会工程或者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比如科学林业；或者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比如乌贾玛村庄，以及前苏联的集体农庄。但是这些社会工程公开的旗号并非是强化社会控制，而是要造福于参加者。从这些被迫的参加者角度看，这些社会工程无疑是失败的。
在农业项目上，不同观察角度所造成的不同结论更为明显，农业科学家不断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用单一的作物种植代替多种作物，用化肥和农药解决农业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时，原来普遍流行的轮耕被作为落后的技术停止了，代替的是整齐划一的农业，从国家的角度看，这无疑是成功的，因为粮食产量提高，并且成为可以计算的了，国家征税更为方便。但是从农民的角度看，这可能是失败，因为单一的品种不适合他们生活中的多种需要，他们原有的知识在这里都成为无用的。农民并没有从新的农业技术中得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所以他们往往拒绝接受。在许多地方，由于忽视了地方环境的多样性，新的农业技术甚至可能带来许多负面效应。
当斯科特谈论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时候，并非抽象地谈论失败，而使从特定的角度，也就是一般人的角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来讨论这些社会工程。

为什么会失败

如果说观察这些社会工程失败的角度是人民的视角，那么寻找这些失败的原因恰好在于它的反面，也就是国家的视角。
如果说这些社会工程给人民带来了灾难，那么为什么它们会被强有力的推行？斯科特从四个方面对其做出了解释：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简单化是斯科特分析中一个最重要的概念。这里如果借用民族国家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说，任何一个君主都向更清楚地把握自己的王国，但是他们缺少必要的工具。而民族国家建立以后，他们通过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乃至使用官方同意规定的姓名，以及建立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国家更清晰地了解并控制了社长。对于国家来说，社会并非再是一个暗箱。国家了解和控制社会的过程也就是清晰化的过程。为了使社会更为清晰，国家对社会采取了简单化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国家从外界赋予社会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国家最容易掌握的。比如，在国家的统计中，个人的特征被忽略了，留下的只是按照统一标准进行的人口统计，所有的人被假设是一样的。土地被按照统一的面积单位进行统计，而土地的具体特征则被忽视了。当然，国家并不仅仅停留在掌握社会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还要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造社会。社会不再是自然形成的产物，而是国家有一是作用的结果。国家采取标准化的方式重新构造社会，这个社会最便于国家的管理。简单化、清晰化和标准化是国家对社会实施管理的重要工具。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关于“High-Modernist”的翻译，我也犹豫了很久，最后决定将这个词翻译成极端现代主义。在斯科特那里，极端现代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自信，相信人类可以任意创造出一个世界。但是在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具有这种能力的人绝不是所有人，而只是那些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专家和官员，他们是高高在上的，可以俯视芸芸众生。他们是世俗生活中的上帝。在斯科特的眼里，尽管表面上这些人是相信科学，但实际上他们与科学相去甚远，他们将科学变成美学、变成宗教。所谓美学，是因为他们所推崇的仅仅是流线型的、巨大的、对称的、功能分割的，而与此相反的东西都被他们认为是没有效率、落后和应该摈弃的。所谓宗教是因为他们不承认人类认识的不足，他们的科学是封闭的，是不接受任何新事物的。在农业技术上，斯科特将所谓的农业科学家与农民的关系作过一个有意思的比较，他认为农民更为开放，他们准备随时接受新的事务；与此不同，农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知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们从不愿为了适应当地情况对那些普遍原理做任何修正。从这方面看，农民具有一种科学精神，而在极端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下的科学家反而不具备科学精神。
当世界被所谓的左与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划分成二元结构的时候，极端现代主义却超越了左与右的界限，表现为集权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如同斯科特所说的，在美苏关系陷于冷战的时候，两国的农业科学家互访频繁，美国农业科学家将苏联看成实现他们农业规划的理想国度。甚至苏联大型农场的设计也是美国科学家在芝加哥的宾馆中完成的。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在斯科特看来，独裁的国家才有可能违反普通人的意愿实施这些大的社会工程。因为独裁国家具有较强的动员能力，还因为独裁国家更可以不顾及普通人的反对。19世纪的德国、专制时代的法国、前苏联，乃至坦桑尼亚都可以归入这类国家。“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权的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但是民主国家也并非能够完全拒绝这样的社会工程。在斯科特原来的计划中包括了对田纳西水利项目的分析，但是很遗憾，因为担心篇幅过长，作者最后删掉了这一章。不过这说明，这类社会工程并非仅仅发生西方人所认为独裁国家，在民主国家也同样会发生，只是在这些社会中，它们受到的抵制可能会更大一些，所以美国的农业科学家才会因为自己的计划在美国频频受阻而寄希望与苏联。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当国家超乎寻常地强大时候，市民社会自然是软弱的。
斯科特概括了这四种因素的关系，“总之，社会的清晰性就提供了大规模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其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当国家打着造福人民的旗号实施这些工程的时候，却遇到了重大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作者所总结的：“如果要我将这些失败背后复杂的原因归结为一句话，我要说这些计划的始作踊者往往将自己看得远比实际上更聪明和更深谋远虑，同时也将他们的对象看得远比实际上更愚蠢和低能。”我们在这里看到，一批自以为是先哲的领袖，抱着远大的目标，强行率领他的子民，按照他们想象中的路线图，不管社会的现实是什么，要直达目的地。结果是他们陷入了灾难的深渊。

如何避免灾难

斯科特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项目的批评上，他试图给出一些解决的思路。他知道“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我同样可能会显出傲慢来，正像刚刚被批评的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那些社会工程的失败源于那些自负的官员和科学家要为社会做出详细的设计，并把这些设计强加于社会。那么，避免灾难的方法就不可能是一套严格的设计。斯特科从两个方面告诉人们如何避免这种灾难的发生。
从行动层面上，斯科特仅给出了很简短，但是很有意义的告诫，他说至少有四个原则可能帮助人们避免这种失败。首先是任何社会规划都采取小步走的方式，前进的步伐缓慢一些，边看边走，这颇有些象是摸着石头过河；其次是鼓励可逆性，许多失败的社会工程都是无法修复的，所以应该在社会规划中鼓励那些一旦发现问题就可以到退回来的机制；同时规划要有弹性，一旦出现意外的情况可以做出及时的调整；更重要的是第四点，在规划中要为人类的创造能力留出空间。因为人类的知识有限，所以人们要收起自己的傲慢，这正是行动层面上避免失败的关键。
在理念的层面上，斯科特提出了“米提斯”的概念以强调实践知识的重要。在斯科特看来，在我们从书本可以得到的知识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从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就象人们不管读了多少教科书，如果没有实践，就不可能真正会骑自行车一样；其次，这种知识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往往建立在当地经验的不断积累上；第三，这种知识还是开放的，处于不断发展中。在斯科特看来，米提斯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许多实践中真正的问题。
在谈到米提斯的时候，也可能人们会想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句名言，也可能会想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斯科特提醒我们的仍然是尊重实践知识。我想把斯科特的思想归结为人民的视角、人民的实践，希望这种归纳不会违背作者的本意，尽管可能会失之于简单化。
在斯科特的分析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权力的作用，人民的视角和人民的实践为什么会被国家的视角和国家的实践所淹没，主要的原因是不仅仅是忽视，更多时候是因为权力结构造成的。斯科特可能会寄希望于代议制民主，而我希望除了代一直民主之外，还会有更多适合下层人表达自己意愿和知识的渠道，这可能已经超出了这本书的范围，只是这部著作带给我的一点启迪。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詹姆斯 · C. 斯科特著，王晓毅译，胡搏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11月）

中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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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作一个简短的序言是我的荣幸，同时它的出版也使我忐忑不安。

作为一个从事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近40年的学者，我感到长期和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知识传统使我受益匪浅。我从中吸收了大量知识，尽管只是通过翻译的著作。这不仅包括20和21世纪的学术著作，而且也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我发现后者是很富有启发意义的。比如，我最近发现，《水浒》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压迫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人们的避难和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

尽管我是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的专家，但我最初曾计划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开始研究生学习的1962年，即使访问中国也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从事研究了。那时，我非常想在村庄从事田野工作，而不想成为“扶手椅上”的图书馆学者。为此，我转而学习马来语，后来在马来西亚从事了两年的田野工作，《弱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New Haven: 1985)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里德曼，他不仅是我的同事和教学伙伴，也是我知识上的良师，他使我能够一直与中国农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行，这也包括他自己(与毕克伟和塞尔登)关于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两部著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我也有幸培训了许多学生，他们现在出色地从事中国农村研究，并且与昆明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知识研究所合作进行地方和俗语的识别。

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的领袖如何能够为使其人民和景观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和自然灾难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我从“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巴西利亚）、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乌贾玛）、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农业中都得出这一结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都指出了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的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我知道，我这里的一些结论也可以被推广到现代中国的一些时期（也就是“大跃进”和李森科主义的农业进步）。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

这些项目的基石来自于我所称的“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这些设计是所有社会规划、图解和管理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一种控制人口流动的知识形式的户籍制度就是一例。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早熟的，早在汉代在中国就出现了正式的宗族姓氏制度。在它们之中，以及它们本身，清晰和简单化活动所显现的只是抽象的“能力”。它们可以被负责和有益地使用（比如对于追踪和控制非典型肺炎所必要的全国流行病统计数字），也可以为了无意义的目的而被不负责任地使用。尽管我所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和所带来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是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大而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纵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部著作应被看作是对我所称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的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的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地方和流行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无序。

我将这部著作的出版看作一个开辟与中国同事对话的机会，我期望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远比我所教授的更多。

詹姆斯·C·斯科特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
农业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