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鲁迅接受尼采哲学原因探析

马铃薯

鲁迅接受尼采哲学原因探析

李克

　　在中国本世纪的学者中，鲁迅是最早接触尼采哲学的人之一。

　　１９世纪末，日本和德国这两个王室政府的国家来往逐渐密切，日本开始输入德国学术，德国对日本的影响不断增强。当时不少日本学者前往德国深造，鲁迅学习的仙台医专的许多教师就留学于德国，藤野先生一度也曾打算去德国，后来因故未能成行。在这种关注德国学术的背景下，尼采哲学自然也受到了重视。１８９４年，日本《心海杂志》刊文介绍了尼采。１８９８年，留学德国的井上哲次郎在大学讲坛上宣扬尼采，这之后，又有吉田静致、长谷川天溪等人陆续撰文介绍尼采。１９０１年，日本《帝国文学》卷头刊出了尼采肖像，还有登张竹凤的《尼采自传》以及上田敏的关于尼采的译文介绍。同年八月，由于高山樗牛《论美的生活》一文引起了“什么是美的生活”的争论，这场争论涉及到尼采的思想。在争论中尼采逝世，消息传来，日本关于尼采的议论达到了高潮。[1]

　　１９０２年４月鲁迅抵达日本，郭沫若说，此时尼采哲学“磅礴于日本”。尽管年轻的鲁迅此时还不谙德文，东京的德文书籍也不算多，但他仍买了尼采的《查拉图士特拉如是说》（以下简称《说》），这是鲁迅接触尼采的开始。从此时起，尼采哲学在鲁迅心目中逐渐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它对鲁迅的人生斗争乃至性格塑造都起了一定作用。那么，鲁迅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始关注尼采哲学、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接受了尼采哲学呢？

１

　　一种哲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它在传播中的特征有密切关系，尼采哲学的影响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探讨鲁迅接受尼采哲学的原因之前，有必要先了解尼采哲学自身具有的一些特征。

　　尼采哲学的突出特点是艺术色彩十分浓厚。只要看看尼采的几部书名，如《曙光》、《漂泊者的影子》，对此就会有强烈感受。尼采的语言文采斐然，艺术气味十足的语句不是零星地散见于某一作品中，而是大量地出现于他的哲学著作中。《说》一书数十万言，皆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读来琅琅上口，韵味十足。鲁迅曾赞美尼采语言“有金石之力”。日本学者厨川白村对此也深有感触，称赞“尼采的文体有激动人心的神秘魔力，尤其是他的箴言，其风格的精彩一如抒情诗。”[2]运用诗的语言阐释哲学的道理是尼采无可否认的天才，为此，对于尼采到底是诗人还是哲学家曾经引起争辩。有人认为他的语言有着“福音书似的说服力”和“恍惚的美”，他的妙趣横生的格言和燃烧歌唱的言辞，使他的作品成为“抒情诗的构造，寓意、故事的一部分”，因而将尼采视为艺术家。的确，尼采曾像艺术家那样受到人们推崇。茅盾年轻时曾这样评论尼采：“我们现在是将尼采放在哲学家的队伍里了，但是尼采当初，倘然是拿剧体诗或对话体来发表他的意见，恐怕称赞的人还要多。我们只将《说》一部书来看，便知尼采确实有诗的天才。与其说他是哲学家，不如说他是大文豪。”[3]尼采惯用的是箴言、警句、比喻和象征，无论哪一种，都充满着激情。他的哲学，尤其是《说》这部书，感情的炽热胜于抽象的推理，形象的比喻和暗示多于晦涩的说教和论证。它犹如抒情诗之自白，感情之忏悔，具有深湛的感染力。表现强烈的情感和富有魅力的语言，使尼采在众哲学家中格外耀眼。

　　尼采哲学的第二个特征表现在构造方法上。传统哲学重视逻辑和推理，大都用三段论构造体系。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到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从基督教经院哲学到近代唯物主义代表费尔巴哈，理性的推理和逻辑的论证成为哲学理所当然采用的方法，它是搭建整个传统哲学的基本骨架。无论是柏拉图的理念，基督教的上帝，莱布尼茨的单子，或是哲学家崇奉的心灵、本体、绝对、理想等，都是在逻辑方法的架构下才有意义。各种哲学的主要范畴，通过理性的推理和论证，才能生发开去，关联沟通，将大千世界织成一张严密的网，使万事万物都在这张网的确定位置得到说明。对于传统哲学而言，逻辑不仅是构造体系的工具，也是读者理解的线索，更是作者思路清晰的标志。缺少了它，思想的环节便失去了前后相继的联系，人们就难以把握和接受。在这方面，尼采哲学与传统哲学有相当的抵牾，它不追求对晦涩概念的解说，也不阐述玄诡幽深的原理。尼采对所谓永生、灵魂等，不仅不感兴趣，还极力攻击。基督教把天堂描绘得纯洁诱人，尼采则号召人们回到“大地”。他关注的是现世的人，从对现世的人的要求出发去说明世界。尼采不是抽象地论证人应该如何去做，而是以强烈的感情、独特的文体、刚劲的文字向人们发出劝戒和命令。他的哲学强调的是感情与意志的活泼有力，这是尼采哲学打动人的独特之处。

　　尼采哲学的第三个特征表现在提出和回答问题的方式上。尼采以语言的尖锐犀利名噪一时，他以非凡之勇气，把传统文明的各种遮羞布撕个粉碎。对人们通常讳莫如深的问题，常能一针见血，一语道破。罗素说，尼采“爱以逆理悖论的方式发表意见，目的是让守旧的读者感到震惊。他的作法是按照通常的含义来使用善恶二字，然后讲他喜欢恶而不喜欢善。”[4]确如罗素所说，尼采常用这一手法，如他说，“善良的人们从来不说真话，善良者教你们走向错误的港口和海湾。你们生长在善良者的谎话中，由于善良者，所有事物都已变成虚伪而且歪曲根本。”[5]尼采把流行的善视为恶，而通常的恶却被他视为善。所以他的言谈常令人瞠目惊愕，咋舌哗然。这使尼采哲学往往以对传统社会和道德最激进、最猛烈、最彻底的否定者姿态出现，在某一特定时期，它会成为反抗传统社会的一面旗帜，对人们有相当的吸引力。

　　尼采哲学形式上的这些特征与其内容密切相关。尼采最初的研究从希腊悲剧入手，后来涉猎的领域虽更为广泛，但艺术和美学始终是它关注的。他哲学浓厚的艺术色彩，与艺术和美学在其哲学中的地位是一致的。因此，形式上的不合逻辑，不成系统，按照传统哲学的要求衡量，当然不免非议。但从尼采哲学本身看，这种艺术特征并不构成其缺点。如果说黑格尔的纯粹逻辑表现了对理性重视的话，那么尼采哲学中浓厚的艺术气息则反映了它对本能的推崇。对艺术的见重，这大概是人们称尼采为文艺性的哲学家的缘由吧。

　　因此，用传统哲学的眼光看，尼采哲学像艺术；若从艺术的角度审视，它又像哲学。尼采哲学塑造了许多形象，与艺术形象比较，这些形象还带有很强的抽象性。尼采哲学散发着浓郁的情感，但其表现往往流于晦涩和艰深，这使尼采哲学有时会介于艺术和哲理之间，成为哲理性的艺术，又是富有艺术性的哲理。它既有哲学启人思的特点，还兼有艺术感人深、动人速的功能。由于这些特征，决定了尼采哲学在现实中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

　　首先，尼采哲学易得到艺术家的共鸣，其哲学在具有艺术气质的人那里具有较大市场。事实上，最早“发现”尼采的就是文艺理论家、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勃兰兑斯。他于１８８９年在哥本哈根大学介绍尼采，几乎与此同时斯特林堡在戏剧中表现了尼采的思想。二十世纪初，尼采对艺术家的影响更为广泛和显著，英国有萧伯纳，美国有杰克·伦敦，俄国有高尔基，法国有罗曼·罗兰、法朗士，奥地利有茨维格等。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曾经抱怨，说人们认为他受到尼采影响纯粹是误解，理由是他未读过尼采的书。这恰好从反面说明了尼采哲学在当时对于艺术家的影响力。

　　其次，尼采哲学不是大学讲坛上的高头讲章，它的读者不限于专业学者的小圈子内。尼采哲学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走出了书斋课堂，对众多的人发生作用，那些未受过专业训练、欠缺哲学修养的人，也会被它吸引。传播的迅速，影响的广泛，是尼采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

　　第三、任何一个哲学家在思想发展过程中难免会产生某些曲折和矛盾，尼采也不例外。尼采曾对自己早期的作品《悲剧的诞生》提出过批评，认为书中好些地方“拙劣、令人困惑，比喻零乱混杂，显得十分柔和以至达到一种女性气质的地步”，这本书使他感到不愉快。[6]然而，在尼采哲学中表现得更突出的是另一种矛盾：他故意把话讲得前后不一，把连贯性的内容用矛盾的方式来表现。这两重“矛盾”有时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形式表达上的矛盾表现了尼采哲学不重视逻辑、缺少传统哲学的严谨，这给人们的准确认识和把握带来了一定困难。有的研究者认为，“对尼采哲学的了解，有赖于解释者本人的性格。”[7]这话讲得也许稍嫌偏激，但人们看到的事实是，在尼采这面大旗下，确实麇集了形形色色的众多信徒。不仅东西方的一批艺术家积极宣扬尼采，而且第三帝国的纳粹也对尼采大加捧扬。缺乏逻辑，使尼采哲学易于遭到“阉割”，令它在现实中的影响变得多样化。可以说，对于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人们，尼采哲学意味着很不相同的东西，它所起的作用亦判然有别。

２

　　鲁迅１９０２年开始接触尼采，从现有的材料看，他并没有系统地阅读尼采。尼采哲学虽然在当时的东京较为流行，鲁迅也是书店的常客，但如果说他读了尼采的许多著作，是令人怀疑的。《鲁迅全集》中有三十几处提到尼采，从他在作品中直接或间接引用尼采的话看，他读尼采的书应该是有限的。尼采的代表作《说》是鲁迅感兴趣和熟悉的，１９１８年鲁迅还亲自翻译了此书的前三节，１９２０年又翻译了此书的“序言”全文，并附加一些解释。鲁迅后期读过尼采的《自传》，梵澄翻译完此书，是鲁迅亲自校对的。总的来看，鲁迅对待尼采并不像一般的学者那样，去梳理尼采思想的发展脉络，对其作种种烦琐的考证，持纯学理的研究态度。尽管如此，从鲁迅对尼采的简要评论中，看得出来，他对尼采的阅读是用了一番心思的。

　　由于尼采哲学在表达上不像传统哲学那样看重逻辑，因而时代思潮对尼采哲学的选择凸现具有重要意义，它决定了尼采哲学在现实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情形往往是这样，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并不是个人的全部思想，而是他思想的某一部分、某一方面，而社会对这一部分、这一方面的选择不会顾及或强调与这个人思想的其它部分、其它方面的关联。尼采哲学的命运就是如此，不同时代、不同的人会突出和强调尼采哲学的不同方面，对它作不同的“阉割”和解释，使尼采哲学在现实中发挥不同的功能。在探讨鲁迅接受尼采哲学的原因时，必须联系当时的具体背景，需要考虑在鲁迅的视野中，尼采哲学呈现出什么样的面貌。经过鲁迅的选择和接受，尼采哲学具有怎样的功能。

　　以此来看，虽然１９０２年鲁迅就接触到了尼采，但我以为，鲁迅真正在思想上和尼采哲学发生共鸣，应是在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２年和１９０７年比较，鲁迅在思想上有一个变化和飞跃，正是这个变化和飞跃，为他接受尼采哲学打下了基础。

　　鲁迅初到日本之际，他的思想还没有脱离那时大多数人所具有的启蒙思想框架。当时流行的启蒙思想认为，中国衰败，惟在科学落后。要振兴中国，必须对民众进行科学启蒙。鲁迅此时的着眼点还是放在用自然科学启蒙群众，破除迷信，发展民族工业上。他积极投入宣传和普及科学知识的活动，１９０３年写了《说钅日》一文，介绍了居里夫人关于镭的科学成果。他还翻译了科幻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造人术》、《北极探险记》等。这一系列活动的意图，鲁迅讲得很明白：“胪陈科学，常人厌之。……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科学小说能够“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于不知不觉间，获取知识，破除迷信。“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8]中国需要的是科学，从弘文学院毕业，鲁迅就选择了医学。这种把自然科学摆在首位，依赖集体民众的主张，可视为１９０２年鲁迅的主导思想，它与尼采哲学相距甚远，在这一思想基础上，鲁迅不可能和尼采哲学发生共鸣。要接受尼采哲学，鲁迅思想上还需经过一番变化，日本的现实对促使鲁迅思想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５年，相继发生了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两场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和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形象，庞大昏聩的中国，在一向被人们视为弹丸小国的日本的打击下，充分暴露了它的腐败无能。日本从此一跃而为东方列强，在世界舞台上开始扮演引人注目的角色。对于鲁迅和大多数留学生，吸引他们的倒不是日本和中国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地位和作用这类纯粹政治性的问题，生活于日本人中间，耳闻目睹民间百姓和日本军人的一些表现，令他们感触颇深。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日本人的爱国精神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围攻旅顺军司令长官乃木希典将军长子战死，乃木命勿举葬礼，待父子三人皆战死，合葬一处。乃木父子的事迹在日本广为传诵，不但令日本人、也使许多留学生感动。梁启超记载过一段经历：“某日上街，遇见一队即将入伍的军人昂然于街头，亲友宗族相与欢送。其中二三标帜题曰‘祈战死’。”见此情景，梁启超感动万分，矍然肃然，流连不能去。他认为日本人有日本魂，中国所最要者，是要创造中国魂[9]。当战胜俄国的消息传来，日本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在仙台这样一个小地方，人们的情绪亦达到狂热沸腾的程度。甲午战争前，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抱有倾慕的心理，战争结束后，这种心理荡然无存。当时，日本女子由于爱国心重，多不愿与中国男子结婚。日本人的这种爱国精神，既使留学生感动惊异，又使他们备受刺激。这促使他们思考：人们的精神状态、民族意识和国民性格对强盛一个国家具有怎样的作用。一个国家由于历史原因，在某些方面落后于其它国家，但这个国家的人民如果精神振作，奋发向上，团结图强，精诚一致，就有可能追赶甚至超越发展较快的国家，日本在二十世纪初的表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反之，像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尽管拥有庞大的舰队，但思想守旧落伍，将领贪生怕死，指挥无方，在战场上就只能被动挨打，招致惨败。在一般人看来，中日战争是日本打败了清政府，但日本的现实使鲁迅认识到，失败的不仅仅是清政府，而是一个整体的中国。国民若不改变其“劣根性”，将会面临再次被征服的命运。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的事变使鲁迅认识到，中国人的失败并不惟其体魄不强，缺少坚船利炮，而是受到封建主义毒害，灵魂麻木不仁，思想腐朽守旧，陷于愚昧衰败而不自知。这种精神状态的国民，体魄再强，也是砍头示众的材料，武器再精，只能做崇拜强权、欺压弱小者的奴隶。鲁迅说，“举国犹孱，授之巨兵，奚能胜任？”他后来讲得更明确，“现在的强弱之分固然在有无枪炮，但尤其是在拿枪炮的人。假使这国民是卑怯的，即纵有枪炮，也只能杀戮无枪炮者，倘敌手也有，胜败便在不可知之数了。这时候才见真强弱。”[10]鲁迅认为，要使中国真正强大，当务之急是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重新塑造。中国自强，先要使国民觉醒，为此，必须从人性和国民性的高度对中国人进行改造。１９０７年鲁迅明确指出，“人各有己，万事才能立举”。中国要“角逐列国是务，其道首立在人”。中国和欧美的差距，首先表现在人的问题的解决上。这时鲁迅非常清醒地认识到，“欧美之强，根柢在人。”人的素质的提高，人本身的强大，是国家强盛的基础。因此，“立人”，塑造新型的人才是拯救中国的根本之途。

　　“立人”主张的提出，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标志着鲁迅从科学启蒙转向文学启蒙。写出《热风》、《呐喊》、《坟》等集子的鲁迅当然与１９０２的鲁迅有联系，但显而易见，与１９０７年的鲁迅的联系更为密切。鲁迅在五四时期和２０年代运用小说为武器，对中国人的灵魂进行解剖，对由传统文化造成的国民人格的惰性给予有力针砭，这项工作向前追溯，起点应是在１９０７年，即以鲁迅在东京办《新生》、后来出版《域外小说集》始。五四期和２０年代前半期鲁迅的面貌，早在１９０７年就已初步形成。那时，鲁迅认定自己找到了一条比较切实的改造中国的道路，毅然作出决定，离开仙台医专，去东京和许寿裳等人提倡文艺运动了。正是思想上的这种变化，促使鲁迅把目光投向尼采。

　　鲁迅选择和接受尼采哲学，与他提出的“立人”任务有密切关系，尼采哲学可以在一系列方面为鲁迅的“立人”斗争服务：

　　首先，尼采哲学关注人，对人的重视形成其哲学的显著特色。尼采以绝大的气魄和咄咄逼人的个性极力鼓吹超人，这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很有吸引力。自１９０７年始，鲁迅在一系列文章中赞扬了尼采，称尼采为“个人主义至雄杰”，认为其“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表现了对超人之说的浓厚兴趣。鲁迅认为，“立人”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塑造一批“超人”。他说“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后来还说，中国“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爱国的自大’”。“‘个人的自大’，就是独异，是对庸众宣战”[11]。这种思想是与尼采相通的。在鲁迅看来，中国惟有赖这种多力善斗之士、迕万众不慑之强者，才能使纤弱颓靡大众张大人格，有所理想；惟有靠这些精神界的勇猛之士，发扬人之尊严，崇尚人之价值，“尊个性而张精神”，中国才能焕发新的生机。这种精神界的斗士——新型的天才人物，犹如一片愚昧混沌中闪烁着的智慧和光亮，是关在铁屋熟睡的人中率先起来大喊大叫的人。依靠这类超人，才能打破传统文化和社会对个人心性的束缚，在几千年陈陈相因的习惯势力中打开一条生路。鲁迅赞美超人，倡导“个人的自大”，目的就是为了向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窒息人心、禁锢人们思想活力的传统势力发起冲击，尼采的超人形象在这方面可以为鲁迅提供帮助。

　　其次，鲁迅“立人”的关键是要在精神文化领域向传统观念挑战，要用与中国“老例”全然不同的新观念启蒙群众。“立人”斗争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中国传统文化，而尼采哲学的要旨就是要对传统价值进行“重新估价”，在这方面，尼采哲学很能吸引鲁迅。在前期鲁迅眼中，尼采基本上是以反抗破坏的超人形象出现的。鲁迅说，“卢梭，斯蒂纳尔，尼采，托尔斯泰，伊卜生等辈，若用勃兰兑斯的话来说，乃是‘轨道破坏者’，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那达尔文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诸人，便都是近来偶像破坏的大人物。”[12]这种不惮一切，对旧事物勇猛反抗的偶像破坏者形象深得鲁迅青睐。

　　古往今来，鼓吹反抗破坏的哲学家绝不少见，但尼采较为特殊，在尼采眼中，困难对一个人并不总是消极的，它是价值存在的基础，是人们向上的动力，因而在人们的生存中具有合理性。由于困难的阻碍，人生需要战斗，生存才有意义。尼采说，战斗性的哲学家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我们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以对抗的人，……当一个人轻视别人的时候，他就不能向他挑战；当一个人发号施令的时候，当一个人视某些东西不如他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向他挑战。”[13]查拉图士特拉说，“你们的仇敌应当是可恨的，而不是可轻蔑的。你们应当以仇敌自豪，于是仇敌的成功也就是你们的成功。”[14]尼采的战斗方式是，他不选择、制造最有利于自己的时机展开攻击，而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才进行。尼采这样表白他的“战略”：“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我只攻击那些在我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攻击那些我必须单独攻击的东西——只攻击那些在我攻击时只连累我自己的东西。”[15]尼采如此说，亦如此做，他一无例外地批判各种人，正如有的论者所说，“保守派人士受到他革命观点的冒犯，而社会主义则受到他保守主义的冒犯。他不折不扣对一切宗教派别和阶级进行进攻，犹太人和异教徒、男人和女人、爱国者和和平主义者都受到了批判。”[16]尼采声誉鹊起，与此很有关系。他的哲学抗争呼声之猛、力量之强、气势之大，在各种哲学中是头角峥嵘的，它散发着一股强烈的战斗气息。尼采哲学中这种反抗破坏、渴求战斗的基调不仅可以为鲁迅的“立人”斗争提供依据，而且对他是一种巨大鼓舞。

　　第三、鲁迅的“立人”需要从“重精神”入手，“重精神”便要“非物质”，但２０世纪初的风气却是重视“实学”，这种对实用主义的过分强调，致使“林林众生，物欲来蔽”，造成“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性灵之光，益愈就于黯淡。“立人”斗争需要反抗这种“唯客观物质世界是趋”的风气，在这方面，鲁迅也可从尼采哲学中感受到鼓舞。尼采哲学的传播具有“抗俗”和挽救精神文化的作用。资本主义发展到１９世纪，拜金主义、物质至上风气盛行，使精神的自由和文化的发展受到无情扼杀。尼采曾指出，“由于这种非人的机械和机械主义，由于工人的‘非人格化’，由于错误的‘分工经济’，生命便成为病态的了。人类的目的，也就是文化，便看不见了。作为达到文化手段的现代科技活动，产生了野蛮化。”[17]尼采的这种批判，使许多人把他的哲学当成医治社会衰退腐败的一剂良药，不少艺术家将他视为保护人类文化的代表。勃兰兑斯等人宣扬尼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对个性的束缚，对精神文化的摧残。在鲁迅眼中，尼采哲学也具有这种“非物质”的抵抗时俗弊端的作用。

　　第四、如上所述，反抗破坏是超人的显著特征，这种反抗破坏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传统价值的重新估价上，因而超人是所谓智慧者、先觉者，也是孤独者。鲁迅“立人”斗争的目的是要“张个性”，其含义之一便是反盲从，作为一个先觉者，他必然会饱尝孤独的滋味。超人的这些特征对鲁迅早期所扮演的启蒙者的角色也是适合的，在这方面，尼采哲学亦很能引起鲁迅共鸣。

３

　　鲁迅接受尼采哲学，受其影响，这是事实。但他在接受中亦有所保留，这种态度也应引起注意。

　　譬如，前期鲁迅多次赞赏超人，尼采的超人在群众面前大都以狂人的形象出现。如查拉图士特拉经常在“市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苦口婆心地进行说教，听众惊愕地看着他，把他的演说当戏看。狂人说完，众人便一哄而散，所以超人常以狂人自况。无独有偶，鲁迅在作品中也塑造过狂人，它们尽管在一系列方面是相通的，但无可否认，二者的不同也是明显的。尼采的狂人鄙视乃至敌视贱众，是高高在上的超人，鲁迅的狂人虽对愚昧的群众“怒其不争”，有时甚至加以斥责，但却喊出“救救孩子”的呼声。

　　再者，鲁迅对尼采哲学的接受有自己的选择。像尼采哲学的主要概念“权力意志”鲁迅从不曾使用过，这不是偶然的疏忽吧。鲁迅说，“叔本华和尼采又是咒诅妇女的名人”[18]，这种观点他显然不会赞同。从影响的角度看，在鲁迅接受尼采的同时，他也同样赞扬了与尼采思想迥然不同的托尔斯泰等人。鲁迅称赞托尔斯泰的“大爱主义”，但认为它“为理想诚善，而见诸事实，乃拂戾初志远矣。”尼采的自强主张，可以弥补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的软弱。与鲁迅联系的多种思想，尼采哲学只是其中的一种，它只能在某个方面、从某个角度折射出鲁迅的影子，难以概括鲁迅的全貌。

　　此外，我们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鲁迅对尼采的态度也有某种变化。五四时期，社会上许多人认为尼采的语言晦涩，他的哲学“难懂”，前期鲁迅对此并未有什么反感，到了后期，他的态度明显不同。１９３５年，他认为高长虹等人办的《狂飙》杂志，“拟尼采样的彼此都不能解的格言式的文章，终于使周刊难以存在。”[19]同一年他还说，“我有时想到，忠厚老实的读者或研究者，遇见有两种人的文章，他会吃冤枉苦头的，一种是古里古怪的诗和尼采式的短句”[20]。前期鲁迅对尼采总的来说持赞赏的态度，后期鲁迅提到尼采时赞赏的言辞明显减少，有时还颇有微词了。

　　然而，鲁迅对尼采哲学的接受，毕竟有其意义。除了对“立人”的斗争提供帮助，尼采哲学对鲁迅的人格塑造亦起到了积极作用。鲁迅通过“立人”，期望中国出现一批精神界战士，这种精神界战士的一系列特征，在抽象的意义上，正与尼采的超人相通。实际上，超人的某些特点正构成了鲁迅“立人”的标准，这些特点在鲁迅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鲁迅前期的许多言行都能看到超人的影子。如１９２５年１月《京报副刊》登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的书目，许多名家学者，纷纷征献，鲁迅只写了这么几句话，“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中他写道，“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种回答犹如在平静的水面上激起了大波澜，莘莘学子大惑不解，一群文人更是嗡嗡然，研墨搦翰，攻击漫骂的文章似雪片飞来。鲁迅毫不退却，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唇枪舌剑地予以回击。这种形象不正与尼采在孤立的境遇中怒斥资本主义的腐朽堕落有神似之处吗？《热风》集子一出版，所表现的文笔的犀利和不媚世俗的个性，立刻使鲁迅被誉为中国的尼采。毛泽东曾形象地称鲁迅为“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这种比喻不正是超人的形象的另一种表述吗？自１９０７年起，鲁迅已经自觉地把改造中国人性、驱逐盘踞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古老鬼魂”的重担挑在肩上了，这种见解之超前、任务之艰巨，要求他付出绝大的努力。从这时起，我们看到，无论鲁迅在默默地抄写古书，还是在整理嵇康的集子；不论是他的冷峻犀利的文字还是在现实斗争中的表现，他身上嫉恶如仇的抗争品质、沉毅刚勇、坚贞不屈、喜爱悲壮、摩罗之美的战斗个性，那种尼采式的不为困难所移、甘受寂寞孤独之苦的强大意志力量，一言蔽之，他的“硬骨头”精神得到了有力表现。这一精神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身上最可贵的性格，也是鲁迅身上最富有魅力的特点之一。

鲁迅研究月刊一九九八年第十一期

注释：
[1]参见《鲁迅研究》第九期程麻《鲁迅留日时期启蒙主义思想结构》。
[2]厨川白村《西洋近代文艺思想》第９４页，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
[3]见《学生杂志》第七卷第一号雁冰文。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３１４页，商务印书馆。
[5]尼采《瞧！这个人》第１５５页，台湾志文出版社。
[6]尼采《悲剧的诞生》第５页，台湾志文出版社。
[7]李天命《存在主义概论》第４４页，台湾学生书局。
[8]《鲁迅全集》第１０卷第１５２页。
[9]见《饮冰室自由书》“祈战死”第３７－３８页。
[10]《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１００页。
[11]《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５２、３１１页。
[12]《鲁迅全集》第１卷第１９２、３３２－３３３页。
[13]尼采《瞧！这个人》第４０页，台湾志文出版社。
[14]尼采《说》第４０页，中华书局。
[15]尼采《噍！这个人》第４０页，台湾志文出版社。
[16]《近代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人名资料汇编》第１７３６页。
[17]尼采《瞧！这个人》第８９页，台湾志文出版社。
[18]《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１９９页。
[19]《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２５１页。
[20]《鲁迅全集》第６卷第２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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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铃薯

　　　　此文好似往那些以为尼采死了就可以随意轻薄尼采的浅薄者脸上唾了一口浓痰。他们再乱张嘴，浓痰就吐进他嘴里去。

sanww2000

首先感谢土豆的转贴。
我想说的是这篇文章的水平很一般，很片面。
此文说尼采的特点多从文学角度来讲，如艺术色彩，句法结构，语言，谈其思想则只提“立人”，也许该文作者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正在研究鲁迅。但如果将此文拿来叙述尼采的哲学思想，土豆你不觉的太单薄了吗？就从他提到的“立人”来说，有其当时的社会背景，我认为它是文艺复兴哲学的一个补充，而且有走极端的色彩。
西方很早就对个人主义泛滥感到了担心，并一度试图从东方的哲学中找到新的精神动力，难道我们要走同样的路？
我赞同他的酒神思想是因为在现阶段他对我们的国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整体上我是反对尼采哲学的。
尼采的思想在西方一直都没有成为主流思想，土豆你老抱着个他干什么呢？
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精英，举世皆浊，唯你独清那是你的事。
接受尼采或你的痰无所谓，但你要小心接受很多人的痰。
辱人者先自辱，哎！也许我不该和你这么计较，但我不能眼看着你毁掉。
好为人师乃吾之首恶。力诫·！

马铃薯

嗯，sanww2000同学点名要给我做文章，尼采当然不是什么完人，我看他的书不过三五本，感兴趣罢了，这个年纪，哪还有抱着什么思想不放的执着。但是，唉，偏偏是个但是，就象我跟的贴，认为可以轻薄尼采的，我就是这个态度。

你去批评尼采，好的很，一批一评有收获。但，骂尼采，嗯，另算，骂先的被辱，不知道这辱算不算自取其辱。

二楞子

没看，知道也看不明白，马铃薯真是海浩的鲁迅、真是海浩的尼采。

sanww2000

建议土豆看完《查拉图斯特拉》、《悲剧的诞生》再和我讨论尼采。

Somewhere

那个小声的说，在下上课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师说尼才叔叔不是好人，他所以疯了，后来俺就这样受了教育，但是现在看看这里的，想想和蔼老师的话让我这个小同学都分不清南北了。

duke_joe

I like more straightforward words